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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A计划和驱逐舰巡逻计划，完全是个错误。理智的头脑预料不到河内也许会搅乱它们……但理性的推论应该把非理性的因素考虑在内……华盛顿不想挑起事端，但河内也许不这么想。双方都误解了对方，事件就发生了。
我同意他的上述评论，我相信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马克斯威尔·泰勒也会同意。
当然，如果东京湾决议没有导致我们更严重地卷入越南战争，就不会引起长期的争论了。但是，该决议的确开启了防洪闸门。尽管如此，约翰逊政府故意欺骗了国会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问题不在于国会没有了解该项决议的潜台词，而在于没有了解战争的潜在可能性以及政府的应对之策。正如一九六七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的，采用一项包含语意如此广泛文句的决议时，“国会犯了错误：关于林登·B·约翰逊总统如何实施这项决议的问题，当需要国会对此做制度方面的判断时，国会却错误地做出了个人性质的判断。
制度方面的判断是：首先，任何一个总统将以决议赋予的如此大的权力做些什么；其次，依据宪法，国会是否有权授予或撤销赋予总统的上述权力。“对上述两点，我均表赞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发现他在误导别人，事实的确如此。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的听证会上，他得到了迪安·腊斯克的确切保证（我认为他私下里也得到了林登·B·约翰逊的保证）：在未与国会充分磋商的情况下，总统不会使用决议赋予他的广泛权力。但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重新检讨这件事的听证会上，他通情达理地为我开脱了故意误导国会的罪责。“我从来没有认为你在故意欺骗我们”他说。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克莱本·佩尔和斯图尔特·赛明顿也做了相似的声明。
东京湾事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欺骗，而在于滥用决议赋予的权力。决议中的语句确实赋予了总统后来使用的权力，国会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时也了解到那些权力的广泛性。但毫无疑问的是，国会绝对无意在未进行充分磋商的情况下，授权总统把驻越美军从一万六千人增至五十五万人冒着与中国和苏联开战的危险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使美国对越南事务的干预持续那么多年。
国会与总统哪一方对美国军事行动拥有主导权的问题今天仍处于激烈争论中。这项斗争来源于宪法规定的模糊性。宪法规定总统是三军总司令，但赋予了国会宣战权。
一九九○年十二月海湾战争前，我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可能在海湾动用美国军队的问题发了言。此前几天，国防部长理查德·B·切尼断言，布什总统作为军队总司令有权把美国军队大规模投入海湾地区作战（我们最后向海湾派了五十万男女军人）。民主党参议员保罗·萨班斯问我对理查德·B·切尼的说法有何意见，我说我不是个宪法专家，所以不愿回答。参议员保罗·萨班斯认定我会否定理查德·B·切尼的说法，所以坚决要求我做出答复。
最后我告诉保罗·萨班斯，他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法律方面，而在政治方面：总统应该在未获得代表民意的国会赞同的情况下把我们国家投入战争吗（回击对我国海岸线的进攻的情况除外）？我说不应该，我相信布什总统也不会这么做。事实果然如此。在与伊拉克开战之前，布什总统设法得到了国会的支持（也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
布什总统是正确的。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我们这些为林登·B·约翰逊办事的人都错了。
第六章 一九六四年的选举及其后果
（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林登·B·约翰逊总统推迟就越南问题做出决定是因为他想全力赢得一九六四年的总统的选举。有些人甚至断言他出于政治考虑而隐瞒了大规模扩大战争的意图——他想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看上去像个战争贩子，而把自己打扮成爱好和平的理智的政治家。
即使林登·B·约翰逊当时有使战争升级的计划，他也从未对我讲过。我相信他没有这样的计划，他从未向我或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他因为面临选举而希望我们在越南退缩不前。事实上，关于该做什么事，他的顾问们也未形成一致意见。
在此期间，南越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使我们更加难以做出抉择：要么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要么阻止南越的沦陷。对摇摇欲坠的西贡政权应采取什么措施，我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使我们举棋不定，使我们的政策混乱不明。我们对这个困难而危险的问题越来越灰心和绝望，这就像一条黑线一样贯串于我们的争论当中。
在一九六四年的竞选活动中，巴里·戈德华特在越南问题上一直坚持强硬路线。三月初他曾说，在越南的法国军队十年前在奠边府被包围之时，美国就应该投下一颗低能量原子弹摧毁进攻者赖以隐蔽的树林。第二天，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美国介入，就一定能“把战争推进到北越——我们十年前就应该轰炸北越，而不必用我们的生命去冒险。”不用说，这种好战言论使许多选民大为吃惊。
与此同时，林登·B·约翰逊总统似乎是稳健和谨慎的模范。八月十二日，他在纽约美国律师协会的演说中提到了越南问题，这是他较早的评论之一，在许多方面也是最富有内涵和创见的。演说词反映了执笔人高超的写作技巧（执笔人的姓名未做记录），但其中的信念无疑是总统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我们一直在努力建设充满和平和自由的世界秩序。
我们在危机和危险中生存了很长时间，我们几乎一致认定，美国关注对这个秩序的任何威胁……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已经懂得，我们不能再等待冲突的激流来侵袭我们的海岸。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侵略和动荡都将埋下破坏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文明的种子。
我们坚持这么做是由于其他人难以理解的理由。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应该这么做。
友好的愤世嫉俗者和尖刻的敌人常常低估或者无视贯串美国历史始终的强大的道德力量。
当然，安全和福利是我们的政策核心。但是，我们的能量大多来源于道德意志。
强者应该帮助弱者保卫他们的自由……
每个国家都应免受其它国家的压迫。
人们一直在激烈争论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否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我毫不怀疑，道德因素的确影响着他和他的许多顾问（包括我在内）。但道德因素是否影响了当时的政府——或者是否在影响现今的政府，仍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实用主义者和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没有影响。我认为有影响，例如，我们避免对北越进行狂轰滥炸，不冒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在美国竭力确定其在冷战世界中的适当角色时，这个问题值得争论。
无论如何，在竞选的几个月和选举后的很长时间内，林登·B·约翰逊总统担心美国的右翼势力迫使我们更深地卷入印度支那，使我们与中国和苏联开战的可能性加大。为对付这种压力，他谈到了经常萦绕于他脑际的一些事情。例如，他八月份针对巴里·戈德华特说：“有些人迫切希望扩大冲突。他们呼吁我们派美国青年去做亚洲青年应该做的事……这种行动根本无助于解决越南的实际问题。”他说：“南越人有保卫他们的自由的基本责任。”
他在竞选过程中一再重申这个观点，从新罕布什尔到俄克拉荷马，从肯塔基到俄亥俄。
他当时隐瞒了什么吗？对我们这些幕后谋士来说，林登·B·约翰逊在越南的目标十分明确。“赢得战争！”他作为总统第一次与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开会时说。他从未偏离过这个目标。但是我们未能向他表明如何以可接受的代价和风险去赢得那场战争。
他本来可以向美国人民讲述更多东西。我们当时未就向越南派遣战斗部队达成一致意见，一项在最低限度内动用美国空军的计划也争论了数月之久，我们越来越怀疑西贡能够被长期固守。总统从未公开透露过这些事情。如果他这么做，他或许可以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处在极度的混乱之中，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当然，政治家们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完全做到坦率直言。
伍德罗·威尔逊在一九一六年的总统竞选中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当时的口号是：“他将使我们远离战争。”但在第二年春天，他就谋求向德国宣战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年的竞选中也未做到这一点，当时他说他不会派遣美国军队参加欧洲大战，但不久我们就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林登·B·约翰逊总统坚信，巴里·戈德华特获胜将使美国陷入险境，并会威胁到世界的稳定。他还认为，只要目的——巴里·戈德华特的失败——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只在某种意义上是准确的。他讲了事实，但远非全部事实。
总统未对公众开诚布公并不意味着他心中已有了扩大战争的计划。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些成员从一九六四年初开始就要求强化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但威廉·威斯特摩兰、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南越领导人阮庆主张推迟。当麦乔治·邦迪和我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底建议林登·B·约翰逊改变政策时，我们也不能肯定应该扩大战争还是从越南撤退，但迪安·腊斯克反对任何改变。
从林登·B·约翰逊总统漫长的政治生涯来判断，某些人或许会说，在竞选未见分晓的情况下，他可能向公众隐瞒了介入战争的决定，这也许是事实。但这与下述说法相去甚远：他在一九六四年就已做了决定。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是另外一种情况。
巴里·戈德华特在竞选中对我和总统大肆攻击。他总是强调美国已做好了参战的准备，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他再三声称我在竭力削弱美国的国防。三月二十日，他“公开指责”说，“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国务院正在单方面裁减军备。”八月十一日，他宣称：“在目前的国防领导层完全忽视新式武器的情况下，我们的核能力可能会在未来的十年中下降百分之九十。”十月六日，他加强了语气，指责我“蓄意……使我们的核能力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他的竞选自传《我的立撤那年秋天在《华盛顿邮报》上做了选载，内中称：现任国防部长已成为一种所谓的国防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和设计者，这种政策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将使共和党的盾牌变成千疮百孔的瑞士干酪，这种政策将……使我们的敌人更加胆大妄为，采取走向核战争的毁灭性步骤……我重申：这项政策的设计者是现任国防部长。简而言之，现政府的国防政策是在单方面裁减军备。
现在我讲述事实。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日，我对巴里·戈德华特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说，我军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在以后五年中将有所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的前任汤姆·盖茨制订的计划中提到过——将增加百分之七十四，总的爆炸当量将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九月十八日，我公开声明：“美国和苏联的全面核攻击将在最初的一个小时内杀死一亿美国人，苏联人的死亡数量会更大，但我不相信任何神志正常的人会视此为‘胜利’。”我不断强调，并公开声明，我们的核政策有严重的局限性和重大风险，这使巴里·戈德华特极为恼火。他在声明中暗示，他认为常规战争和核战争没有实质性区别。他甚至建议总统指示在越南的美军将帅使用我们军火库中的任何武器。我对此殊难苟同，就直言相告。
但是，由于巴里·戈德华特经常大声疾呼地重申他那些欠考虑的主张，林登·B·约翰逊总统担心其会产生预期的政治影响。因此，他要求迪安·腊斯克和我在亚特兰大召开的民主党大会上向纲领委员会发表声明。就传统而言，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不参与政党政治。但令我遗憾的是迪安·腊斯克和我向总统作了让步，在大会上发了言。
有时候，这位来自亚利桑那的参议员似在反对我而非总统。他指责我对福特汽车公司推销爱泽尔牌汽车的决定负有责任，一九五九年这种汽车的全面失败是美国商业史上经济损失最大的一个案。他指责我在破坏我们的国防计划。巴里·戈德华特知道我对爱泽尔牌汽车的开发计划没有任何责任，但他坚持强调我有责任，以致于福特汽车公司前执行副总裁欧内斯特·R·布里奇——巴里·戈德华特竞选运动的主要捐款人——最后不得不写信给这位参议员的竞选总部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与爱泽尔牌汽车的开发计划毫无关系。”
然而，这位参议员继续攻击我，通过报刊传遍了全世界。结果，当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受到批评时，记者们总是称我为“爱泽尔牌汽车之父”。
在竞选过程中，政府竭力平衡在越南的两个目标：避免让美国军队介入，同时保卫南越不受共产党的控制。
二者兼顾变得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南越的形势、尤其是政治形势日益恶化。在西贡政府临近覆亡之际，对该采取什么措施，在华盛顿和西贡的领导层中仍然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我们一次接一次开会，一次接一次交换备忘录。我们举棋不定，因越南问题的复杂性和我们自己的意见分歧及混乱而感到灰心和沮丧。但是我们依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未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八月十三日，麦乔治·邦迪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我们在东南亚采取行动的几种选择。备忘录反映了他、迪安·腊斯克、我以及国务院和国防部各位同仁的意见。这份备忘录及其相关的问题在此后五个月内成为我们关注和激烈争论的焦点。
备忘录开头承认“南越的情况不妙”，并说阮庆继续掌权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西贡的领导层显露出了失败主义的征兆，这反过来给我们的选择造成了压力。或者直接投入美军扩大战争，或者考虑谈判解决——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无异于投降。备忘录唯一一条明确的建议是：“我们必须继续反对关于越南的任何谈判”，因为“没有军事行动的单纯谈判不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麦乔治·邦迪列举了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从扩大偷袭到全面动用美国空军轰炸北越以及北越势力在南部的供给线，不一而足。他赞赏马克斯威尔·泰勒的一项建议：我们把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定为开始扩大军事行动的预定日期。
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准备美国空军空袭北越目标和胡志明小道的计划，目的在于摧毁河内的战斗意志及其继续补给南方越共的能力。这与我们的地面行动计划最终形成了我们以后数年的军事战略。当时和后来，参谋长们均未对下述问题做出充分估计：这些目标能否实现，军事行动会持续多长时间，人员伤亡会有多大，资源消耗和所冒风险有多大。
为了完善空袭战略，参谋长们列出了闻名的“九十四个目标名单”。名单包括北越的各个飞机尝交通线、军事设施、工业设施和军事侦察路线。他们认为，空袭这些目标有助于防止美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土崩瓦解。这项计划没有提到实施空袭的许多飞机将从南越的各个机场起飞，而这些机场的安全须由美军来保卫。
我读过建议书后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评估空袭这些目标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要求在参谋长中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九月四日的讨论中，陆军参谋长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认为空袭的理论基础有严重缺陷。虽然参谋长们已多次声称“获得成功的最佳军事行动策略是（通过空袭）摧毁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意志及其支援南越暴动者的能力”，但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北越被完全摧毁，南越的越共暴动也会以目前的节奏持续很长时间，甚至会更加频繁。”因此，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告诉同僚，虽然轰炸北越可能会抑制南方越共的行动，“在南越及其边界地区镇压暴动的战斗可能会获得胜利”，但他建议暂时搁置“九十四个目标名单”，除非北越人或中国人入侵南越或老挝。他认为这项建议符合参谋长们的预计：空袭九十四个目标“极有可能”使北越人或中国人做出大规模反应。
但是九月八日参谋长们与我和马克斯威尔·泰勒的“会谈纪要”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