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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要做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要极大地改变那些被称之为“形势声明”的做法，即国防部长对国会所做的正式年度报告。在每个报告中，我们都首先陈述美国对外政策中所需实现的目标；然后，经过分析，指出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将会面临的威胁，以及解除威胁的军事战略；最后，说明实现这一战略的兵力结构，以及维持这些兵力结构的财政预算。
对外政策和国防预算的这一结合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我们确定政策的唯一可行之路。然而，当时，对于我们的做法，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例如，国务院中的许多人就认为，在撰写美国对外政策的声明上，我们已经越俎代庖，侵越了他们的职能。然而，两者毕竟并非完全相同，并且，他们也不知道，在我以它为依据论说我们的军事战略和防务项目之前，我已要求迪安·腊斯克审阅了声明的全文。
这样的做法，无非是组织人员进行活动的一种途径，在哈佛之时，我就已逐步掌握了这种方法，以后，在战争中和战后，我先后将它运用于军队、福特公司和世界银行的管理工作中。简而言之，这种做法的要旨就是要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再根据目标建立一个可行的计划，以及一整套监测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监视系统，我曾在每一个我所参与管理的组织中这样做了。然后，如果计划的进展出现了问题，你就可以调整计划，或者引进纠正的措施，使计划得到顺利的实施。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国防部所需实现的目标：以最小的风险，最小的支出，并且，在一旦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人员伤亡，来换取我们的祖国的安全。
我们立即着手处理一项最为紧迫的事情——重新审查和确定我们的核战略。关于战略问题的争论已旷日持久，以致于我们无法漠视这一问题。在五十年代，与某些军界高层首领——例如，陆军司令兼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的观点相反，在国家的防务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越来越依赖于核武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对这种大规模的报复下了定义，他宣称，美国阻止侵略的手段将主要依赖于“按照我们所选择的手段和地点，立即进行大规模报复（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肯尼迪政府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过分地依赖核武器将会堵住我们的退路，以致在大规模的非核武器进攻面前，如果我们不做出牺牲，将无法应付局面。约翰·F·肯尼迪总统说道，我们已将自己置于一种两难选择之中，面临战争的危机，我们只能“极不光彩地退却，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报复”。我们决定要拓宽选择的范围，这主要要加强和改进部队的能力，以使其适应非核战争的需要。大规模报复的定义和原则开始改变了，一个被认为可以灵活作出反应的战略出现了，其主旨在于，尽量避免核战争的风险。在摆脱核战争危险方面，我们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们的建议在北约组织中引起了长达五年的争论，最终，在经过了大量的修改后被采纳了。
总之，在开始执政的最初日子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完善那些加强我们军事力量的计划。直到三月底，约翰·F·肯尼迪才将我们的计划以特殊防务咨文的形式提交给国会。他要求给五角大楼增加六亿五千万美元的经费，这样，我们的计划和措施才开始逐步落实，增强了我们阻止和抵御非核战争侵略的能力。
约翰·F·肯尼迪就职仪式的三个月以后，我们似乎觉得，我们已经开始熟悉了部里的事务。但是，仅仅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那份防务蓝图的几天之后，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决定，它显示出，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运气——并非尽如人意。
一九六○年初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授权中央情报局组织军队，并在中美洲训练一支由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队伍，准备入侵古巴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一年以前，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握了岛上的权力，并且，正明显地将古巴带入苏维埃的阵营。肯尼迪政府继续执行了这个计划，准备部署对古巴的入侵。
现在，在他就职约九十天后，约翰·F·肯尼迪必须对是否执行这个计划作出决定了。他召集了其顾问人员——总计大约九十人——在国务院举行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围着桌子走了一圈，听取了每一位到会者的意见。除了一个人例外——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他表示激烈地反对——到场的每一个人都对行动表示了支持。这是一项中央情报局主持的行动，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成员也都赞成了这一行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我，尽管并不感到十分的乐观，但也都投了赞成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都表示了一致的同意。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在古巴西南部海岸的猪湾，入侵行动开始了。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我们遭受了“完全的失败”。事实很快证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间谍人员早已打入那支流亡者组成的军队中；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相反，古巴人民也并未举行游行示威来支持入侵行动；菲德尔·卡斯特罗神速地调集了他的部队，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我们预料；掩护地面登陆的空中行动也缺乏周密的计划，漏洞百出；撤向山区的“安全出口”位于一片长达八十英里、无法穿越的沼泽地上；华盛顿插手这次行动被揭露后，全球响起了一片谴责之声——致命的错误接连不断。
约翰·F·肯尼迪总统出现在国家的电视屏幕中，毫无保留地全部承担了这一巨大的过失。
他的做法唤起了我内心的愧疚和痛苦。我已经主管了五角大楼，但对军事事务仍所知甚少，更不必说那些秘密进行的行动。这方面信息的缺乏，加之我过于关注其它的问题，以及对中央情报局策划其行动的过于信任，导致了我轻易地接受了他们的计划。我听到过那些主张入侵的介绍，甚至，转交给总统过一份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所作的评价报告。他们认为，入侵将或许会导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崩溃，即使这一成功或许并不会马上出现。对于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估价，我却没有做出丝毫的评论。事实上，我的确对情况所知甚少，无论是那个计划还是那些事实。我使自己变成了一个无关大局的旁观者。
第二天，我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说：“总统先生，我知道，在您做出入侵决定时我在哪里。我就在那间屋子里，除了一个人以外，你的全部顾问——包括我——都建议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电视上说明这个事实。”
约翰·F·肯尼迪听完了我的话语，“鲍勃，”他说，“我非常感激你愿为此事承担责任。但是，我是总统，我完全可以不接受你们的建议，然而，我却这样做了。责任完全在于我，并且，我也无意向你，或艾森豪威尔，或其他任何人追究责任。”
我从心底里欣赏他的大度，这次事件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我下定决心再不会让他失望了。
第二章 早期的岁月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洞察秋毫，于伊始之际即至关重要，认不清萌芽时期的隐患，就无法应付成熟之后的灾祸。
蒙田：《品文集》。
事物最初的出现总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与越南所结的不解之缘最初也是这样。约翰·F·肯尼迪接任总统之际，一场日渐蔓延、异常复杂的东南亚危机正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却对其所知甚少，缺乏应付事态的基本经验和起码的设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终于意识到，这些问题已成为南越吴庭艳摇摇欲坠政权的心腹之患，其错综复杂之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想。我们只能进一步理清这些问题，以寻求应付之良策。
贯穿整个约翰·F·肯尼迪执政的时期里，我们遵循着两个基本前提来进行工作，而事实最终也证明，这两点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台和共产主义者的胜利将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威胁。另外一个前提则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而美国则应该将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训练和后勤供应上。依据后者，在一九六三年，我们实际上已开始部署分阶段地撤离美军。这一行动遭到了某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将极有可能导致南越甚至整个亚洲的丧失。
一九六一年，我对东南亚的看法与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人的主张略有不同，他们也亲身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洗礼，也从报纸上获得了外交事务的信息，但是，他们对于地缘政治和亚洲的事务则所知甚少。我们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去战胜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而战后却只能目睹苏联在东欧的大肆扩张。因此，我接受了乔治·F·凯南的观点，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他著名的《外交事务》第十款中，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须在美国的率领下，采取一种遏制政策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扩张。在考虑国家防务和西方军事力量部署的决策上，我将此观点视为基本的准则。
与大部分美国人相同，我将共产主义视为一个整体。我认为苏联和中国正在协手合作，试图扩展他们的统治。当然，事后来看，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他们就不再有联合的战略了，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然而，他们的分裂从酝酿到暴露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共产主义似乎仍处于一种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中。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控制了中国，并且与北朝鲜一起，并肩与西方进行了战斗；尼基塔·赫鲁晓夫也发出预言，共产主义者将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在第三世界赢得胜利，并且向西方宣告，“我们将埋葬你们。”一九五七年，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显示了其在空间技术的领先地位时，他的恫吓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次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又将他的攻击点移到了西柏林问题上。现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已将古巴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在我们半球的桥头堡。我们已经开始体会到四面受敌的滋味，这种恐惧奠定了我们对越南的介入的思想基矗与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者的危险是无法遏制的。它的确是一种威胁，但并非不能应付，我赞同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观点，他发出号召，要求美国和西方国家承担起进行长期斗争的重任。“每一个国家这都应知道，”他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无论它对我们抱有善意还是恶意，我们都将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和艰难困苦，支持朋友反对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实现。”
我对印度支那特别是越南的近期历史是有所了解的。我知道，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党人胡志明就已开始从事解放祖国的活动。我也知道，日本于二战时期占领了这个国家，日本投降后，胡志明宣布了越南的独立，但是，美国却又默认了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地区，这主要是担心，一旦法美关系出现裂痕，将给抑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带来困难。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法国对胡志明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我们提供的援助，而胡志明的支持者则是那些中国人。此外，我也深知，在美国的眼里，印度支那正是我们遏制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座冷战中至关重要的堡垒。
五十年代期间，显而易见，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运动与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马来亚是马来西亚西部的地区，一九六三年成为马来西亚的组成部分——译者）和菲律宾的游击队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并没有将这些活动视为民族运动——就像以后他们表现的主流那样——而是将它们视为共产党人为在亚洲建立自己统治而进行的统一行动。正是按照这一逻辑，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将胡志明称为“印度支那国家民族独立中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还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尽管，它明显并不情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派遣到这一地区，但有关共产党人在该地区造成威胁的警告则不绝于耳。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的，”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他接着说道，“这种损失将极有可能给自由世界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这一年，我们从法国人手中接过了责任，承担了保护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线以南部分的义务。我们也开始就东南亚条约进行磋商，有条件地承诺了对印度支那的保护。并且，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们将七十多亿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最后，我还意识到，在担任参议员之时，约翰·F·肯尼迪就对艾森豪威尔关于东南亚的观点作出过积极的反响。“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基石，”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道，“它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绝不能抛弃它，我们不能无视它的需要。”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两方面事态的发展强化了我考虑越南问题的思路：古巴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和苏联在柏林进行的新挑衅。两者似乎都标志着共产党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按照这一思路来考虑问题，在越南加强美国的势力就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因为，越南的丧失以及其后的多米诺现象，极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整个东南亚。
然而，我对东亚问题仍然所知甚少。我从未去过印度支那半岛，也不懂得那里的历史、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就不同的程度而言，许多人在这方面与我完全相同，这包括约翰·F·肯尼迪总统、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泰勒，以及许多其他人。当面临越南问题时，我们这些决策者竟然发现，那是一块鲜为人知的土地。
更为糟糕的是，我们的政府也缺乏专家来提供咨询，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无知。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机出现之时，以及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F·肯尼迪总统都能求助于卢埃林·汤普森、查尔斯·波伦和乔治·F·凯南等高层人士，他们对苏联有极深的了解。然而，无论在五角大楼还是在国务院，高层官员中却无人对东南亚有像样的了解。据我所知，五角大楼中仅有一名军官，参与过那一地区镇压暴乱的行动——中校爱德华·兰斯代尔，他曾担任过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和南越吴庭艳的顾问。但是，爱德华·兰斯代尔的职位相对较低，在地缘政治学的知识方面也所知甚少。
这一差距极有讽刺的味道，因为它的出现与五十年代泛滥的麦卡锡主义有直接的关系，国务院中第一流的东亚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瑟维斯、以及约翰·卡特·文森特——均在那场歇斯底里式的热潮中遭到了清洗。由于缺乏这类人物所提供的真知灼见和犀利的洞察，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
在对待中国和越南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对待南斯拉夫——一个摆脱了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国家——那样来考虑问题呢？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铁托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他与斯大林早已公开地进行争论。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而古巴又于近期倒向了苏联，这似乎极其明显地表明，独立的第三世界正在将他们的运动并入共产主义者的轨道上。因此，我们没有将胡志明与马歇尔·铁托等同起来，而是将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归为一类了。
就像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任一样，肯尼迪政府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些并不牢靠的判断，事后，我们也未对这些假设做批判性的分析。显然，在我们决策的基础中，就存在着致命的失误。其它方面也有许多失误，我将指出这些错误并进行分析，以为日后提供有益的借鉴。有关越南问题的著述已是浩如烟海，对这一战争的描写也已极为详尽，我无意再重复他人的论述，而是想将观察的视点集中在十一个关键事件或决策上，以便讨论它们与决策内容和程序上的联系：·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会面。
·一九六一年晚些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