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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重要“法宝”。
《黄帝内经》中阐述的心理学内容是我国古代的医学心理学，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黄帝内经》这部伟大的中医学典籍奠定了中医心理学的基础。美国心理学家莫尔菲曾指出：“世界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是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这首先就是《黄帝内经》和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贡献。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和《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以上这个表是中医对情志与身体状况的总结，可能许多人都无法理解这些话的意思，现在我就用现代医学生理学的观点给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喜伤心…‘恐胜喜”？
“心在志为喜”
“心在志为喜”是指心的生理功能和精神情志与“喜”有关。《素问？举痛论》说：“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喜悦的过程，犹如人体能源（精神能源和机体能源）的释放过程，获得释放的能源，将形成原动力，展开新的精神活动，并支配着身体活力，创造出新的业绩。如：能提高人的大脑及整个神经系统的活力，充分发挥机体的潜能，提高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效率和耐久力，使人感到生活和工作中充满乐趣和信心，从而动作起来显得轻松有力、敏捷、准确、精力充沛；能使心脏、血管的肌肉运动加强，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水平提高；能扩张肺部，使呼吸运动加强，肺活量增大，有利于肺部二氧化碳和氧气的交换；能加强消化器官的运动，增加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增进食欲，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
“肝在志为怒”
怒是人们受到外界刺激时的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是一种不良的情志刺激。怒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故称“肝在志为怒”。一方面，大怒可以伤肝，导致疏泄失常，肝气亢奋，血随气涌，可见面红目赤，心烦易怒，甚则可见吐血、衄血、卒然昏倒、不省人事。另一方面，如肝失疏泄，也可致情志失常，表现为情绪不稳，心烦易怒。
◎为什么“怒伤肝”“悲胜怒”？
“脾在志为思”
脾在志为思。思，即思虑、思考，是人体意识思维活动的一种状态。人的思虑的情志活动主要是通过脾来表达的。思是精神高度集中的思考、谋虑的一种情志。当人沉湎于思考或焦虑时，往往会出现饮食无味、食欲下降。有的妇女可以因为工作紧张，思想高度集中导致月经量少，经期紊乱等，这与脾主统血的功能相一致。
“肺在志为忧（悲）”
古代医家对忧愁的患者仔细观察分析后发现，肺是表达人的忧愁、悲伤的情志活动的主要器官。当人因忧愁而哭泣时，会痛哭流涕，涕，就是肺分泌的黏液。人哭泣的时候，肺气盛，黏液分泌增多，而肺开窍于鼻，所以涕就从鼻中流出了。肺主气，为声音之总司，忧愁悲伤哭泣，还会导致声音嘶哑、呼吸急促等。肺主皮毛，故忧愁会使人的面部皱纹增多。
“肾在志为恐”
恐为肾志，肾是人们表达惊恐之志的主要脏器。恐是人们对事物惧怕的一种精神状态，对机体的生理活动是一种不良的刺激。《素问？举痛论》说：“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即是说明惊恐的刺激，对机体气机的运行可产生不良的影响。“恐则气下”，是指人在恐惧状态中，上焦的气机闭塞不畅，可使气迫于下焦，则下焦产生胀满，甚则遗尿。“惊则气乱”，则是指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可因惊慌而产生一时性的扰乱，出现心神不定，手足无措等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造就了我们现在称之为“传统文化”的国学体系，而儒、道、佛，是它的三大支柱，这三教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家庭日用起居、身心休养。当然，中国的医学理论的创立，也不可能背离这三教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三教互相融和的趋势大于互相排斥的趋势，就更利于中医学、中药学在这三教的兼容并存中，在三教的保护支持下迅速发展了。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曾于1940年9月在美国“科学、哲学、宗教同民主生活方式的关系”讨论会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是彼此界线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当然，宗教和科学是无法混合的，就像黑色和白色，黑色是美的，白色也是美的，但是，黑白组合的图案，也许是最美的。宗教之光不同于科学之光，科学之光丰富人的头脑，宗教之光启迪人的心灵，所以在今天的科学之光照到现代心理学上时，我们先看看宗教之光在心理学上有过的灿烂吧。
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医学与巫术分家了，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也是医学进入科学范畴的必然。在中国，儒、道、佛三种宗教共存的社会状态和医学科学的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的、内在的对立和联系。我们后人不能也不应该视而不见。只有正确地评价儒、道、佛这三种宗教和中医药学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正视历代贤哲的创造，才能不重蹈历史虚无主义的覆辙。由于本书是对于心理学方面的探讨，所以我们重点研究中国的三教理论对于中医心理疗法形成的影响。
◎儒、医、易术中的心理治疗
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周易》一系的儒家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早在《周易》与《黄帝内经》成书之前，医术与卜巫就是原始宗教用来除病消灾，避凶祈福的重要手段，原始巫术中就包含着医术。医与巫在上古之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共存并称的，称为“巫医”，大约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分开。所以，成书在西周前期的《周易》，主要是占巫活动的记载，成书与汉代的《黄帝内经》则是巫医分开后，医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但是从战国时期的《易传》之后，《易》由占巫转变成了哲学，其中“阴阳”、“太极”、“道”、“神”、“术”等范畴及思维方法，对《黄帝内经》成书产生了很大作用。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所说，《易传》为孔子所作，但是到宋代的儒生，如欧阳修，就怀疑非孔子所作。不论是否为孔子“韦编三绝”，历代儒家一直将《易》奉为经典。
《周易》的原理、思想以及范畴（如太极、阴阳、乾坤、理、气、道、象、术），在汉代及其后，不仅对儒家，而且对道家，甚至佛家，不仅对哲学思想，而且对科学技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周易》与中医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以至于古代医家有“医易同源”“医易会同”一说。远古至今，医易融会贯通，盛名天下的名医大家，数不胜数，如：隋唐的杨上善，唐朝孙思邈、王冰，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明清时期的张介宾等等都是儒医大家。正是这些熟读四书五经，又精通《黄帝内经》的儒医大家们，融会贯通了儒学与医学，充实了中医的理论，发展了中医药学。例如《礼记？礼运》中把人们的情感变化分为七个类型，“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勿学而能”。但是这种情绪的表述，在中医上就发展得更准确了，儒医把它改为“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更贴近我们的生理心理现象了。为什么这样改呢？《礼记》中的七情，有些是正常的生理活动，并不足以导致疾病，而医学中的这七情，如果在突发、剧烈或者持久存在的情况下，就可以导致情志异常，导致肌体气机紊乱，气血阴阳失调，进而引起肌体的病变，所以就叫做“七情内伤”。
儒医不但发现了七情可以内伤到脏腑，而且在医疗实践中，创造了治疗七情内伤的“以情治情”的心理疗法。也就是利用儒、医、易的理论进行的心理暗示疗法。
这里我举一个金元名医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七《不寐》中以情治情的医案，来看早期心理学在儒医中的应用。
这是张从正（又名戴人），治疗一个富裕人家的妇女失眠症的故事。这个妇人不能睡觉已经两年了，吃什么药都不见效，也就没有医生可以治疗她的失眠了。后来，她的丈夫求到了张从正。张从正给她诊脉后说，两手都是缓脉，缓脉是表示脾这个脏器受邪，脾主思，她是因为思虑过度困住脾气所致的失眠。于是，他就和其丈夫商量：要想办法让她发怒。什么办法呢？他丈夫当着妻子的面给了张从正很多的诊费，然后，留张从正在家里酒肉招待了好几天，再然后，张从正没开一张处方就拿钱走人了！这可把妇人气坏了，大怒起来，以至于脾气发的汗都出来了。当夜，妇人就困得倒床而眠，这一觉连睡了八九天都不醒。然后，胃口开了，能吃饭了，脉也就正常了。张从正总结说：这是因为胆气虚了，胆为木，脾为土，胆虚木不能克土，我激怒她，就激动了她的胆气，胆气重新克伐脾土，脾从思困中得以解脱，这就是“怒胜思”啊！
在清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中也有一个以情治情的医案。
这是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案例。说的是明末，在高邮有一个被称为神医的人，叫袁体庵。他治疗一个乡试中了举子的年轻人，这个人因为中举子而高兴得发了狂，一直笑个不停，吃什么药也止不住“笑”。求医到了袁体庵的门下。袁体庵诊脉后大惊失色地说：你的病已经没有办法治了。你的命不过数旬了（一旬10天），你赶快回家去吧，恐怕迟了，连家人也见不到了！如果你路过镇江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何医生，再求他为你治病吧。同时袁体庵还让他带一封信给何医生。这个举子一听，吓坏了，性命要紧，立刻启程回家。奔至镇江后，他发现自己不再笑个不停了。咦？其病如失！他找到何医生，把信交给他，何医生让他自己看看这封信，信上说这位先生是因为中了举子，喜极而发狂的。大喜可以使人的心脉扩张，而不复合，中医认为“笑”为心之声，心脉不合，“笑”不能止。这种病用药是治不好的，所以我只能用危险和痛苦的情绪来调整他狂喜的心情，故而我用“死”来恐吓他，让他产生忧愁抑郁，在忧愁抑郁的心情下，他的心窍就能够闭合了，带着这种情绪，我想他走到镇江时， 这个病就应该好啦 ！ 举子看了这封信，面向北方再三而拜。啊！袁体庵真是神医啊！
儒、医、易学结合在心理治疗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非常广泛，这里不过是说一漏万。抛砖引玉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实这句话：世界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是中国。
◎道教修心之法（1）
与儒家始终并存的学派是道家。
“道家”之称始见于西汉前期太史公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一文。乃指春秋末年老子创立的以“道”为世界本原的学说、学派，包括其后继任者庄周、黄老学者及其思想。道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不亚于儒家。西汉中期后，儒术独尊，道家在野，但历代仍有不少包括儒生、佛家在内的其他学者汲取道家思想，融会贯通在自己的学派中，所以道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在道家形成发展之时，正是中医药学产生之日，由于二者在思想理论和追求目标等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故它们势必相互吸收，相互为用。特别是对于生命观的认同上，和养护生命、延年益寿的方法上，还有对于药物的制作加工等方面，中医学和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道家的生命观，来自老子的生命观。而“什么是生命的本原”这一问题，不仅医家需要解决，哲学家、科学家，乃至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思考和关注，而道家明确地提出“生命原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可以为天下母”的道，在运动中产生了“一”，即混沌状态的气，一气又化为阴、阳二气，阳气轻清，上升为天，阴气重浊，下降为地。阴、地与阳、天二气相冲产生“三”，三就指的是“和气”。由和气产生了世间万物及人，故称“三生万物”。道家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归根到底，道产生天地万物及人，人是天地万物中的一物，就应该效法天地和道，而这一系列的产生和效法行为，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道教的宇宙演化模式和生命本原论，认定人及天地万物是自然运动的产物，排除了上帝、天命、鬼神在其中的支配作用，是当时的先进文化的代表，是人类思想上的一大进步，所以当时的医学科学，也认可把“道”看作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把“气”视为世界万物及人的生命的本原，从而成功地建立了中医的阴阳学说和气机学说，老子的生命本原论对医学的影响肯定是积极的，重要的。
道教的生命本原论，决定了道教的生命观，从而发展出一系列的养生观点，如：清净寡欲、聚气养气、节欲存精、太上养神等等方法，都是道家提倡并亲历而为修行的。
道家与儒家不同，治理天下之事，道家不放在心上。道家看重的是修身长寿。而修身长寿重在修“心”，道家的修心之法，大部分在今天看来，就是心理学的范畴，所有的修心的方法，不外乎是针对于生命、针对于死亡、针对于生存方式的心理调整。
道家经典中有这样一个记载：
黄帝为政事劳累不堪，面色憔悴，心情迷乱，于是决定闲居一段时间，一天，他白天睡觉，梦到自己游玩到一个国家（注意：这种白日梦，就是现代心理学中的一种疗法），那个国家没有君主和官吏，一切都听任自然，老百姓也都无欲无求，自然而然，他们不知道迷恋生存，不知道厌恶死亡（注意：道，出来了。梦中的针对疲劳的心理调整出现了），所以没有一个短命早死的。他们不知道偏爱自己，也不知道疏远别人，所以不喜欢也不憎恨。他们更不知违背自己的意愿去迎合别人，不知道蝇营狗苟地去追求私利，因此没有利益和祸害（注意：遵循“道”的结局出现了。这里的心理调整针对的是黄帝的劳累不堪）。
那个国家的人民，不知道什么叫畏惧。投进水里，他们不会淹死，跳进火里他们不会烧伤，甚至连刀砍和鞭打，也不会让他们感到疼痛。他们可以升到半空中，好像脚踏实地一样自在，睡在空中就好像睡在床铺上一样舒服。他们的视线不会被云雾遮挡，听觉不会被雷电所扰乱，心境不会被喜好所迷惑，连山谷都休想绊住他们的脚（注意：“天人和一”的道法自然出现了。多么美好的心理暗示，这种在无欲无求心态下可以成为神仙的心理暗示，缓解了黄帝的憔悴、迷乱）。
黄帝梦醒后怡然自得（心理调整成功了），召见他的大臣说：我闲居了三个月，清心寡欲思考调养身体（注意：清心寡欲，是道家调整心态的必需环境）、治理天下的道理，但一直没有想通，直到昨天做梦才悟到真谛，现在我已经知道最高深的道理，就是不能依常理去探求。我领会了，我获得了真理，但是我没办法告诉你们（这真是：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言也！）
◎道教修心之法（2）
“道”理的深奥，我们不在这里探讨，但是，道教理论对于身心的指导，可以说是最鲜美的心理“鸡汤”。这种心理引导之高明，可以称为现代顶级的心理干预手段。
自从有了人类，疾病和死亡伴随着人们生活的分分秒秒，所以对于死亡的敬畏和恐惧，一直扰乱着人类的心理状态，而道家理论就是从人最关心的生命观着眼而建立的。要说道家思想起到了对于生命的心理干预作用，是毫不夸大的说法。道教理论的建立，成功干预了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
道教提倡的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即可以把它看作是庄子对于死亡的“安时处顺”、“天人和一”的理论基础，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庄子对于自己的心理调整疗法。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到庄子家里，没有看到应有的伤心场面，却见庄子正对着妻子的尸体席地而坐，两腿像簸箕一样随意曲伸着，一边敲着盆状的瓦缶，一边高声歌唱。其声慷慨激昂，响遏行云。
惠子十分气愤，走上前对他说：“你与死去的妻子共同生活了一辈子，她为你生儿育女，日夜操劳，现在她因衰老而死，你不哭也就罢了，居然敲着瓦缶高歌，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庄子放下手中乐器，缓缓回答道：“并非如此！你没有看到我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