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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戏子无义，婊子无情，你还是好自为之！”我提醒他。
“嫖的是情，赌的是义！是灵感！哪个文坛巨匠不是他娘的风流坯子？哪部伟大的文学巨著写的不是男盗女娼？”他振振有词。
“你疯了！你就这样混下去，一点责任心都没有？”我问他。
“管他呐，过一天算一天吧。物尽其用，各取所需嘛，总比素着好，这年代，还在乎什么呀？”他一脸无赖像，“我们这一种人，本来就是毒蛇猛兽、牛鬼蛇神投胎！别总觉得自己委屈，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照你这样说，我们非做流氓不可啦？”我忧伤地不甘心地问。
“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历史选择了咱们！”王文革悲壮地说，“这流氓咱是做定啦！我现在的理想是做中国当代最出色的流氓！”他让我上床睡觉时我无论如何也不肯上那张床——我有洁癖。
“被褥也可能交叉感染——我不想得难言之病。”我起身走向那张沙发，我打算和衣而眠。“你小子假正经，她又不接客，不过陪客人唱唱歌跳跳舞谈谈心而已，充其量说她是个风尘女子。”
“简直没想到你糜烂堕落到如此地步！”我哀叹。
“你懂个鸟！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年轻不玩够，老了偷偷怄！——真精辟呀！”他嚷起来。“恶心！”我指着他骂。
“愚昧！”他跳起来嚷道，“虚伪！不可救药！你他妈简直是教育的牺牲品。”
“你他妈啥意思？”
“啥意思？让老哥来给你洗个脑。”他满嘴酒气地说，“你既是‘大我主义’的失败者，又是‘小我主义’的逃避者，一句话，你是他妈个懦夫、精神阳萎者、没有阉割的太监……”“等着，什么大我小我主义？这狗屁名词我怎么从没听说？不是那什么狗屁哲学家，饮食诈骗犯教你的吧？”我问。
“小瞧人！哥们炮制的，前段时间穷极无聊时闭门造车，写了几篇文章，一篇是《三陪女，我为你哭泣！》一篇是《从小我走向大我》，兴冲冲地送到《蒙城日报社》去，那个长着颗花岗石脑袋的总编辑在用稿意见上签了一句话：此稿一是反动，二是下流，建议作者单位对其进行必要的教育挽救！上纲上线，文革心态！就是这种左得可爱行将就木僵而不死的人掌管着高呼改革的蒙城人的观念！”王文革气咻咻地说，又习惯性地在屋里激动地窜动。
“那是机关报，不卖狗皮膏药，你该去《精神火山报》试试，那是民间社会报纸，好蒙混过关，哥们以前常在上面喷发喷发，那上面的文章听着都跟骂架似的，就怕你藏着噎着不够下流，我认识几个编辑，可以帮你说说。”
“得啦，我去过啦，正整顿呢，散伙啦！”他说。
“真的？”我大吃一惊。
“套中人！”他冷笑。
“你的文章呢，我拜读拜读。”
“擦屁股啦。”轰地一下，他颓然长倒在床上。
“给我说说。”
“免了。”
“说说，别介意——流氓说给流氓听嘛。”
“这还差不多，哪一篇？”
“小我大我。”
“好的，那我就喷发喷发。”他一骨碌爬起来，先点烟，后品茶，禅坐似盘起双腿，“口头上说，逻辑不是很严密，思路不是很清晰，随便说说吧。本人以为这个世界存在着相对的小我和大我，若小我是个体，那么大我则是团体、社会、民族、国家甚至世界。东西方文化在对待小我和大我之上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西方首先强调的是小我，东方首先强调的是大我……东方式的抑小我扬大我导致精神化空洞化说教化，千人一嘴万人一面……西方的扬小我亦扬大我反而物质化具体化现实化，善于创意勇于开拓……大我的完成有赖于小我的完成，小我的完成不妨碍大我的实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小我的完成首先是自我价值的完成，自我价值的完成首先是自我尊严的完成，自我尊严的完成首先是自我欲望、性、物质、名利等等的实现，而自我欲望的实现则必须首先是最基本的本能的满足……总之，大我的完成依赖于小我的完成，小我的完成归根结蒂要从‘性解放’、‘性自由’开始……知识分子应走在‘性自由’、‘性解放’的前列，要救人，先自救……”
“一句话，从乱搞男女关系开始！”我打断王文革滔滔不绝、唾沫乱溅的胡诌，我奚落他，“你这篇狗屁文章真该改名叫《呼吁全国人民胡搞书》，简直是一篇自供状，看来你不仅是小我主义的鼓吹者，大我主义的封杀者，还是小我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者……”
“得得，算我对牛弹琴！”他自我解嘲，又操起一个枕头猛地扔向我，“去去去，你自以为纯洁！继续做你的童子军手淫犯吧！”
“压抑啊压抑，不在压抑中勃起，就在压抑中阳萎！”我怆然感喟长嘘短叹，“苍天哪！窈窕淑女，君子何求哇！”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谁？我非强暴了她不可！”我一骨碌坐起来，奋力振臂伸向空中，声泪俱下。
“还有谁呀？灵魂工程师呗。”王文革又异常严肃地对我说，“所以我说你该去找她。”
“要去你去。”我笑，又扔给他一支烟。
“我有自知之明，你确实不知道我堕落腐化到哪种程度了，但对她我确实不忍心，给你留着，她绝对是个Virgingirl（处女）。”他说。
和多日不见的王文革混在一起，觉得话特别多，我们本来就最投机。于是我们热烈地不厌其烦地谈起舒怡，愈谈愈觉得她不错，愈谈愈觉得她真和我象那么回事，愈谈愈觉得时不待我，机会稍纵即逝。
我们谈得昏天黑地不着边际，过足了侃瘾，人也疲倦不堪。渐渐地，王文革发出了鬼哭狼嚎般的呼噜，这家伙，怎么这么快就完全变成这样一堆不齿于蒙城的狗屎人渣，生活真他妈残酷！
我的伤口开始隐隐作痛。
十一
我和糜局长的外甥女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尤其是我和刁得花的散伙比结识更具爆炸性。人们从各个方面各个原因猜测“李刁事件”的真相，各种诡秘的表情古怪的目光将我吞没了。不管我在人们心目中是个有志气的男人，还是个不时识务的蠢货，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我要倒霉了。我因此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态极有耐心，极敏锐地关注着我的状况。看来在分享他人快乐和看别人笑话之间，我们不少的同胞更加赏心悦目于后者。
首先是房子问题化为泡影，我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依然是个徒劳的梦。我局新建的宿舍楼已经峻工，糜局长许诺的三室一厅被另一个比我年龄小两三岁的门卫夺去，我质询的结果是别人是试婚夫而我是单身汉。
其次是我参加建党积极分子组织活动的权力被中止，瑶姐正式通知了我。我据理力争，谁也不能剥夺我爱党爱组织的权力！她只说了句她负责通知，其它无能为力。我被林副局长搪塞又被糜局长回避。还有公费旅游的权利，混吃混喝的权利，洗桑拿的权利，唱卡拉OK的权利，花钱不多抱着暧和的权利，一步到位的权利，打业务麻将的权利，奖金、分红、回扣……
一概被剥夺了。
最后，我仅有的权力是打开水、拖地板、擦玻璃、交信件、值夜班等差役。这份工作以前一直是雇的一名临时工干，我和刁得花散伙后第二天他就被糜局长辞退了。我从轻蔑中接过空水瓶又从污辱中送进鲜开水，我在不屑中被唤来又在渺视中被召去。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勤杂工。整个儿感觉是泥鳅掉进了面缸里――灰溜溜的。这些都让我难以忍受，但不久更大的灾祸降临在我的身上，我差点成了“李犯亚非”那种人物。
那天早上打扫完清洁后，我腰酸背痛直冒虚汗，我沏好一杯茶枯坐，缓过气来后找起一份《参考消息》消遣时光。突然瑶姐大叫起来：“哎呀糟了！香烟丢了五条，三条玉溪两条红塔山！谁看见了？”
众人大惊，都摇头，有的翻报纸抖动，有的朝桌下望。
“钥匙是你在保管，怎么会呢？”老袁问。
“昨天下午忘了带了，”她一边翻箱倒柜一边说，忽然她又高了八度地尖叫，“天哪，还掉了两份省上传真过来的文件！”
“昨天是谁走最后的？”她转身问。
“是，是我，”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我没看见。”
“是吗？”她有些阴阳怪气地看着我说，“那是两份机密文件，丢了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小李，你再仔细回忆一下，是不是不留心带走了报纸，文件当时我夹在报纸中，还没来得及往柜里放。“
我更加慌张了：“怎么会呢？我要那文件做什么？我也很少吸烟，这你知道。”
“文件对你不重要但对局里很重要，香烟都是次要的。”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不得了，我们局里可能出了间谍。”我一摊手一耸肩。
“反正只有你进去过，反正……”她唠唠叨叨，咋咋哇哇。
“瑶姐，你的意思就是我偷了文件和香烟？请你说请楚！”我质问她。
“我又没有明说就是你偷的，你心虚什么？人正不怕影子歪嘛。”她居然这样说。
我忍无可忍，猛地站起来说：“我心虚？我心虚什么？我从小长大没拿过人家一针一线！我倒要问你，为啥迟不丢早不去，你一管钥匙就丢？我看是小偷做保管——兼守自盗，贼喊捉贼！你还是先怀疑你自己吧！居然怀疑起我来了，他妈的×！”
她的脸如刚一触到针尖的屁股一样猛地一缩，刹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才在她的办公桌前喋喋不休地絮叨起来：“……谁吃多了撑着没事干，连文件都要偷，要是见了钱呀，就要去抢了，简直是见鬼了！……中国人的素质就是低！……”
众人都极有兴致地坐山观虎斗。我想说多了反而此地无银三百两，就索性继续埋头看报纸喝茶哼歌曲，不再理她。整天办公室的气氛不对劲。瑶姐把桌上的东西摔得啪啪直响，我便报以干瘪渗人的冷笑。
我再次成为嫌疑犯仅仅在一周之后，这次被盗的是传真机上的电话手机。一切都似乎事出有因，有所预谋，更具针对性。本来上次丢失香烟和文件之后我就十分注意自己的行踪，尽量不要单独呆在办公室，一到下班时间就赶紧溜之大吉。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这么快就又被诱入彀中。
那个周末收到寄自澳大利亚悉尼的来信，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我以为郑钱那小子早忘了我。他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装笔挺神龙活现。相片的背景就是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它既象几片巨大的白色花瓣又象几个重叠在一起的庞大贝壳，在碧海蓝天中斜展开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娶了那个悉尼洋妞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澳籍。他经营了一家中国工艺品商店，专营一些唐三彩、景泰蓝、瓷器、刺绣、纸扇、文房四宝，以及一些没有名气但是足以诓住老外的中国准画家、准书法家、准诗人的作品。生意不错。他拥有一个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所拥有的汽车、洋房、保姆等一切物质生活条件。这个家伙已经做了父亲，他的漂亮的混血儿的裸照就在我手上——他计划生一圈！我感到人生真是无常，人的命运真是无法捉摸。我给他写了封中英文混杂的长信描述我的一切，不知不觉进入了写作状态，忘记了正常的下班时间，直到暮色茫茫，光线昏暗得无法再辩认字迹才醒悟过来。我拉亮灯，草草结束，还作了些修饰。
星期一早上，照例是瑶姐尖叫传真机上的手机不见了。谁都知道，那个手机接上一根电话线头就立即成为一个袖珍电话，这种袖珍电话最适用于家庭，和电话线串起来放在床头上可以免去许多麻烦。瑶姐是在发一个传真文件的时候发现这个案件的。
办公室照例是一片惊慌，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表示着自己的清白。糜局长闻讯过来，他不问青红皂白地大发雷霆。
“你们办公室是干什么吃的？一会儿这不见了，一会儿那又不见了！上次丢的东西现在都还没有查出来，这才几天！简直是一群蠢货！一群猪！”他骂完气呼呼地走了。
每个人都大气不敢出，面面相觑噤若寒蝉，直到糜局长走之后才嘁嘁喳喳起来。
“前几天都还在，林副局长还在上面接过传真文件，是不是呀林副局长？”瑶姐问。
“是呀，那天都还在，这几天下班是谁走最后的？”林局长问。
谁也说不清几天前是谁下班走最后的，但是前天下午我给一个外国朋友写信却是人所众知的事，因为我用英语写信引起他们的围观和赞叹，他们也知道下班后我仍未完成。
“是我。我，我没注意。”我嗫嚅道。大家都转而看我，瞬间我又成了焦点人物，就象一个裸体模特画挂在众目睽睽的大街上，每个人的眼中都有一种各具特色不可理喻的神色。我刹时窘迫起来，感到比做了贼还难受，再看看每个人质询的目光，他们似乎都在等待我再说点什么。我考虑片刻，索性勇敢地迎接了他们的目光，笑嘻嘻地说：
“同志们，别用公安干警、武警战士的那种目光看着我，那是对待阶级敌人的，我享受不起。
“
“没那么严重吧？”林副局长也笑了。
“可是就有人要设置陷井让自己的同志去踩，非要把这人民内部矛盾往那敌我矛盾上引，非要将同志的名字往布告上印，非要置同志于死地而后快，文革心态多阴险呀！”我大发感慨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嘛？”瑶姐不满地问。
“没什么。不过我倒有个办法。”我说。
“什么办法？丢都丢了。”林副局长说。
“短短几天就发生好几起严重的被窃案，而且看起来都好象与我有关，我就这么不清不白？我有权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诸位不反对的话，我想报警。”我说完见众人大惊，嘁嘁喳喳议论纷纷，不反对也不支持。
“有这个必要呀？”林局长不以为然地问，“丢都丢了，算啦。以后注意点就行了。”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对在座的每个人，尤其对我都很重要。谁愿意受这种不白之冤呀？谁没有一点自尊心？狗憋急了要跳墙，兔子憋急了还要咬人。就是最没有人味，奴性十足的太监奴才，你憋急了他都还要呐喊一声把根留住呢！为了国家的财产和机密，也有必要查出这个内奸。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敌人怎么能混在自己人当中呢？此贼不除，说不定还会出事，到时我们脑袋掉了都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不行！非得把这家伙揪出来！你说呢瑶姐？看把你急的！”我毫不示弱。
说完我看了一眼尴尬的瑶姐就拿起了电话，我拨通了匪警电话110。我报告了我局近几日内连续发生了几次失窃案，尤其是两份重要文件失窃，关系到国家机密。回话者不敢懈怠，异常严肃询问了我局地址和我的姓名，因为马上就下班了，他要求我们保护好现场，他们下午两点就到。
我坐在桌前留意了每个人的神情，都极力地在尴尬中展示着坦然，那表情，活象一个面瘫患者在表达意见一样滑稽。空气却凝固了似的。我一阵惬意，唱起了歌曲《别来纠缠我》“……你别来纠缠我，别来污辱我，这是新的中国，你不要再害我……”
下午两点刚过，果然一辆警车就呼啸着开进了我局大院，两位公安从车中出来，阴沉着脸上了楼。局里顿时人声鼎沸，一片慌乱，人们逮谁问谁：“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我和保卫科长接待了他们两个，泡了两杯茶，他们不喝，立即开始勘察现场。他们先拍几张照片，又戴上雪白的手套到处磨磨蹭蹭，用高倍放大镜小心翼翼地寻找蛛丝蚂迹，他们还打开窗户察看窗台外墙，最后又坐下来详细地了解了失窃经过，录了好几个人的口供反复研究。不久糜局长把他们两个径自请到局长办公室去了。约摸过了半个小时，我被召到糜局长办公室，我进去后看见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两个局长和两个公安正在说笑话。
“糜局长，林局长，你们找我？”我尽量显得不亢不卑。
“李亚非，你在胡闹什么？添什么乱？太不象话！”我从未见过糜局长对我如此大动肝火，林局长的脸上也冷若冰霜。两个公安不屑地打量我，不理睬我。
“局长，我……我有难处。”我嗫嚅着申辩道。
“难处？什么难处？有谁说是你李亚非偷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