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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经过了两天两夜。土匪在刁翎外围和镇上的每一条街道上都架起了日式山炮和平射炮，炮弹发出嘶裂的尖叫声从发红的炮管中飞出，在冻结得十分平整的黑土地上升起一朵又一朵毒蕈一般的蘑菇云，机枪像是犯了顽固性哮喘的老妇人，整日整夜咯个不停，每一座青砖黑瓦的房屋都成了掘开了的坟墓，一个劲地往外冒着乌烟瘴气，土匪们光着膀子，不断地调换着被打烫了的武器，就像调换着被他们玩腻了的女人一样，打累了，他们就放下枪支，到一边去勺一瓢烈酒来喝，再把一大块卤马肉填进嘴里生嚼着，他们从这条街蹿到那条街，从这栋房子蹿到那栋房子，从屯里蹿到屯外，像三月间发情时的黑色兔子，快乐而又激动，枪炮声和死神的关照对他们这些孽种来说就像游戏时的伴奏那么妙不可言。
关山林的独立旅是从西北的达连河攻进去的。关山林光着脑袋，头上袅袅地冒着大股大股的青烟。他的旅指挥部紧紧跟在担任主攻的二团之后，关山林的胶底鞋能踢到最后一个主攻团战士的屁股。关山林就那么大步前行，踢着一个又一个战士的屁股，把他们用力踢到毒蘑菇的风源和蛇信子的石巢前去，让他们去砍毒蘑菇的根部和掐蛇脖子的七寸处。子弹泼豆似的飞来，每一粒都有可能在芸芸众生中凭添一座新的坟墓，使更多人的命运得以改变，或孤儿，或寡母，或未亡人，关山林却看也不看他们一眼。炮弹一颗颗在完全无法预测的地方爆炸，将泥土砖块和人的肢体像七月麦收时节扬土尘一般扬向天空，然后落下，关山林就像一块打麦场，浑身上下都落满了泥土和人肉做成的麦粒，这使得他呼吸困难，忍不住大声地咳嗽起来。邵越提着一支苏式格兆龙冲锋枪，躬着身紧张不安地在关山林身边蹿来蹿去，扫视着可能随时出现的狙击手或者冷弹，每一次炮弹落下时的呼啸，都使他热情漾溢地扑到关山林身上，用身体去掩盖他，即便关山林叱骂不休，他仍是热情不减。靳忠人一手提着他的马步枪，一手牵着关山林的那匹枣红马，一步不落地跟在关山林身后，随时准备把马缰绳递给关山林，让他飞身上马，直冲敌阵。枣红马目光炯炯，四蹄如槌，在枪林弹雨中兴奋地打着响嚏，如丝的马鬃在火浪之中飘展如旗，猎猎作响。
金可随着担任预备队的三团跟在后面。金可对三团团长说，老虎又疯了。
疯了的关山林在第二天傍晚时分把最后一伙土匪压制到兴隆镇十字街头一栋大院里。那个时候，刁翎的街道上躺着七干余名土匪的尸首，那些尸首千疮百孔，肚子上冒着黄色的油，身上缠着的子弹袋还在僻里啪啦地爆响，负了伤的惊马从街上狂奔而过，把他们早已没了知觉的光脑袋踏得熟瓜四裂模糊难辨。那个时候，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正带着不足四十人逃离战火硝烟中的刁翎，而让最后一股土匪守在十字街头的那栋院子里，做他们逃遁的肉票。
十字街头的那栋院子，过去是一家烟馆，整日吞云吐雾、鸳鸯颠倒、凤凰扑跌，如今它仍然烟雾不绝，只是黑膏的香味换作了火药的呛人味。院子里聚集的最后一股土匪差不多全是土匪中的里外四梁，这些人中间的炮头个个是神枪手，平日练就了一手一里地外打酱杆儿，甩手打空中过鸟的本事，说打鸟头不打乌脖子，若打小家雀，打花达了不算，要留整尸。除了这个，还得有十步装枪两腿填弹的绝活，所谓一步装枪，就是把手枪拆成一大堆零件，兜在衣大襟里坐在炕上，一声令下，要从炕上跳下，边走边装，走到院子门口，就得勾火打响；所谓两腿填弹，就是手使双枪，轮流射击，用腿弯处压子弹，要求枪声不绝，弹无虚发。有了这身本事，炮头们愁的不是打仗，而是仗打小了，人肉靶子不够分的。十字街头的最后战斗被争先恐后的炮头们操纵在手中，他们用护套保护着子弹袋不让被流弹打轰了，从墙眼里、窗户扇里、墙头上一边吐着烟圈一边拿威似的抠动枪机，幸灾乐祸地看着冲过来的民主联军战士一个个倒在街心处。
疯了的关山林在两次攻击均失利的情况下也拿了土匪们一把。他叫通讯参谋调来一辆坦克、两门山炮，向院内轰击。头一炮把院子里的一排酱缸炸得粉碎，酱霉和酱蛆糊了附近的炮头们一脸，硝火浓烈的空气中立刻充满了大豆尸体的香味。第二发炮弹落在院子西胡同的鸡架上，崩死一窝鸡崽子，糊上了鸡屎的羽毛满天飞，落下来沾在炮头们身上，让这些英雄好汉们全都变成了奇形怪状小丑式的土著野人。第三发炮弹在院子东侧马圈里的罗花木上爆炸，面目可憎的马头飞起来砸在一个惊慌失措的炮头身上，把那个炮头从正房一直砸到了西厢房的炕头上。第四发炮弹是坦克打出来的，那炮是平射的，炮弹直截了当飞进大门，在影墙上开花，将影墙两侧和东西胡同里藏身的炮头们炸了个血肉模糊。院子里燃起了大火，火高数文，窗户纸全都震裂了，炮头们这才发现自己的一身本事，那些百步穿杨、十步装枪、两腿填弹、枪打过头鸟全都是狗屁，在坦克炮和山炮火药的巨大的威力下，他们半生练下的技艺和胆略连一粒小小的灰尘也不是。他们无计可施，无路可逃，他们像握着柴禾棍一样地握着他们心爱的长短枪，站在那里，望天长叹。
关山林站在炮群后面，双手叉腰，指着那栋十字街心正在冲天烈火中坍塌的院子吼道：打！打它狗日的！
那栋青砖黑瓦的大烟馆在关山林的吼声中连同它昔日说不尽的风流史一块儿消失了，那些英雄半世造孽半世的炮头连同他们的刀枪战马一块儿像一群火中虱子一样消失了。
3 远藤熏一老师
乌云在那段日子里非常愉快地学习和生活着。
在药科专门学校里，乌云被分在第三班。班上的学员五花八样，有中学毕业后考进来的，有地方政府送来的，也有和乌云一样从部队进来的，甚至还有两个教堂里来的修女。这所学校很有些历史，早年是一个德国传教士开办的，校址在奉天，庚子赔款后政府拨银将学校扩大了，附设了一家医院，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后，学校被迁到牡丹江，学校的老师除了少数几个留下来的德国人和白俄，大部分是日本侨民，后来共产党又接收了这所学校，老师没变，课程没变，只是学校的归属变了。
乌云学的是药剂，开了好几门课，有药理学、药物学、药剂学、解剖学、外科学、内科学，还有拉丁文。功课很多，每天都有好几堂课。讲课的老师大多是外国人，不过他们都在中国生活过多年，都是中国通，中国话说起来很麻溜，听起来一点儿不犯难。乌云只读过三年书，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天性聪慧，灵气过人，一边抽空补习文化，一边跟学校的课，很快的，她就跟上了班里的进度。说来也怪，那些生涩枯燥的药理学、药物学和古里古怪的拉丁文到了乌云这里全成了生动可爱的小生命，和乌云交上了朋友，乌云完全被它们迷住了，她整天沉醉在课堂上和书本中，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好学生。实际上，乌云确实是好学生，在班上，她的学习成绩一直是最好的，每一门功课的老师都十分欣赏她，除此之外，她还是班上的文娱骨干。乌云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她一开口，连百灵鸟都会羞得把头埋到翅膀底下，她唱的蒙古牧歌，甜美中带着一丝野性，辽远而豁畅，让人陶醉。她还会唱二人转，边唱边舞，一方手帕丢得滴溜溜地飞，舞姿活泼俏皮、玲珑可爱，班上和学校里搞活动，乌云的牧歌和二人转是保留节目，每场必上，而且场场都要获得满场的掌声。有一次，省里欢送土改工作队下乡，搞了一场大型汇演，药科学校拿出了这两个节目，省委书记张闻天在台下看过乌云的演出，转过身来对身边的秘书说，这个小丫头是哪儿的？跳的不错嘛，我看嗓子也不比鲁艺的演员差，去了解了解，把她弄到省里来。秘书当场找到学校校长，秘书说，刚才你们学校唱蒙古曲子的那位同学叫什么名字？我们张省长说了，要调她去省里工作。校长为难地说，这件事，恐怕不行呀，那位同学叫乌云，她是军区独立旅的战士，调动的事我们做不了主。秘书回去向张闻天汇报。张闻天那个时候正兼着军区政治委员的职务，一听说乌云是军区独立旅的人，笑道，是关老虎的兵呀，一家人嘛，这么说就行了。
乌云在学校里开始有了朋友。和她最要好的两个都是她一个班的，一个叫白淑芬，是省直机关的，比乌云大两岁，人泼辣直率，胖胖的，爱吃零食。那个时候实行供给制，没有薪水，白淑芬馋糖葫芦和脆枣吃，把一点儿菜金全换了零嘴吃了。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谈理想，白淑芬就说，她最大的理想就是到奉天城里去美美地吃一顿各种美味小吃。乌云笑她，说，你都这么胖了，还吃，你也不怕吃成肥婆，将来说不到婆家呀。白淑芬认真地说，我爷爷瘦，我爸也瘦，翻身了，解放了，你叫我还长这么瘦，那还干什么共产主义呀。乌云听她这么为自己狡辩，也不和她争，只是捂着嘴笑。乌云的另一个好朋友叫德米，德米也是部队上送来学习的，她是蒙古骑兵师的卫生员。德米也是蒙族人，但她的父亲是，母亲不是，母亲是一位贵族白俄女子。德米出生于蒙古腾格达家族，她的父亲是腾格达家族的一位王爷，早年被送到英国读书，后来回到上海，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奉命回到家乡组建蒙古骑兵部队。德米的父母亲是在英国认识并结婚的，生下了德米，把她带回了中国。德米的母亲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痨，当时没条件医治，死了，父亲便一直把德米带在身边。德米长得很漂亮，高高的个子，白皮肤，蓝眼睛，会弹六弦琴，唱俄罗斯民歌。德米很郁忧，不爱说话，常常在晚上一个人唱一首名叫《你好，妈妈》的俄罗斯民歌。
你好，妈妈！
我又梦见了你的歌声。
你好，妈妈！
你的温情似溪水明静。
世界灿烂辉煌不是由于阳光，
大地到处沐浴着你的善良。
你耗费了你的精力，
汇入我的生命。
你衰老了，
你的年华化为我的年龄。
不说你有多大年纪，
在我眼里你永远年轻。
世界上好人真不少，
诚挚的人真不少，
但仍然是我的妈妈最好。
你好，妈妈！妈妈！德米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漂亮的蓝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伤，乌云觉得这个时候德米是最美的，她很喜欢德米，她觉得像德米这样父母亲都出生于显赫家族，自己却一点儿小姐的架子也没有，真是难得的很。
乌云、白淑芬、德米，三个人好似一个人，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朝夕相处，互相关心和砥砺。那时学校里有党团组织，乌云和德米都不是党团员，只有白淑芬是党员，还是学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副书记。白淑芬对两个好朋友自然十分关心，经常以组织的名义找乌云和德米谈话，介绍她们读一些政治书籍，带着她们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乌云学习上进步很快，又能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那年八月份的时候，她就在白淑芬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入团那天，乌云高兴极了，当她站在团旗和马恩列斯毛朱像前举起右手宣誓时，她激动得泪水都流了出来。宣完誓，第一次过组织生活，大家七嘴八舌，都说乌云到学校里来后进步很快，能虚心学习，能团结同学，能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阶级觉悟高，是非分明，旗帜坚定，但是也提出一些意见，比如在自己学习进步的同时，也要帮助别的同学一道进步，在思想上还要向高标准看齐等等。乌云一边听一边认真地点头，一字不漏地把它们都记在本子上，她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坚持自己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不辜负组织和同志们的希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乌云自从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之后，学习上更加刻苦，思想上更加从严要求自己，和同学们的团结也更加密切。在政治上，她差不多就是团书记白淑芬的一个得力的小助手，她甚至还协助白淑芬去给班上那两个修女做思想工作，要她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把那两个修女紧张得一个劲儿地在胸口上划十字。德米不以为然地说，人家信的是西教，人家也是有信仰的，你们何苦去逼她们？白淑芬说，德米，你这是什么立场？你可不要替帝国主义反动派说话哟！德米说，什么帝国主义反动派？宗教是没有阶级，没有国界，没有贫富区分的。白淑芬说，这还得了！不讲阶级，不讲贫富，那成了什么主义？我还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主义呢？乌云不想朋友之间吵起来，但她也觉得德米这么说太混淆了，阶级和贫富是明显存在的，怎么能够视而不见呢？乌云就真挚地对德米说，德米，我爷爷，我爹，他们都信佛，他们信了一辈子，可是仍然穷，别说家里穷得没有自己的一分地、一头牲口，连吃饱都是困难的事，菩萨并没有救他们，可见这种信仰根本没有用，它们只能欺骗和麻痹老百姓。德米，咱们是好朋友，但是好朋友也要讲立场，讲原则，你说是不是？德米并没有被说服，从小到大，她走过的地方，看过的事，经历过的遭遇太多，她觉得这个世界不是简单到只有是非二字便能说明白的，但是她看了看乌云那一双明亮无染的大眼睛，它们在那么真切地看着自己，她还是犹豫着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和乌云的感情生活有关。
学校教药理学的老师是一名日本人，名字叫远藤熏一。远藤熏一是一位相貌英俊而又严谨的年轻老师，他和他的妹妹远藤理智两人都在药剂学校供职，远藤熏一做教师，远藤理智做教职工的生活服务员。远藤熏一平素不爱和别的教职工来往，总是独往独来，对学生十分严厉。讲课的时候，他从来不坐下，也不随意走动，挺胸收腹微扬下颔站在讲台上，目光深邃地盯着自己的学生。远藤熏一是位十分出色的药理学老师，他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又在法国留过学，他讲起课来深入浅出，旁引博征，很受学生欢迎，可就是脸上从来没有笑容，这一点儿，和他那位活泼爱笑的妹妹简直判若两人。乌云对这位英俊而又严谨的远藤老师有着两种戒备心理，一是恨，二是怕。乌云的二哥被日本人抓过劳工，一直在煤矿作苦力，受了不少罪，乌云的爸爸还挨过日本讨伐队的打，差一点儿连命都丢了，对日本人，乌云有着深刻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无一例外要迁怒到远藤身上。乌云对远藤老师更多的是怕。远藤是个刻板的教书人，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格，不允许学生出错，学生要出了错，他会板着脸大声地训斥，而且是当着全班人的面，一点儿情面也不讲，急了的时候，他甚至还操着日本话骂学生两句，全班学生除了白淑芬，没有不怕他的。白淑芬对日本人没有好看法，她觉得远藤太过分了，有时候就故意和他做对，远藤这时候就用他那双很深邃的眼睛盯着洋洋得意的白淑芬，一字一句地说，你是一名未来的医务工作者，面前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疾病，你要是个有志气的人，就应该去和疾病赌一把气！远藤这么说，其实他不但对别人严格，对自己也是严格的。有一次远藤在批改作业时，把乌云的一道有关催眠药和抗惊厥药的药理区分题判了错，乌云不服，拿着作业本和讲课笔记去找他，他听罢乌云的分辩后又仔细地看了一遍乌云的作业，并翻阅了书籍，当下什么也没讲，第二天上药理课时，远藤走进教室，放下讲义本，直接朝乌云的桌位走来，当着全班人的面大声说，乌云君，昨天那道催眠药和抗惊厥药的药理区分题，你做对了，我判错了，这是我的失职，我向乌云君表示深深的歉意，并请乌云君接受我的检讨！说完，远藤在众目睽睽之下深深地给乌云鞠了一个躬。乌云始料不及，愣在座位上，脸蛋儿红红的，她没有料到远藤老师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更没有想到远藤老师会向自己道歉，尤其没有想到远藤老师会当着全班人的面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向自己表示歉意，这完全超越了她十八年来所有的经历和经验，她面对远藤老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远藤走回讲台，打开讲义，开始讲课之后，乌云仍然在那里发呆。
乌云从心里承认远藤是一位好老师，他教给她很多知识，她的药理学是全班甚至全校最棒的，这当然是和他严格的教导分不开的，实际上，她发现这位药理学老师对自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他对所有成绩优秀的学生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而赞赏最多的则是乌云，他总是在乌云的课堂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