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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林终于发现他的错误了，他终于发觉事情在什么地方被弄错了，要么是他的那些穷亲戚，要么是他自己，反正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和单纯，不像他想的那样，仅靠着勤奋劳动就能改变穷苦的面貌。关山林想弄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它们的症结在哪里？于是，关山林决定回一趟老家。
关山林震惊了，他没有想到老家虽然解放了近三十年之后仍然还是那副老样子。小车在离境子几里路之外就停下了，走。不动了，通往烷子的路又窄又破，小车根本开不进去。关山林下车走，一路走着，眉头就越皱越紧。沿路全是荒芜败衰的景象，田里的野草比秧苗高，地里看不见耕牛也看不见庄稼；零落的农舍泥墙稀缝，屋顶的麦秸都发黑了；卧在农舍前的瘦狗见了陌生人连叫的力气都没有，性子烈点儿的也只是白着眼哼哼几声；有一个七八岁的光屁股孩子在路边没精打采地丢石头玩，显然是玩热了，也不嫌脏，就在田边用污黑的手掬着田里浑浊的水来喝。这一切都使关山林难受，使关山林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越来越难看。
关山林回到垸子里的当天就召集队里的干部和大娃社员们开了一个会。会是在晚上开的，这样就显得有些神秘。村里的干部们早早就来了，他们一个个袖着手勾着腰走进屋里，恭恭敬敬地管关山林叫爹或舅或爷，然后他们就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关山林带回去的红牡丹牌香烟上，会由关山林亲自主持。关山林对烷子的衰败和贫穷十分痛心，他痛心得浑身发抖，他大声叱骂着他的那些堂兄弟和叔伯侄儿侄孙们，挨个儿指着鼻子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关山林血压升高，心跳加剧，面色赤红，嘴唇哆嗦，有一个时候他差点儿一头倒了下去。而那些远亲近邻们则一边点头哈腰，一边唯恐落后地一支接一支吸着关山林带去的红牡丹香烟，直到把它们全部吸光。他们谁也没有认真地听关山林骂了一些什么，他们也不管关山林为什么要骂，因为有了这么高级的香烟，他们甚至是很喜欢听关山林训话的。
只有一个人既没有点头哈腰，也没有吸关山林带回去的红牡丹，他吸自己的烟叶子。这个人是大队民兵连长关斗。关斗三十来岁，共产党员，当过兵，是关山林的一个远房外甥。关斗低着头吸他的烟叶子，吸得一头云雾。等关山林训话训够了，关斗就磕了磕烟袋开了口。关斗说，二舅，您老也教导了，也骂了，您老教导得也对，骂得也对，但是共产党讲的是唯物，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乡亲们吃了苦，我们也是有唯物的。关山林转过身来看关斗，关山林说，你说有什么唯物，你把你的唯物讲出来，你若讲出一个唯物来，我就不骂了，你若讲不出个唯物来，我还骂，我不但骂，我还打你的屁股！关斗坐直了，不是怕打屁股，是下决心把一肚子的苦水倒出来，若不倒出来，受委屈是小事，让二舅认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不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不是同心同德的优秀分子，那也是给党抹了黑。关斗说，二舅，不是我们不下力气，不是我们不给你们这些老辈儿长脸，不是我们不想让乡亲们过上富裕日子，我们也是拼足了力气，我们恨不得都把自己当做牛，我们有时候都想哭，都想打个包裹背上走人，躲出去不见人。但光有这份心有什么用？光有这份羞耻有什么用？它能挡着什么？二舅你老不知道我们有多么难，我们难，我们田少地瘦，我们劳动力都被征去围堰去了，我们早了涝了弄不到机器抽水，我们地里的苗黄了弄不到钱买化肥，大人娃娃肚里没粮食，尿出的尿都没臊味，没肥劲，只能看着苗儿一日一日地黄下去，黄成一把引火的柴草，我们就去找管理区，求管理区拨一点儿化肥给我们。可管理区说化肥要指标，没有我们大队的指标。我们大队的干部一起在那里下跪了，我们想跪也得为乡亲们跪回两斤化肥来。可没有，我们没有跪回来，别说两斤，连二两都没有跪回来，我们是白跪了，我们那天很晚才回来，我们在烷子外面转悠，直转悠到天黑，我们是没脸见乡亲们呀！二舅您想想，您想想二舅，我们能怎么样？您让我们能怎么样？我们当的是乡亲们的干部，我们稍有半点儿办法，也不能让乡亲们苦着，我们都恨不得把自己零割了细碎着卖掉！可就算这样，就算能剁出百十斤人肉来，又能卖给谁去？二舅您说我们卖给谁去？！关斗说着，六尺高的汉子竟然眼里有了泪水，在眼眶里噙着没能噙住，扑籁籁地滚落下来。
关山林怔在那里，出声不得。他带去的烟已经被抽完了，一屋子的烟将他紧紧地笼罩住，没有了烟抽的乡亲们将他紧紧地笼罩住，憋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他那特大的头颅上开始冒出缕缕的热气来，他的印堂间开始烧出火苗来，他腰杆笔直地端坐在那里，端坐在烟雾之中，端坐在他的乡亲们之中，一动不动。关斗抽泣了一会儿不抽泣了，抬起头来看着他，别的人也抬起头来看着他。他们不是在看，他们是在听，他们听见关山林的身上，先是两只手，接着是腿，然后是腰杆和脊梁间，嘎吧嘎吧地发出骨关节错动的声响，那些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到后来，连他们坐着的这间屋子都给震动得摇晃起来了。
五十吨日本尿素在运往管理区的途中被一大群手执扁担打材的农队劫住了。司机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大声喊，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疯啦！没有人听他的，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农村人举着扁担挑着箩筐没命地往前拥，从车上拖下成袋的化肥再把它们运走。在整个事件中指挥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关山林。
老区永远都是贫困潦倒，贞洁似的守护着它的这一份荣誉了。整整两代人提着脑袋搏命厮杀，几十万人的生命轰然倒下，把他们烧成灰，洒进大地里，再贫瘠的土地也是可以变得肥沃起来的，老区人直到如今仍然在饿肚子这是说到天上也说不过去的道理。但这并不是关山林指挥这场抢劫化肥车的理论依据。关山林没有理论，他只有几十年屡试不爽的经验，那就是革命靠自觉。关山林从心底深处痛恨家乡人那种与前辈完全不同的逆来顺受和心平气和，关山林怒其不争。打仗死掉了几十万人，难道造反的骨气也死掉了吗？既然管理区的那些土皇帝们不把化肥指标分给咱们，那就抢嘛！
几百名脸上涂着锅底黑的农民突然之间出现在公路两旁，令司机和押送化肥的管理区技术员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打死也不会相信，在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会出现这种揭竿而起拦路行劫的暴民行为。关山林像指挥一场战斗一样向大队干部布置了这场化肥劫案。一辆牛拉车歪倒在公路当中，赶牛车的小伙子躺在车上呼呼大睡，长长一溜运送化肥的卡车只能停下来。司机目瞪口呆地看着疯了似的农民一拥而上，身手矫健地攀上汽车，踢死猪娃似的往车上踢化肥袋子，车下的人则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肩扛箩挑，迅速将战利品运下公路，顺着羊肠一般的田埂小路消失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刺鼻的尿素味，同时弥漫着老区久违了的同仇敌汽的精神。司机如果对历史稍微有点儿兴趣就会发现，这个场面和几十年前发生在这一带的众多事件有着十分相似的共同处，他还会由此领悟一个道理，农民一旦真正被组织起来，煽动起来，就会发挥出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遗憾的是司机根本没能领悟这一点儿，除了节油标兵之外，他在哪一方面都表现平平。他只会一个劲地在那里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疯啦？没人理会他，人们全都处在一种极端的兴奋和突然产生的责任感中，唯恐做了群众运动的落后分子。司机后来不喊了，他的嗓子有点儿痛，风使他连续地咳嗽起来，他觉得喊也是白喊，他阻止不住什么，正在发生着的一切显然在一开始就被什么人决定下来了。司机并不知道，此刻，在远离公路几百米的一个高地上，一个指挥过数百场战斗的职业军人正披着一袭英国呢大衣冷静地注视着一切。那个军人腰杆笔挺地站立在那里，脚下踏着一片盛开着的鹅舌草。当两辆五吨装的卡车被卸运一空之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场战斗应该结束了。他转过头来轻轻地对站在身边的大队民兵连长关斗说，通知他们，撤出战场。
关山林把家安在了湖北洪湖，安在了他的老家。关山林的样子，是要做永远的匿居，像一头走进森林腹地等待着生命最后日子的老象。他不止一次地对人提到他现在是在等死——他认为这是安度晚年最准确的说法。他在说到“等死”这个词时神态安然，甚至哈哈大笑。他把全家都迁回乡下来了，从此再也闭口不提要求重新工作的事。他起床、吃饭、上街和随便什么人聊天、回家睡觉，晨起暮息，样子十分满足，生活颇有规律。人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少年出家历尽沧桑，晚年归来养老的寓公，奔波到头了，革命彻底了，心如止水了。只有乌云知道，人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关山林的心没有死，他的心永远不会死，在他的胸膛后面，仍然有一颗顽强的火星栖伏在那里，它没有熄灭，永远也不会熄灭。有一个细节只有乌云一个人留了心。关山林为自己订了大量的报纸，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到《参考消息》，差不多有七八份之多。关山林每天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些报纸上。关山林看报不像多数人那样只看标题和感兴趣的文章，他是从一版到四版，每一篇文章都要认真读完的。他读报读得很仔细，你把它叫做阅读，不如叫做研究。实际上他就是在研究。他把他认为是重要的文章用红蓝铅笔勾出来，标上“此处全家一阅”，“如此动向”，“发人深思”之类的眉批。他的情绪是随着报纸报道的消息而变化的。如果国内国际的形势一派大好，那么他那段时间就会表现得很安静，不声不响，安静久了，就会闲豹似地打一个哈欠；安静得再久了，就会困豹似的变得烦躁不宁。如果国内国际的形势有个风吹草动，他的情绪波动就会很大，兴奋、激动、焦灼、渴盼。那段时间他花在报纸上的精力就会多得多，报纸上出现的粗重的眉批也会多得多。这一点儿也许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乌云，乌云太清楚那头躺在老巢里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的老豹子觊觎的是什么了。乌云对此一字不提，她就像什么事都不知道似的，她就把它当作他闲得太久太无聊而自己创造出来的游戏。当然，关山林并不仅仅是看报，报纸是必不可少的，但看报看久了，总有一种纸上春秋的感觉。关山林还有行动，最有说服力的行动之一，就是把老四关湘阳送去当了兵。1977年，关湘阳高中毕了业。这一年国家恢复高考制，湘阳学习成绩不错，又是从城市转学来的，基础扎实，学校寄期望于他这个高材生，希望他能考上大学，为本县争光。可是关山林却不让湘阳考大学，他要儿子去部队当兵。在这方面关山林的态度十分固执。乌云为这事和关山林吵了好几架。乌云是希望儿子能念大学的。但吵归吵，在原则性问题上，关山林一向不会妥协让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不惜为此打一场全面的战争。他打了，他赢了。1977年冬天，十七岁的关湘阳应征入伍，成了武汉军区某坦克部队的一名新兵。
关山林就是这么主宰着这个家，在他年届七十的时候，他仍然雄心不眠，宝刀不老，直到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军队在广西云南前线对越南军队的挑衅进行全面反击的消息时，他仍然兴奋不已。他丢开报纸，站起来，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走动。他在窗前站下，目光炯炯地看着远处起伏的山峦。他朝身边的桌子用力击了一掌，把从门口走过的朱妈吓了一跳。朱妈听见关山林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大声地说，打！狠狠地打这些狗日的！朱妈不知道他是在对谁发火，对谁下这个命令，他究竟要打谁？朱妈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探头朝屋里看了看。屋里只有关山林一个人。
2 倒踢紫金冠
11月秋凉的时候。部队开始沿着十号公路朝前调动。调动是极机密的，要求是白天停止待命，夜间行军。十号公路上全是往南线去的部队，在整个黄昏到黎明这段时间里，M74主战坦克、122毫米自行榴弹炮和整队整队满载士兵的卡车源源不断地朝着南边驶去，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柴油味。车队按照命令一律关闭了车灯，只用夜间灯探路，在路面危险的地段，有工兵在那里指挥和协助车队通过，即使这样，在快到哀牢山那段路上，还是有几辆车翻进了山崖里，有消息说至少有十几个战士牺牲了。仗还没开始打就有了伤亡，这不能不让前指的首长恼火，前指下命令道，各部队在不耽搁集结时间的前提下，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再出现车翻人亡的事，指挥员到军事法庭报到！
四营文书关京阳依靠在一辆YW701指挥车的角落里，眼睛闭着，从黄昏上车后到现在，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他怀里抱着一支六五式自动步枪，枪口随着车子的不断摇晃老是碰着他的头。路面的状况很不好，十号公路本来就是一条二级公路，长期缺少保养，南方多雨，常年遭受侵蚀，再加上这段日子陡然增加了负载量，道路的情况就越发糟糕了。车子颠簸着，时走时停，驾驶员在驾驶楼里不停地叫骂着，这种情况下想要真正睡着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京阳不想睁开眼睛，他一直保持着让自己处在一种假寐的状态里，他觉得这种方式能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