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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话究竟应该由谁讲出来呢？按说由参谋长或副职讲出最好，但他们都没有来。他环顾左右，只有两个贴身参谋和几十个卫兵，别的军佐们也都留在贵阳了。他沉吟了一阵，只好回头望着两个参谋，慢吞吞地说：“你们都看到了吧：现在，我们当面是共军的主力，周纵队离得太远，我们的九十师也得明后天才能到达。敌人已经从右后方包抄过来了，你们说，该怎么办才好？”
说过，他的眼睛又特别盯着那个百伶百俐的李参谋。李参谋早已心明如镜，立刻清楚明朗地说：“司令官，我建议立刻脱离战斗！”
“好，那就接受你的建议，这样定吧！”
吴奇伟说着，就让李参谋起草撤退命令，并通知部队立即撤退。
随后，吴奇伟匆匆回司令部整顿行装。临行前又忽然觉得这样做还不够妥善，于是就拿起耳机给薛岳打了一个电话。他定了定神，用相当镇静的语调，报告了当前的战况，并有根有据地说明了部队所处的险境和自己的应变措施。出人意外的是，薛岳用粗鲁而严厉的声音说，在不利的情况下部队可以收缩一下，但决不能退过乌江南岸。
吴奇伟口中唯唯，却悻悻然放下电话，脸色异常难看。
“快走吧，司令官，他们住在贵阳，怎么能体恤到我们的处境呢！”
李参谋说着，就搀上吴奇伟一路小跑上了汽车，向着乌江渡口急驰而去。
当他们来到距乌江渡十五里的刀靶水时，撤退的部队与伙食担子搅在一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这时，在部队后尾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衔尾而来的红军已经追上来了。部队顿时炸了营，人人夺路而逃，互相践踏，已经无法掌握。吴奇伟的汽车这时又正巧抛了锚，他只好下了汽车，由卫士们搀着在人丛里抢路逃命。几十个卫士一边走，一边喝骂着：“闪开！闪开！你不知道这里有司令官吗？”但这些喝骂全无济于事，因为不是司令官不值钱，而是一切词汇在这乱嚷嚷的逃命声中都无法分辨。
吴奇伟那高大、结实的身子也有点要瘫软下来。不知怎地他老是想起在江西苏区五十九师被歼的可怕的一幕。那时几个红军的青年战士嗷嗷叫着在后面追他，几乎使他当了战俘。他越想这幅情景，就越是难以举步。幸亏几个卫士臂力过人，紧紧地挟着他，才勉强来到乌江渡口。那里有一条长长的浮桥搭在江面上，正是他们来时搭设的。只要过了这座桥，便一切都会变得安全。刚才拼出老命寻求的不就是这个目标吗？可是，当吴奇伟面临滚滚的江水，看到这条到达安全之路的浮桥时，却颓然坐在地上哭起来了。弄得卫士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李参谋走了上来，忙问：“司令官，你怎么不走了哇？”
“唉，我就死在这里吧！”他低头拭着眼泪。
百伶百俐的李参谋略一沉吟就立刻明白：薛岳刚才的命令，明明说的是不准过江，而作为指挥这支部队的司令官，怎么能首先地跑过去呢！这正是将军不能解脱的难处。李参谋想到这里，立刻沉下脸，对卫士们骂道：“混蛋！你们愣什么，还不马上把司令官搀过江去！”
卫士得了命令，由两个彪形大汉，紧紧夹着吴奇伟的两条膀臂跨上浮桥，吴奇伟略示抗拒，便很顺利地到达了乌江南岸。
南岸，是一面比较陡的山坡。吴奇伟一行人向山坡上攀登着，爬到半山，刚坐下来想喘息一下，只听江北岸枪声大作，红军已经到了对面山顶，又是打枪，又是喊话。山下渡口处麇集的残兵败将，象蜂巢里的蜂群，乱哄哄地一齐向浮桥涌去，为了争先抢渡，人喊马嘶，乱成一团。这时，护桥的军官喘吁吁地跑了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请示说：“怎么办哪！司令官，怎么办哪？”
“什么怎么办？”吴奇伟冷峻地问。
“桥，怎么办？”
吴奇伟不知从哪里出来的一股怒气，骂道：“混蛋！什么都要请示，难道你要我们作俘虏吗？”
不久，江面上突然发出一片震天撼地的、撕裂人心的惨叫，浮桥断了，人们带着哭叫声、骂声纷纷落入水中，长长的浮桥摆脱了重负，轻松地顺着激流斜到一边去了。尽管那哭叫声和骂声是如此震人心魄，但为时不久便为乌江的浪涛声所代替，恢复了平静。留在乌江彼岸的一千多官兵，正在纷纷举枪投降，选择了另外的命运。
吴奇伟实在不愿看这种场面，痛苦地用双手捂住了脸。
……
乌江的浪涛声，红军的军号声，江西、福建一带欢快的山歌声，他都没有听见；只是在想，昨天出发时就有不祥的预感，今天应验了，果然又一次跳进了陷阱……
（二十四）
春光融融的遵义城。
这天天气又特别好。明媚的阳光洒满了既是黔军白师长又是红军总部的后院。在那棵老槐树下，刘英让理发员烧了满满一壶热水，守在那里，随后到屋子里来找毛泽东。
“怎么样，你那头发可不能不理了吧！”她笑嘻嘻地说。
毛泽东把电报推到一边，抓了抓他那实在长得不象样的头发，笑着说：“刘英，你抓得倒很紧哪！”
“不，是你自己说的。你在扎西说，不打胜仗你就不理了，现在消灭了敌人几个师，这该实现诺言了吧！”
“好，好，听你指挥！”
毛泽东收起电报，随着刘英来到后院，坐在一张木椅上。从江西来的理发员，一边给他围上白罩衫，一边笑嘻嘻地说：“毛主席，要是都象你这样，我们这当理发员的就失业了，我该要求下连队了。”
“不会，不会，”毛泽东笑着说，“我一年理上六七次，别人理上二十多次，一平均还是差不多的。”
理发员哈哈一笑，就拿起推子理起来。
毛泽东望着刘英，笑微微地说：“刘英，你们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刘英知道他说的是她同张闻天的关系，脸一红，装做不明白的样子，说：“你说的么子事呀？”
“我说的是你同洛甫同志的关系嘛！”
“我同他没有关系。”刘英一笑。
“没有关系？”毛泽东笑着说，“告诉你，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检查促进委员会，我是委员会的主任。我要不检查督促，就是失职了。”
刘英咯咯笑了一阵，说：“我早就说过，我是不结婚的。象贺子珍那样，路上生孩子多受罪呀！”
“当然，不一定马上就结婚嘛！”
刘英急欲转变话题，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条事先准备好的新毛巾，放在洗脸盆里，说：“毛主席，我真要跟你提意见了，你洗脸，洗脚，洗澡，都是那么一块毛巾，叫人看着多难受呀！这次发你一条新的，你干脆把那一块专门洗脚、洗澡算了！”
“我也早说过，这是一种偏见。”毛泽东笑着说，“其实，认真说来，手、脸一天露在外面，还是脚要干净得多。”
正说笑间，警卫员小沈抱了好几筒咖啡、可可、炼乳和茶叶走了过来，满脸是笑地说：“还是打‘中央军’合算，缴获的东西真多，这一次可有你喝的了。”
毛泽东看了一眼，说：“把茶叶留下来，那些牛奶、咖啡什么的都送给别人吧！”
刘英诧异地说：“这是好东西呵！别人都吃得津津有味，你倒不要？”
“不，我吃不惯那个气味。”毛泽东皱皱眉头。
“谁不吃咖啡呀？”周恩来在屋子里问。
“毛主席说，他吃不惯。”刘英尖着嗓子说。
“哎呀，太遗憾了！”
说着，周恩来、王稼祥、洛甫、博古每个人端了一茶缸子咖啡，说说笑笑地走了出来，神色十分惬意。博古一面喝一面赞赏不已地说：“这咖啡真好！老毛，我建议你来一杯尝尝，否则要后悔的。”
“不，我确实吃不惯！”毛泽东笑着说。
“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吃不惯？”
“你们是洋包子，我是土包子嘛！”毛泽东指指小沈和理发员说，“我们几个是一派！”
“咳，你要真不吃，我们可就要替你吃了！”博古说着，把那些咖啡、可可、炼乳都分给了众人，大家嘻嘻哈哈地去了。
这时，曾以水马部队的司令威震遵义的营长金雨来，同两个人一起说笑着走进了院子。金雨来走过来打了一个敬礼，然后说：“主席，我给你带来了两个人，你看看还认识不？”
毛泽东的头发在白罩衫上落了好大一层，看来轻松多了。他仰仰脸，仔细一看，那个粗壮的黑汉子，正是第一次进遵义时举着花炮欢迎红军的杜铁匠，不过比起一个月前，显得又黑又瘦，憔悴不堪，脸上、脖子上还有几道紫色的伤痕，就象几条蚕爬在那儿。那身黑棉衣背上、肩上也有几处露出了棉花，好象是绳子捆绑过的。另一个小青年穿着红军服装，微微害羞地笑着，显得十分有神，但却不记得他是谁了。毛泽东伸出手来同他们握手，一面笑着说：“这不是杜师傅吗！他是我们遵义区苏维埃的主席，怎么能不认识！这个小鬼我倒一时想不起来了。”
金雨来指着那个小鬼笑着说：“主席，我估计你也想不起来了。他就是那个跟着杜师傅一起欢迎我们的小猴子嘛！那时候一天挑煤，猴瘦猴瘦，吃了几天好的，你看有多精神！这次追击，他跑得可快了，一下子就闯到敌人师长的伙房，看见一只热腾腾的鸡，抄起来就吃，伙夫说：”快放下，这是给师长做的！‘他说：“我是红军，连你也得抓起来！’你瞧，小伙子的腿脚有多快！”
大家哈哈大笑。刘英笑得捧着肚子。理发员笑得满手的肥皂沫都流到袖筒里去了。
毛泽东望着杜铁匠脸上和脖子上的伤痕，说：“杜师傅，你的景况不大好吧？”
杜铁匠还没说话，金雨来就插进来说：“他可受了苦了！”
接着，他就把杜铁匠一个多月来的遭遇说了一遍。原来，部队西进以后，敌人当天就占领了遵义城。杜铁匠因为名声较大，就潜回到农村的家里。组织上托付给他的几个伤员，他都安排到亲戚家了。他自家亲自护理着一个连长。这个连长，伤很重，不能行动，他就把他背到山上一个石洞里藏起来。他每天让妻子做了白米饭，用布裹起来，砸得象薄薄的饼子一样缠在腰里，外面穿上衣服也并不特别显眼。然后他就爬山越岭给伤员送到山洞里。那个红军连长，每天接到他送去的饭都要流好多眼泪。时间长了，地主、乡政府对他有了怀疑，就把他抓起来了。每天把他吊在梁上毒打一顿，但他一句也不承认。在关押期间，他妻子的弟弟，又接替他，还是照旧往山洞里送饭。一直到这次部队砸了乡公所，才把杜铁匠救出来。
“那个连长呢？”刘英听得出了神，插进来问。
“已经养好伤，回部队去了！”
金雨来说到这里，把杜铁匠的袖管和裤管捋开，手脖子和腿腕子全是一道道深深的伤痕。他指着说：“你看把杜师傅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杜铁匠淡然一笑，显出颇为豪迈的神情，说：“没有什么，那些家伙是早晚要完蛋的！”
毛泽东深情地望着杜铁匠，说：“杜师傅！我们真要谢谢你呀！”
杜铁匠豪爽地一笑，说：“毛主席，别谢我了，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算了！”
“什么要求？”
“我这次就要跟你们走！”
“噢，你要参加红军？”
“是的。”
“你家里离得开吗？”
“我已经给家里说好了。”
毛泽东微笑地点了点头。金雨来搂着杜铁匠的脖子，兴奋地说：“就到我们营里吧！”
毛泽东的头发剪得不长不短，正要开始刮脸，他向理发员摆了摆手：“算了吧！”
“不，你轻意不理发，还是刮一下好。”理发员一坚持，毛泽东只得乖乖听从。他望着杜铁匠说：“杜师傅，在我们离开这里的一个多月，老百姓对我们还有信心吗？”
“叫我看，群众的心还是向着我们。”杜铁匠说，“有一个小卫生员叫敌人杀了，在这一带就成了神了。老百姓都叫他‘红军菩萨’。”
“什么，‘红军菩萨’？”
“是的，据说还显过灵呢！这一带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的。”
“哦，大家都坐下，你详细讲讲。”
刘英从屋子里搬出一条长凳，大家坐下来。毛泽东的胡子上捂着一条热毛巾，静静地听着。
在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期间，曾经组织了不少工作队到四乡去打土豪，把地主的粮食、衣物分给穷人。遵义城东南十多里的桑木垭村，也来了工作队。这个工作队里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卫生员。人生得聪明伶俐，很惹人喜爱。他除了给穷人分东西，还给穷人治病。那时，这地方正流行“鸡窝寒”，属于伤寒一类的病。小卫生员知道很多偏方，把许多人的病都治好了。群众简直把他看做神医似的。工作队撤走以后，这卫生员还是天天来给群众看病，每天早出晚归。红军临走那天晚上，因为给群众看病，他回去得很迟。等他回到驻地，部队来不及通知他，已经出发走了。给他留下一个条子，一个路线图。他就拿着这个路线图追赶部队。哪知走出不远，就被地主武装抓住杀害了。消息传到桑木垭，群众非常悲痛。一个老汉说，我已经知道了，他昨天晚上给我托梦来了。昨天夜里我腰疼得厉害，睡得迷迷糊糊，他就进来了，站在我床前说，老大爷，我们部队走了，我听说你的腰疼病犯了，不好受，我来给你治治。说着，就给了我一包药，又给我倒上水，扶侍我吃了，他就要走。我要起来送他，他用双手按住我说，老大爷，不要送了，我要赶部队去了。孩子这么好，我怎么能不送呢，我就下了床，结果没有走出几步就碰到门上，这才醒了。村里人一听，心里非常难过，都说，这么好的孩子，我们怎么能让他暴尸在荒郊野外？这样，就趁黑夜将他的尸身抬了回来，重新装殓了，将他埋在小龙山上。大家一面烧香，一面祷告说：“你活着给我们治病，你死了也要保佑我们。”以后就传说他显灵了，常常回来给人们治病。人们有了病，也就常常拿了香到坟上来祷告求医。渐渐，还有人来倾述各种人间不幸，甚至祷告夫妇和美，儿女早归。人们就把这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说成是“红军菩萨”。传说愈传愈远，烧香的人也就愈来愈多。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政府官吏都觉得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于是就动手挖坟。开始派几个乡丁去挖，群众都说动不得，红军菩萨这样灵，一动就会遭到报应。乡丁就不敢挖了。保长看乡丁不敢动手，就亲自来挖。他哆哆嗦嗦来到坟前，拿起铁锹挖了不到几下，一块石头从坟上滚下来，围观的群众大声喊：“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保长把铁锹一扔，就瘫在地上。晚上他亲自买了香纸来烧，向菩萨祷告赎罪。区长一看保长不行，就自己骑了一匹大马来挖。结果还没走到，马腿就让山上的树枝绊坏，群众越发吵吵说，菩萨显灵了。遵义一个姓高的专员闻听大怒，严令下属立即将坟平毁，如有敢阻挠者，将严加治罪。命令下了之后，专门派了部队来挖，气象森严，如临大敌。这次坟是挖开了，棺材也露出来了，但是过了一夜，第二天一看，不知被什么人偷偷填上，完好如初。坟前的香火反而更多了。据说，群众中暗暗传着一个口号：“敌人毁了香火台，我们还要垒起来”。方圆几十里、百把里都知道了。群众凡是来的，除了香纸，都要带一捧土，几块石头。这样白天毁了，夜里又长起来，坟头不但毁不了，而且比以前还大。那些来的人，有青年、壮年，还有许多老太太，离得越远，心显得越诚。坟前除了香纸，还摆着鸡蛋、水果之类。反动派看到这样，怕惹起众怒，也就不再议平坟之事。
杜铁匠讲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这个小鬼，我在会议上见过，圆乎乎的小脸，一笑还有两个酒涡，蛮可爱的。你们临走那天，我离开遵义很晚，路上碰见了他。我说，小鬼，快走吧，部队出发了，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去送他……”
“他叫什么名字？”毛泽东问。
“我没有问，桑木垭的人也不知道，只好把他的坟叫‘红军坟’。”
毛泽东沉入到深深的感动里，半晌没有言语，过了一会儿才说：“多好的孩子！为我们的红军增了光了。”
说过，稍停了停，又说：“这次打遵义，三军团的参谋长邓萍同志也牺牲了，就埋在小龙山上。我正准备去一下，离那个小鬼的坟不远吧！”
“不远，两个坟挨着呢！”
发已经理完，理发员象打了一个胜仗似地露出轻松的微笑。毛泽东向他点点头，站起来。他看看天气尚早，就同杜铁匠、金雨来等一起向小龙山走去。
小龙山紧挨着遵义城，是一座不高的秀美的山冈子。树木蓊郁，几乎把整个山都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