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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太阳-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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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好像是死了,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爆破筒滚到了一边。地堡的射击松弛了下去,停止了,扣当山一片寂静,寂静得能听见山沟里清泉淙淙流淌的声音。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他肯定牺牲了,那些地雷和机枪子弹足以把任何钢铁铸造的人击成碎片,实际上他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了,他的身上乱七八糟的,分不清哪些是衣服的碎片和零乱不堪的肢体。但是人们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看到那个兵又活了回来,那个兵又动了。他先是抽搐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欠起身子来,努力向一边翻动,把身子翻了过来。他爬过去够那个滚到一边去了的爆破筒。有一丛葛藤挂住了他被打出来的肠子,使他不能朝前去够住他想要够住的爆破筒。他停了下来,低下头费力地把那些肠子从葛藤上往下解。地堡里的机枪又开火了,子弹像雨点似的泼洒在他的周围,将一片石头和那丛葛藤击得粉碎。这倒帮了他的忙,因为他再用不着费力气去解他的肠子了,他就那么拖着牵挂着葛藤的肠子头朝前爬去,拾起了爆破筒。他开始再一次地朝石头上攀去。这回他成功了。他是那么的勇敢,那么的顽强,他比任何人都要勇敢和顽强,就像那个不断吐出死神火舌的地堡是个美妙的梦似的在呼唤他,他终身都在等待着它的呼唤,他急不可待地朝着它爬去。他的身后不断留下他的鲜血,以及从他伤口处断落下来的碎肉,他一点儿也不顾及这些,一点儿也不在乎这些,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停止下来,只有一样他不会放弃,就是那具爆破筒,他把它搂在怀里,现在他把它搂得更紧了。他终于爬到了那个地堡下面,他已经处在地堡火力的死角下了,机枪仍在狂躁地响着,但是它们打不着他了。他坐了起来,把爆破筒往上拽了拽。他靠在那里大口地喘着气。他在寻找合适的投掷位置。这似乎很难,地堡建筑的地点选择的很巧妙,它差不多完全是建在半个悬崖上的,四边几乎找不到可供攀援和落脚的地方。后面的人们看见他靠在那里像是在犹豫着,但是人们立刻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一枚手榴弹从地堡的射击孔中滚了出来,冒着烟跌落到他脚下。他看见了,他撑着石壁把身子往前倾,似乎是想要去抓住那枚手榴弹,可他没有抓住,他伸出剩下的那一只脚去踢了一下手榴弹。手榴弹顺着乱石朝崖下滚去,在半途中爆炸了,飞起来的弹片和石头击中了他的头部和胸部。他全身上下都是血,他完全成了一个血人,但是这一次他连停顿都不想了,他似乎是感觉到了他再没有时间可供喘息和揩拭糊住眼睛的血了。他看中了一个地方,那是一块比地堡低一些的石头,石头很圆,无法站立,但他选择了一个更为有效的方式。他朝石头移去。他攀了上去。他把身子往里一滚,把自己紧紧嵌在石头和地堡之间的那条窄缝里,这回他非常稳妥地靠在地堡上了。在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营长猛地闭上了眼睛,营长懂得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情况就利索多了,也简单多了。他把那根粗重的爆破筒顺着射击孔往地堡里塞。地堡里似乎早有准备,有人抵住了爆破筒。他把爆破筒抽了出来,抱在怀里,从身后取出一枚手榴弹。他拉开了手榴弹的导火索,停顿了一下,才把它投进了地堡。手榴弹在地堡里爆炸了,浓烟从射击孔蹿了出来。他紧接着又拉开了爆破筒的引信,把它塞进了地堡。现在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了。后面的人这时都大喊起来,快往下滚!快往下滚!连营长都禁不住地从掩蔽处跳起来大声地呼喊。他躺在那里没动。如果是一个健全的人,也许他能够帮助自己从那条石缝中挣脱出来,滚进乱石丛中,但他不能,他伤痕累累,精疲力竭,他已经用完了他所有的意志和力气。他再也没有力气从那里挣出来了。他把他自己嵌在那里了。他面向天空躺在那里,心里突然一下平静了,所有的怯懦和障碍都消失了。他睁大眼睛看着天空,在手榴弹的硝烟被猛烈的山风吹尽之后,他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庞。他抬起了一只血乎乎的手,似乎是想要伸手去抚摸一下那张可亲可敬的面庞。他的嘴唇蠕动了一下,在他和整个地堡都一起高高地抛向天空的时候,他声音轻微地吐出了他这一生中最后的两个字。
  ——干娘。
  十五分钟后,部队攻下扣当山越军核心防御阵地并很快占领主峰。
  当关京阳在扣当山被一股耀眼的火柱托向天空的时候,五十四军军部机关俱乐部副连职干事余兴无突然感到一阵巨烈的撕裂感。二十五岁的前舞蹈演员余兴无当时正在处理一批全国各地寄给前线将士的慰问信件,她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巨裂心痛慑获住了,因此她不得不用力地捂住心口,她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仿佛灵魂中有什么东西突然折倒了,断裂了,一刹那间消失在一片烟尘之中。俱东部主任后来回忆起,余兴无那一天脸色非常苍白,非常憔悴,就像全身的血液都被从她那美丽的躯体中抽空了似的。余兴无是在五月份才知道关京阳战死的消息的,那个时候部队已从越南境内撤回,并陆续返回驻地,忙着评功,开总结会,处理伤亡指战员的善后事宜。关京阳作为一等功臣被报到军里,军里要求整理材料,以便全军开授功大会的时候号召全军指战员向英雄学习。余兴无知道这个消息时完全呆了,她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有好长一段时间人们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只看到她拿着登着关京阳英勇事迹的《解放军报》看了—遍又一遍。余兴无设法找到了关京阳家里的地址,她给关京阳的父母写了一封不长的信。余兴无在这封信里说,我没有见过您们二位老人,但我相信您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父母,因为您们生下了京阳。她在信里说,我必须给您们写这封信,因为了您们,我再没有倾吐的对象,我必须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她在信里说,我和京阳什么也没有做,我们甚至连手都没有正式地握一下,但是我要说,我爱他!这封信发出不久,余兴无就申请转业了,去了一个地方上的文化部门工作,后来又转到沿海城市的一个外贸部门。八十年代后期她出了国,在北欧的一个小国定了居,有时回国来探望她的父母。据熟悉她情况的人说,她已经相当富有了,在国外有阔气的住宅、小车和度假别墅,她经营着一所舞蹈学校和一家规模不算小的书店,书店里卖卡朋特、惠妮·休斯顿、帕瓦罗蒂、沙金氏·史蒂文斯的唱片和欧美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但有一个书架即使长期没有顾客光顾她也决不许经理撤掉,那个书架上摆满了《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白静草原》、《贵族之家》,它们全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她直到四十五岁那一年还没有嫁人。见过她的人都说她一点儿也不显年纪。她的脸色苍白,圣洁而美丽,她不知用了什么方式把自己永远固定在了二十五岁。
  关京阳的战亡通知书是四月底送到湖北洪湖县他父母的家中的。除了战亡通知书外,政治部的两名干部还带去了一枚对越自卫反击战纪念章和一枚一等功臣战功章。在重庆前往武汉的船上两个干部都没开口,从武汉前往洪湖的长途汽车上他们也没开口,他们不知道怎么把关京阳的事告诉他的家人,直到他们走进洪湖城关西山的那栋院墙高筑的小院时,他们都没有想好怎么开口。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根本不需要他们开口,关山林和乌云早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关京阳不太经常给家里写信,要写大多是问问他干娘的情况。去年深秋他来过简短的一封信,说部队很快有行动,具体情况因属军事机密不能透露,这以后有将近三个月他没给家里来信。但关山林知道儿子可能在哪里,他从近期的报纸和广播中早就嗅出硝烟味了。3月初的时候家里接到关京阳2月11日从哀牢山寄回来的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我上去了。关山林从来不信宿命,但儿子的这封信却使他感到一种不祥之兆。那以后对越反击战打了起来,国内的媒介开始对战局战况进行报道,全国人民都振奋了,关山林和乌云开始每天收集和注视前线的消息,每天从早到晚开着广播,报纸一来就抢着看,关山林还设法找来一份1:80000的越南地图,照着地图根据综合消息给乌云分析战情。那段时间关山林足不出户,在家守着电台和邮差。乌云上班也不安心,不停地往家里打电话,问京阳有没有信来,情绪十分紧张,几天下来,人就瘦了一圈,神精衰弱得每晚服两片利眠宁都睡不安宁。这期间两个人什么样的猜测都有,有时候说着说着就争起来了。关山林还沉得住气,说,当兵就得打仗,打仗就得死人,当兵的不死,那人民就得死,国家就得死,千条道理万条道理,没有让人民死让国家死这条道理!乌云有些想不开,就低下头抹泪。关山林看乌云抹泪就火了,说,你哭什么哭?你这个时候哭,不是动摇军心是什么?就算人战死了又能怎么样?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又不是没见过这样的事,老了老了,成老革命了,你怎么反倒变糊涂了?!乌云不服气,和关山林争,但却不敢再在关山林面前流泪,好在他们不睡一个房间,晚上关上房间,要是想不开时落几滴泪,那是她的自由。好容易捱到三月份,中国政府宣布对越反击战取得辉煌胜利,中国军队开始从越南境内撤回国内,两个人就开始耐着性子等。三月份过去了,京阳没有来信,四月份又过去了,京阳还是没有消息。他们毕竟是老兵,知道极有可能出了什么事,这回乌云倒不哭了,反倒过来安慰关山林,说,就算这样我们也该骄傲,我们为国家的安宁送走了一个儿子。但是这话却不能对朱妈说,自始至终他们都把京阳参战的事瞒着朱妈,他们不想让朱妈为京阳担心。
  两个干部告诉关山林和乌云他们是关京阳部队派来的。乌云迅速地瞟了一眼两个干部手中的皮包,脸色煞白了。关山林和乌云让朱妈去买菜,然后把两个干部领进书房,关上门。两个干部刚落座,关山林劈头就问,京阳人呢?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两个干部愣了一下,其中一个悲痛地说,关京阳同志牺牲了。关山林和乌云听了这话后就沉默了,一言不发。那个干部说,首长,乌院长,您们二位一定要节哀,关京阳同志的牺牲是我军的重大损失,我们全军指战员都很悲痛,我们两个是代表军首长来向二位英雄老人表示问候的。然后那个干部就开始汇报关京阳同志的英勇事迹,说关京阳同志生前在部队表现得如何如何好,临战前如何如何写血书,坚决要求上前线,领导不批准他又如何如何再三请求。关山林打断他的话,说,这些你先不用说了,你先告诉我,他是怎么牺牲的?那个干部说,是炸一个火力点时牺牲的。关山林又问,他是被前面打中的还是被后面打中的?那个干部咽了一口唾沫说,前面。头部、胸部、腹部和腿部。关山林似乎是松了一口气,说,好了,你们该办的事都办完了,你们现在先到武装部去,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我晚上到你们那里去找你们,不要让我家阿姨看见你们,如果在路上碰见了,你们什么事也不要对她说,你们快去吧!两个干部云里雾里地出了门,走在路上才想起,他们连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和关京阳的遗物都没有来得及交给他家里。他们还想,那个老军人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对儿子的牺牲似乎是早有所知,就算这样,他既不问儿子善后处理的情况,儿子是不是立下什么功,受了什么嘉奖,入了党没有,也没有对此提出任何要求,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从头到尾只有一件事——子弹是从他儿子身体的哪个方向射进去的!
  当天晚上关山林和乌云在县里领导和武装部、民政局领导的陪同下去了县委招待所,关山林一坐下便要那两个干部把儿子牺牲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讲给他听。乌云听了一小半就听不下去了,站起来走出房间,站到走廊尽头靠着墙发抖。她抱着双臂,全身蜷缩着,脸上一丁点儿血色都没有,浑身不住地痉挛。县里的领导都出来看她,他们围着她手足无措,他们叫来车要把她送到医院去。后来乌云可以说话了,乌云孱弱地说,你们离开这里,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关山林在屋里听完了儿子牺牲的整个过程。他坐在那里,身板挺得笔直,双手安放在膝盖上,身体稍稍前倾,表情严肃地听着讲述,自始至终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没有移动,也没有问话。干部讲得很激动,他被自己的讲述感动了,当他讲完的时候他已经泪流满面。所有的人都被关京阳的英勇事迹感动了,屋里一片唏嘘声。关山林坐在那里,有一刻他一动不动,他的老眼里闪着两颗晶莹的泪花,那是一个军人父亲为军人儿子骄傲和自豪的泪花。他站起来,抬头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然后迈着一个军人的脚步走出了屋。
  京阳部队的两个干部很快就回部队去了,他们办完了他们要办的事。走之前,他们小心地询问两位老人,是不是要把英雄的骨灰运回洪湖老家来?不,不用!他是军人,军人是属于他所尽职的那个国家的,不属于他的父母,如果他战死了,那他就应该埋在奉命保卫的那个地方,生当守疆域,死亦当守疆域!两个干部是含着泪离开关家的,他们在回部队的途中依然无话,有什么话可以表达出他们对一对英雄父母的理解呢?
  问题是朱妈。
  京阳的事关山林和乌云一直瞒着朱妈,为此他们严厉地告戒湘月不许当着朱妈流泪,同时他们坚决要求县里不要在广播和报纸上宣传京阳的事迹。但是即便保密工作做得再好,朱妈也并非那么好瞒。京阳长期没有音讯这是事实,朱妈在一个职业军人家庭里待了将近三十年,待得也差不多算半个军人了,军人那点儿警觉是有的,再说,瞒又能瞒多久呢,总不能永远瞒下去吧。结果到后来,京阳的事,相反是朱妈先提出来的。那天京阳部队来过两个同志,朱妈上街去买菜,朱妈买了不少好菜,一心想着要热热情情地把京阳的同志款待一下,可朱妈从街上提着一满篮菜回家时,人家却走了,说是回部队了。人来得神神秘秘,走得也神神秘秘,关山林和乌云又只字不提京阳的事,这事不能不让朱妈心起疑云。朱妈憋了一段时间,实在憋不住,找乌云打听京阳的情况。乌云支支吾吾了一阵,看实在支吾不过去,就找关山林商量,两人决定还是把实情告诉朱妈。乌云先给朱妈打预防针,说些保家卫国的大节,说些当兵的天职和义务。朱妈不爱听那些,急了,说,你少给我讲这些套话,在你家做了这些年,别的不知道,仁义忠勇信我还能不懂?你就告诉我,京阳他现在怎么样?乌云说,我要说了实话,你不会怎么样吧?朱妈说,我不会,我能怎么样呢?乌云说,当真不当真?朱妈一拍大腿说,嗬!你当我是什么,当我是孩子哄你不成?就算京阳有个三长两短,我也能挺住!乌云说,京阳,他牺牲了。朱妈拿眼睛盯着乌云,好像她没听懂乌云的话,又好像她不知道牺牲是怎么回事。朱妈说,你说什么?你说京阳他怎么啦?乌云说,他牺牲了,他死了。朱妈笑了一下,笑得快也收得快,样子怪怪的。朱妈盯着乌云说,你骗我。乌云说,我没有骗你。朱妈生气地说,你还是个当妈的,当妈的怎么咒儿子?你咒也不能用这种咒法呀!乌云见朱妈不信,急了,就去房间里拿出京阳的烈士证书。朱妈把烈士证书接到手上,她先在衣襟上揩了揩手,像是想把手揩干净似的,然后她把烈士证书十分小心地打开。证书上有民政部盖的大钢戳,有关京阳的名字,这三个字朱妈认识。朱妈呆呆地,她看了一会儿,把烈士证书合上。还给乌云。乌云看朱妈那个样子,好像真的挺住了,好像不至于有什么事,乌云就放心了,她准备把烈士证书放回箱子里去。乌云刚走到门口,就听到身后的朱妈双手一拍大腿,撕心裂肺地长啸一声,紧接着就惊天动地嚎陶起来,一边嚎陶一边大声叫着京阳的名字。她叫的是,京阳我儿呀!京阳我儿呀!
  4 似水流年德米:你好。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地址的。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悲枪和麻木的状态里,我不记得我曾经把我的地址告诉过谁。说实话,在鄂中这个偏远的县城里,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收到你的信,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奇迹。
  1968年年底老关恢复自由后我曾往刚果给你去过一封信,但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回信。1970年我又往外交部给你去了一封信,信被退了回来。后来我托人打听,人家告诉我,你和老葛早就回国了,在河北还是江西什么地方下放改造,这之后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变化,也就没有心思再打听你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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