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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死任务，完成也得完成，不能完成也得完成，哪怕是扣工资！”那娘们说，语气相当生硬。
“我们连工资都发不起了，你找我们要，我们又找谁要？我们又不是银行，十万元，天文数字！”我顶撞起来，“简直是活抢人！还要不要我们活了？”
胖子更加生气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冲我说：“小同志，你这话就不对了，这是市里的意思，又不是我找你要钱，再说又不是要你私人的钱！”
“市里！市里！市里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一下火了，“现在是市场经济，凭什么对我们指手划脚，拿不出钱来叫我们去抢？”
“市里管不了你们局？”胖子发怒了，“我还没见过你这种人！”
“这不是谁管谁的问题！”我得理不饶人。
两人气坏了。那女人在胖子耳朵上嘀咕了一句，胖子先把我上下审视了一翻，又气呼呼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要注销我的城市户口呀？到公安局去查嘛！”我更火了。
老牛见事情要闹大了，就笑嘻嘻地说：“我们都是丘八，何必为公家的事闹成这样呢？这样吧，你们两位把文件留下，领导一回来，我们一定转交，你们看好不好？”
两人见有个软着陆的机会，也就平和了点说：“老同志说话还入耳，这么大的事情，谁耽搁了也扛不起。这两份文件现在就交给你，我们走了。”
他们转身离开时，那个胖子扭头狠狠盯了我一眼。老牛把他们送出门外，一转身就“呸”的一声骂道：“不就一个破公务员嘛，拿起鸡毛就当令箭！奴才！”
一时心情被搅乱，我们就放下毛笔坐下来喝茶聊天。忽然老牛问我：“小李呀，我观察了一段时间，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呀？”
“反应，什么反应？”我吃惊地问。
“你这小伙子，明人不说暗话。别说到时我没有提醒你呀，你不见别人整天在忙么？”他又拍拍我的手，“别把自己搞被动了，把事情搞糟了，你不比我，我老啦，无所谓，你还年轻，应该有所作为。”
“别开我的玩笑了老牛。”我谦虚地说，“我只想把毛笔字练好，全靠你指点了。你常说的那句话很有道理，该你的躲也躲不掉，不该你的，抢也抢不来，就象你当年的那顶右派帽子。一切都是命定的，我信奉宿命、无为的观点。人不要患得患失，要学会知足常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点我非常羡慕你的。哎，老牛，我发觉呀，恐怕写毛笔字、画画和练气功的高妙之处还在于和现实的某种妥协和规避吧，你看，官场失意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练一手好毛笔字。”
“你说的那是调研员——你骂我呐！”老牛孩子般笑起来。
三
老实说，尽管我从本能到理性均对东方式的“官本位”和“权力崇拜”思想充满厌恶甚至仇视，这种延续几千年至今仍主宰着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的封建思想早就成了人格奴性的渊薮、阴谋诡计的温床以及民主和自由的天敌，但这个主任的职位对于我而言，并非没有一点吸引力——这正如用一根骨头引诱一条狗和用一根骨头引诱一群狗效果迥然不同一样，谁也不愿意因抢不到骨头而冒低能的嫌疑，何况我也不是傻子。尽管我的脑子里装了不下一万个英语词汇而我的骨子里依然是个十足的中国胚子。中国人嘛，几千年的斗争史、贫困史使我们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善于争斗的细胞，槽中无食猪拱猪嘛！连伟人都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几十亿人不斗行吗？联合国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一个斗争的舞台嘛。即使一个白痴也明白权力对于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而且凭心而论，对于这个职位，我还有一种当仁不让甚至唯我其谁的优越感呢！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心怀鬼胎卑鄙无耻，――做人嘛！
但我还是敏锐地预感到危机四伏。我的最大劣势在于我涉世未深，少不更事，所有的外交知识和斗争经验均为书本上的间接经验；而且我那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父亲的北方汉子血液流进我的血管，使我控制不了口无遮拦的嘴。我过于直爽过于显露锋芒，这种连我自己也憎恶却挥之不去的德性，在和更善于搞权益之计的机关人相处时常常显出稚嫩和被动，祸从口出嘛！
我除了从书上获取知识以外别无他途，于是下班回家后，我从书柜里层翻出两本旷古绝今之书，这两本书以前囫囵吞枣，从未仔细看过。一本是马基雅弗利的《霸书》（又译作《君主论》），一本是李宗吾的《厚黑学》，中外合壁，各有千秋。每逢下班后，我便闭门不出，反复研究，仔细领会。马基雅弗利的理论核心是“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为人本性上是自私的，忘恩负义的，易变的，奸诈的和贪得无厌的，故而在关键时刻，就不应考虑正义与不义，仁慈与残忍，可嘉还是可耻，一切考虑都应放置一边，唯一的目的就是成功与否。他还说，慷慨不如吝啬好，大度不如小气好，因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势利的；仁慈不如施威好，因为人在本质上是凶恶暴戾的，让人记住你敬畏你的最好方式不是给他一粒糖果而是一记拳头；杀人之父比夺人财产好，因为人们总是轻易忘掉他们父亲的死却极难忘记他们财产的损失；守信不如失信好，因为人本来就是言而无信的，别人不守信，你守信反而对自己不利……李宗吾在《黑厚学》中也宣称，古今中外，凡大雄大奸，帝王将相，无不脸厚莫不心黑，以此欺名盗世！刘备凭脸厚哭出了江山，曹操凭心黑盗得了社稷，刘邦朱元璋更是既脸厚又心黑……一方面虽然我有茅塞顿开拨云见日拍案叫绝之感，一方面却对这两位深谙权术之道的高手自身的命运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但没有运用自己的理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反而悲惨之极：老马虽一度附炎趋势，地位显赫，却不料聪明过头地参与反复辟斗争而锒铛入狱，四度受刑罚，出狱后被逐出佛罗伦萨，隐居于自己荒芜的庄园，郁郁寡欢，没落而死。李宗吾也在贫困潦倒中凄凉地死去。
看来读书人至多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附庸阶层，至多成为一个阴谋的鼓吹者却永远无法成为阴谋的实践者。教育本身使人思想进化充满智慧也使人胆小怕事意志懦弱。所谓秀才做事，三天不成是也。读书人除了具有一切常人的劣根性之外还或多或少地有点心理洁癖、自恋狂和女性化，加之经济不能独立，注定成不了大事，充其量成为一个幸运的幕僚或倒霉的教唆犯乃至“自绝于人民”的“死有余辜”的替罪羊——中国自屈原起的几千年历史早已将此规律反反复复地演绎论证了无数遍。读书人终其一生都在做着一个“择明君而侍之”的痴心梦想，纵然鞠躬尽瘁，肝脑涂地仍被视为异类贰臣，却依然痴心不改，在我看来，与其称其为执着不如称之为犯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婢情结。
那天晚上我正伏案奋笔疾书《论〈厚黑学〉在当代条件下向实践的转化》，忽然有个哥们来找我，他是我的中学同学王文革，稀饭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市里一个清闲的机关里混，多日不见了。
“嗬！啧啧啧！你他妈的居然还有闲心闭门读这种书写这种文章，难怪整天见不到你，又一个野心家诞生了！你想当康生呢还是当林彪？”他翻了一下书的封面，又抢过我的论文，惊叹道：“你他妈想升官都走火入魔了！不过，唐朝赵蕤的《反经》和清朝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比《厚黑学》实用得多，我有两本要不要借给你研究研究呀？”
“有何高明之处？”我问。
“那可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和谋略家藏而不露，秘而不宣，读而不传，用而不言的一本政治教科书！集阴谋之大臣，执诡计之牛耳。你那两本书只是小儿科……我建议你好好研究研究。
“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只是看着解闷嘛。”我有点不好意思，又把话题岔开，“你找我有什么事？”
“什么事？别里科夫！你他妈的什么事都不知道呀？”他嘲笑我。
“我这段时间只关心波黑局势和日里诺夫斯基的动向——那是俄罗斯政坛的一颗新星。”我笑，“到底什么事？哦，你想有个家了是吧？她是谁？”
“胡说！我倒想有个家了可家里不要我了，我被赶出家门了。”他似笑非笑，“现在我无家可归了。”
“怎么了？老头子看你不顺眼了？你那种好吃懒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迟早都会有这一天，我早就料到了，活该！”我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我不开玩笑！我辞职了！上个月底办的手续，没跟家里商量。”他神情异常严肃，我这才相信他的话，那小子真的有那种豪气。他那当翻砂工的老子绝对干得出赶他出家门这事，这点我知道。
“你疯啦？为什么？这么多的哥们都指望你来提拔呢？你呀你？”我气得抓住他双肩使轻摇，“到底为什么？”
“也不为什么，就是看不惯，一副副阿Q的嘴脸，却要摆出一副贵族的神情，我受不了！解放才多少年？改革开放才多少年？中国哪里去找他妈的贵族呀？国家居然要把这种人养起来！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整天胡侃瞎吹，不谋事光谋人……”他气咻咻地骂道。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我着急地问。
“社会活动家。先调查一下市场再说。赵卫彪和贾卫东都停薪留职了，革命不彻底！没种！他们合伙开了家火锅店，明天正式开张，今晚上招待哥们，我是专门来通知你的。”他说。
“赵卫彪不教书啦？贾特派也不搞统战了？你们都疯啦！”我惊呼。这两人都是我高中同班同学，公认的一对才子。赵卫彪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离城几百里，不通电、吃水靠人背，九月份就下雪的高海拔山区。我去过那里，那里的山民以土豆、玉米为主食，高山气候使每个人脸上都有一块类似藏民的，妙不可言的“高原红”。我去之前赵卫彪让我带点大米，带支猎枪，我的新鲜感仅仅维持了三天。他的学校在一处野山旮旯深处，夜晚我和他几次在睡梦中被门外流连的狼和野猪惊醒，那种饥饿中的嗥叫让我毛骨悚然，我的那支小口径猎枪对他们而言无异于搔痒挠子。第五天就下山返城了。贾特派叫贾卫东，据说大学一年级就秘密入了党，但他自己一直否认自己是中共党员，毕业后被组织派到一民主党派搞联络工作，整天和一帮六七十岁的知识精英、社会贤达混在一起。我们都叫他“贾特派”、“间谍”或者“特务”。去年他和赵卫彪联名发表了两本诗集《我的出生是个事故》、《不要污染我的眼睛》，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稿费挣了好几千。没想到两个家伙又合伙开火锅店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看来我真成别里科夫了。
王文革趁我不备，把《厚黑学》一下扔到床底下就拉着我出了门。
夜幕中的虹红灯交相闪烁，把不大不小的蒙城掩映在一片扑朔迷离的光茫中，显得极富诱惑力和现代感，刻意炮制出虚伪的繁荣。近年来，红色夏利的士多起来，满街招徕生意，但更多的是脚蹬式人力三轮车——多如蝗虫的，无孔不入的黄色三轮车。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骆驼祥子”在奔跑，堪称蒙城一景。我们属于只能坐“祥子号”的消费者。王文革做了个标准的打的手势，吆喝一声“祥子！”瞬间便有几辆刹在面前。我们经过十字路口，钟鼓楼，转弯到了建设路口，然后步行沿凤凰山斜坡向上走，路过一家杂货店时，我和王文革各买了一串鞭炮。不久，王文革指着一处格外明亮的灯箱和满天星说：“你看，就在那里。”我抬头拿眼一望，远远地就看见灯箱上写着“闲人火锅厅”。
我们有些纳闷地走过去，瞬间有一股浓重的火锅味窜入我的鼻腔，立即鼻腔发痒，舌苔沁出了浓厚的绵长的唾液。我们好奇地走过去，看见近二十平方米的门面里排列着四张火锅桌，三面墙上装着镜子，使空间似乎更宽敞更明亮。另一面墙上是一副玻璃晶体画，画面上是碧绿金黄的蔬菜瓜果，褐色的鲜肉鲜鱼，并有一瓶欲倒不倒的洋酒瓶，瓶子形状怪诞，瓶口有腥红的、粘稠感极强的细流向下注入几只高脚杯中的一只，令人馋涎欲滴食欲顿生。屋顶是一片浓浓的绿叶，点缀着许多葡萄、黄瓜、西红柿、香蕉之类的东西，虽然所有东西都是塑料制品，其逼真性仍令人觉得置身于乡村果园或森林。餐厅装饰得很别致，很有情调，但并不豪华，墙角有一部彩电，厅中空无一人，只听得厅后厨房中乒乓作响，我和王文革循声而入，见贾卫东一人正在煎火锅底料。诱人的味道就是从这里飘散出来的。
“嗬，公家人来了！”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继续忙他的活，他正在往火锅里加佐料，他又笑我，“日子得意不？现在是科长还是主任？妇（副）科病好了没有？”
“妇科病都没有混上，乡排级，不好意思，老样子，吃了上顿愁下顿。”我给他发“圣火”烟，他瞥了一眼，一把将烟扔到窗外，毫不掩饰地嘲笑：“我就知道你过得潦草得很。来来来，还是抽我的吧。”
我接过一包“红塔山”，有些面红，我怕他再奚落我忙把语题岔开：“其余的人呢？”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他又指着壁厨中的一只佐料瓶对我说：“快帮我把那瓶子拿过来一下。”
我拿过佐料瓶，见里面是胡椒面，记得他刚才已经放了胡椒粒子就提醒他：“你刚才已经放了胡椒，怎么还要放呀？”
“胡椒！这是什么你知道吗？”贾卫东朝屋外瞅了一眼，一边诡秘地说，一边揭开盖子朝锅里撒了一把，又谨慎地将瓶子藏在僻静处。瞬间，一种强烈的妙不可言的味道升腾起来，我刹时有一种半醉半醒飘飘欲仙的感觉，觉得唾液和鼻涕就要流出来。蒙城中许多火锅店都有这种味儿。
“是罂栗壳！”王文革惊叫，“你小子够黑的！”
“别嚷嚷！”贾卫东忙制止，忽而又释然地说，“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有几家不是这样？”
“这是变相贩毒，要犯法的。”我紧张地说。
“你不懂。罂栗果实才是毒，壳子毒性很小，不会害人的，它还是一味中药哩，只是让人们对火锅越来越着迷而已。”贾卫东解释，“不过这东西也是禁止使用的，使用过量也会中毒上瘾的，只是禁不住而已。客人喜欢嘛！”
“哪里来的这玩意？”我惊喜地问。
“送货上门，中药店也有，一般开不出来太多。”他说，“有时风声紧了或者缺货了就放头痛粉，头痛粉里也有少许鸦片”。
“你小子还挺内行的，说谁教唆的？”王文革说。
“我几个亲戚都是开火锅厅的。”贾卫东一边说一边将煎好的火锅料往一个大盆子里舀。
我们三人七手八脚地摆好油碟、筷子、盐和味精，点燃微火，先泡了两三杯茶一边喝一边等其余的人来。大约十多分钟后赵卫彪领着一伙人鱼贯而入，接着是不拿刀的强盗——律师叶小林，他在蒙城律师界小有名气，第三个是我们原来班上的班花舒怡，她在一所中学里教音乐课，最后一个是不拿枪的警察——城市纠察陈光伟，他穿着几不像的乌黑制服，乍一看以为汪精卫的部队到了。在蒙城，穿这种制服的人权利很大，从市容到交通到环卫到治安，鸡毛蒜皮，无所不管，被广大市民戏称为“黑猫警长”。大家一进门就嘻嘻哈哈地寒暄，气氛活跃起来。赵卫彪对贾卫东说：“白成富没找到，听他老爹讲他到省城出差了。”
“你怎么不教书了？太不负责了。”我把赵卫彪拉过一旁问。其余人等各就各位。
“没法活了，逼良为娼呀。”他悲壮地说，“我教书的那个地方，你也去过，鬼都找不到，我去年的工资现在都没发，民办教师就更惨了，本来工资低得可怜，农活耽搁了，又拖儿带母的，还有拖两三年的，惨哪！我们的校长饿得象只猴子似的，却还在大会上说反腐败要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邪乎不？腐败！我们那儿压根就没有这个词！我终于明白全社会为什么就只有教师的工资会被拖欠，农民被打白条。军饷去试试，干部的薪水去试试？我对校长说，你们没钱给我，我自己去挣钱总可以吧。加之其他人都起哄，要搞勤工俭学，按时兑现工资，否则要罢课。反正学生跑得差不多了，教师过剩了，我就出来了，反正迟早得下山，三年也不算短，对得起国家了。”
“连最重义轻利，视金钱为粪土的诗人都下海了，悲剧呀！”我一边给他加味精蒜泥一边感叹，他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