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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兵统计管理项目的主管是一位风风火火、极有才华的青年军官，被称为查尔斯·B·桑顿。他的工作成效直接影响到空战方面的部长助理罗伯特·A·洛维特的工作。罗伯特·A·洛维特几乎已经江郎才尽了，曾几何时，他还是一位蜚声纽约金融界的投资银行家，精通关键信息的处理和利用。
但是，他接手的航空兵却缺乏正规可用的信息，以致于无法依据那些现有的资料来定出行动的计划和方案。
查尔斯·B·桑顿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管理系统。
不久，不管美国空军飞往何地，安置在各个单位中的工作人员都能记录下一些基本的信息。诸如，飞机的状况（临战前的准备、维修情况、故障情况），人员状况（受训类型、伤亡情况、补充的需要），以及行动状况（飞行任务的次数和类型、攻击目标的情况、成功的程度和人员与设备的损失的情况等等）。根据这些报告，司令官将可得到一份最新的图样，记录美国空军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及其弱点。查尔斯·B·桑顿的兴趣并非仅仅在于建立一个工作人员的王国，他的思想更为深刻。他认为，如果聪明地利用，这些系统和信息将有助于我们赢得战争。这正是统计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为成为其中一分子而感到激动不已的原因所在。
渴望为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和几位同僚接受了多纳姆院长的请求，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教学工作。一九四三年初期的日子里，战争部要求我和另一位年轻的教授迈尔斯·梅斯直接与美国第八航空队一起工作，它刚刚在英格兰被建立起来。尽管，我们最初是作为非军事的咨询人员进入战争部的，但有迹象清楚地显示，不久之后，我们就会接到军官的委任书。
基于两点理由，迈尔斯·梅斯和我都可免服军役——我们都在军校任教，并且我们的孩子都还歇—但是，我们都接受了请求。没有玛格丽特的支持，我从未自愿或者说能够自愿做出某些行动，尽管要做出明显的付出，她还是非常热情地支持了我。如果我一旦牺牲，至少。她的经济状况将会陷入困境。眼前就有令人担心的事情：按计划，我们将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伦敦。由于担心飞行事故，同僚们极力主张我购买人身保险（事实上，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在下一次航程中，就撞毁在里斯本了），我不得不从商学院院长那儿借了一百美元，以付那张金额为一万美元保险单的保险金。
在以后的三年中，我服役的地点不断变化，包括英格兰、堪萨斯、印度、中国、华盛顿特区、太平洋和俄亥俄。在运用中，查尔斯·B·桑顿的方法也总在不断地变化，变化也带来了新的事务和机遇，这样，到一九四六年一月离开军队时，我已升至了中校军衔，并荣获了由航空兵首领哈普·阿诺德将军颁发的功勋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这时，玛格丽特和我正双双躺在病床上，我们患上了骨髓灰质炎，住进了俄亥俄州代顿的航空兵地区医院。我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大约六周之后，就基本痊愈了。玛格丽特的情况却非常严重，有一段时间，医生曾说，她会丧失抬起胳膊和腿下床的能力了。那年秋天，在哈佛医学院院长的帮助下，玛格丽特转入了巴尔的摩的儿童医院，这里的矫正学医疗技术是国内第一流的。延续了几个月之久的治疗，以及玛格丽特的生命活力和她的顽强意志——终于使她得到了康复。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极为高昂的费用。
与此同时，查尔斯·B·桑顿又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召集那些曾在他手下工作的老兵们，组成一个整体，从事民用事业的工作。按照查尔斯·B·桑顿的想法，我们将会寻找一家需要按现代水平进行重新组织的大公司，由它来一揽子雇佣查尔斯·B·桑顿和他的团队。这一人胆无畏的计划正是查尔斯·B·桑顿风格的典型写照。当他要求我作为他的副手加入这一团队时，我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其想法，我解释说，我和玛格丽特想要重返哈佛，找回我们失去的生活。
查尔斯·B·桑顿仍然锲而不舍地说服我，终于，他坦率的言语触动了我的心弦：“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你应该知道，你不能回到哈佛去，因为在那里，你绝无可能还清玛格丽特欠下的医疗费。”这时，他确信已找到了一个买家——亨利·福特二世，他刚从其公司的缔造者——他祖父手里继承了财产，成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我仍然觉得查尔斯·B·桑顿的计划有点离奇，但是我告诉他，我会考虑他的请求，条件是，我们将亲赴密执安的福特公司总部，会见年轻的福特，听到他需要我们的亲口许诺，以及如何有效使用我们的计划。
几周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仍然身穿着军服的我们几个人，驱车抵达了密执安州的迪尔伯恩。我们会见了亨利·福特二世和他主管劳资关系的副总裁约翰·巴加斯。约翰·巴加斯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主管底特律办公室的事务。四十年代初期，老福特先生雇佣他保护自己的孙子们——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与美国的许多富人相同，几年前，林德伯格孩子遭绑架的事件，引起了福特内心的震动）。
公司的外表显得格外的粗糙。约翰·巴加斯稍后向我讲述了哈里·贝内特的故事。他曾是一名海军的职业拳击手，从做福特子孙们的保镖开始，进入了主办公大楼地下室的一间大办公室，掌握了一定的权力。然而，他仍然旧习不改，他喜欢将装着子弹的枪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有时，当客人来拜访他时，他会抽枪射击，子弹从客人的肩膀上方飞过，射到墙上。一九四三年，亨利·福特二世决定将哈里·贝内特请出公司，并要求约翰·巴加斯去办理此事。约翰·巴加斯想到了哈里·贝内特惯常的做法，于是，在到哈里·贝内特的办公室去之前，他背上了在联邦调查局时使用的肩带，将手枪插在里边，以防哈里·贝内特向他射击。然而，哈里·贝内特却异常平静地离开了。
当战争结束之际，约翰·巴加斯认为，在他升至公司最高层的道路上，已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这时，在福特公司最高层的一千名管理人员中，大学毕业者寥寥无几。所以，当我们这伙人出现之时，他将我们视为了竞争的对手，内心的恐惧感油然升起。在拜会亨利·福特二世的过程中，约翰·巴加斯先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噢，亨利·福特二世，如果你想要雇佣这些人……”亨利·福特二世打断了他的话语：“约翰·巴加斯，我得给你说几遍，我要雇佣他们！这事早已决定了。”
按照约翰·巴加斯的想法，这事还并没有被最后决定。一九四六年六月的晚些时候，当我们在迪尔伯恩总部汇报工作时，他又将我们打发到福特公司巨大的里佛红铁粉厂，那里设有招工机构，距此大约一英里的路程。我们在那里获悉，将要参加为期两天的测验和考试。我所听说过的各种测试，向我们轮番轰来：智商测验、成就测验、性向测验、领导能力测验。显而易见，约翰·巴加斯正在寻找我们的弱点，以便他能够以此说服亨利·福特二世，放弃那个错误的决定。
测试完毕之后，我猜想我干得不错——那些工业心理学专家中的一位向我解释，我的得分属于很高的档次，并且，公司将我们这些人都安排到了领导岗位上。但是，直到后来，我才获悉，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这些人考得是如何的出色。在推理和思维能力方面，我们中间的四位的得分，属于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而在实际判断的测试中，我们十个人也获得了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这对心怀鬼胎的约翰·巴加斯不能不是当头一棒。
参与决策的成熟头脑和我们岁数的年轻，使我们获得了“神童”的雅号，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就像汽车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样，我们也碰撞着福特的区域文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融入底特律的社会格局中。汽车行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都居住在格罗斯区域或布卢姆菲尔德的小山上，这里是富人居住的郊区，但是，我们中的两位却选择了密执安大学的所在地安阿伯，这样，我们就能使自己的孩子在大学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
在政治观点上，我们也与汽车公司的管理人员们大相径庭。不久，我就发现，约翰·巴加斯的工作之一，就是周游在福特的最高层管理人员之间，为共和党募集钱款。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以后，在五十年代早期，我升任为公司中最大的单位福特区的主管，我同样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要求我说服任区内约一千一百名薪水最高的管理人员，向共和党捐献资金。
相反，我给手下的每一位人发去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时代里，我们的政治制度基于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而私人的捐助则是两个党派生存的基矗我说，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样，只捐助两党中的一个党派。信中接着说道，如果他们希望捐助民主党，则应该将钱款交给某某先生；而希望捐助共和党的人，则应将钱交给约翰·巴加斯先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会支持哪一个党派，但我希望，他们只支持其中之一。在许多管理人员的同僚中，我这样的做法，并未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好感。
小小的摩擦是显而易见的，好在我与亨利·福特二世之间已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只要我为公司创造利润，我就可以按我的意愿来自由行事。“神童”们并没有辜负他雇佣我们的初衷，在以后的十五年中，我们中的六位升任了公司的最高层领导（包括两任总裁）。与此同期，公司的发展日新月异，赢回了由通用汽车公司占领的大片市场，股票的价格也扶摇直上。
查尔斯·B·桑顿并没有始终如一地与我们在一起——由于与主管财务的副总裁刘易斯·克鲁索发生口角，他辞职不干了，在这里只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也有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遭受解雇的命运，在公司和行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上，我与众多的同行们具有明显不同的看法，在诸如安全、减少污染、功能设计和经营方案等问题上，我们常常争论不休。然而，我总是找到了与他们合作的途径，由于确实做出了成绩，我的职位也接连不断得到了晋升。
一九六○年夏天，欧内斯特·布里奇准备从公司退休，他的职务仅次于亨利·福特二世。七月份，亨利·福特二世、约翰·巴加斯和我前往西德的科隆，我们德国公司的总部就设在那里。一天我们在城里呆到了深夜，清晨两点才返回旅馆。
电梯在我和约翰·巴加斯住的楼层上停下来，我们走了出来，亨利·福特二世的套房在上面一层，但他叫住了我：“鲍勃，（鲍勃为罗伯特·S·麦克纳玛拉的昵称——译者）来喝一杯，好吗？”
“我不想喝酒，”我回答说，“我想睡觉了。”
“亨利·福特二世，我陪你喝。”约翰·巴加斯说。
“噢，我只想邀请鲍勃。”亨利·福特二世对他说。
我跟他上去了，正是这时，亨利·福特二世提出了要我担任公司总裁的要求。我告诉他，我得考虑一下，并与玛格丽特交换意见，一周之内，我会给他明确的答复。一周之后，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在十月下旬的董事会议上，我的任命得到了正式的通过。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四，我成为福特的总裁已有七个星期了。这天清晨我从安阿伯的家中出发，驱车前往迪尔伯恩的办公室，中途，我在里佛红铁粉厂停留了一下，最后于上午十时三十分到达了办公室。我的秘书弗吉尼亚·马歇尔递给我一份长长的来电者名单，由于我曾指示她，由我来回任何一个打进的电话——包括那些喊冤叫苦或发泄不满的——所以，并没有审阅名单，我就将它回递给她，并说：“开始拨电话吧。”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她告诉我：“罗伯特·F·肯尼迪已经接通。”我还从未见到过他（七年半之后，我帮助将他的骨灰盒带到了阿林顿公墓的坟地上），也想不出他为何要给我打电话，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如果你会见我们的内弟萨金特·施赖弗，新任总统将不胜感激。”他说。
我告诉他，我非常高兴这样做——尽管我并不认识萨金特·施赖弗，也猜不出他为何要会见我，并提议时间为下星期二。
“不行，”罗伯特·F·肯尼迪说，“他想今天就见到你。”
我指出，现在已是上午十一点了。
他回答说：“时间由你来定，他肯定会到的。”
这样，我只好说：“四点吧。”
刚好四点整，萨金特·施赖弗就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了。
谈话一开始，他就直截了当地说：“新任总统让我向你提议，请你担任财政部长的职务。”
“你疯了，”我说，“我根本不够格。”
“如果你执意不肯，”萨金特·施赖弗说，“那末我授权再告诉你，杰基·肯尼迪希望你担任国防部长一职。”
“太荒谬了！”我说，“我根本无法胜任。”
“这样的话，至少新任总统希望你能同意，明天去华盛顿与他会面。”萨金特·施赖弗仍未退让，我只能默认了。
亨利·福特二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萨金特·施赖弗离开之后，我来到他的房间里，打算告诉他我们谈话的内容，使他放心。然而，碰巧亨利·福特二世去纽约了，刚刚离开。我只好向公司要了一架飞机，将我送到了那里。这样，在第二天我与新任总统会见之前，我将情况简单地告诉了亨利·福特二世。当我诉说之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而我只能反复强调，我的华盛顿之行将不会产生任何新的变化。
第二天，在乔治敦N街的住宅里，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接见了我。摄影师、电台播音人员和电视摄像人员云集于此，将那幢三层红砖楼房前面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联邦经济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只好通过房子后面的一条小道，将来访人员悄悄带入房子。
我们见面后相互握手，这时，新任总统问我，我是否将担任他的国防部长，我还是像回答萨金特·施赖弗那样说：“我不是合格的人眩”“那么，谁是呢？”他问道。
我并未意识到他的提问只是一种修辞的方式，并提议由托马斯·盖茨即现任国防部长担任。那天早晨，在去乔治敦的途中，我实际上已在五角大楼作了停留，想弄清托马斯·盖茨是否愿意在新政府中继续任职，他的表示是肯定的。我与托马斯·盖茨相识于斯科特纸品公司，并先后担任过管理职务。
新任总统并未就此发表任何看法。他对我认为自己不合格的看法不以为然，异常平静地指出，就他所知的范围而言，既没有学校是为培养国防部长而设立的，也没有学校天生就是总统的摇篮。他要求我至少应该考虑一下他的建议，并要求我下周一再次与他会面。
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也指出，我相信答案将是相同的。
为什么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会将我作为部长的人选呢？我很难做出肯定的答复，但我相信两位人物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鲍勃·洛维特，他熟悉我在福特的声誉和在军队中的业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是哈佛的一位开明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去底特律的野外实习课中，我认识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直到现在，我们仍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当时，他正在探索一种联合式的执政管理模式，之所以选中我，是因为他听说，在底特律有一位汽车公司的管理者，其行为处事显得颇为古怪。
我一直非常崇拜他的作品，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他《富裕社会》中的语句：“陈陈相因”，就不禁乐出声来。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以后对我说，他之所以提出了我的名字，是因为他认为，总统需要一位富于创新观念的商人，党派的分歧对其也无关紧要。就像大多数人的看法一样，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极有可能认为，我是一名共和党人。新闻媒体也时常作出了这样的归类，因为，二十一岁的我在加州选举登记时，是以共和党拥护者的身份登记的，其实，这不过是因为父亲的观点也是如此而已。
我和玛格丽特整个周末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也与我们的三位子女们进行了交谈，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我离开了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