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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雪狼
作者：＇英＇ 格林·梅德 唐明生 译
内容简介：
“最难猜测的不是将来的事，而是过去的事。”——俄罗斯谚语。
……雪狼行动。
机要文件，中央情报局，苏维埃行动处。
切记：所有有关这项行动的复制文件和记录细节在使用过后予以销毁，重复，予以销毁。绝级机密，重复，绝级机密。……
正文
现今第一章
“最难猜测的不是将来的事，而是过去的事。”
俄罗斯谚语
“外面有一头狼，正嚎叫着要吸我的血。我们一定要消灭这些豺狼。”
这些警言是约瑟夫·斯大林于1953年2月17日，也就是他死前的两个星期说的；当时他在莫斯科同印度大使会晤时讲了这番话。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莫斯科
我终于得以挖开了岁月的墓穴，重掘出那些往事。所以这过去一切的真真假假不妨就从一个墓地开始讲起吧。
天下着雨，我现在正准备第二次安葬我的父亲。
很少有人死后会被两次安葬。当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雨点滴落的栗树下面时，我看见了那辆黑色的马赛地轿车驰入公墓大门，慢慢地滑行过来，最后轻轻地刹车停在近旁。有两个人跨出车门，他们中的一个中等年纪，头发略显灰白；另外一个则是留着一大把连腮胡须的东正教神甫。
在俄罗斯有一个安葬传统，入土前先开着棺盖，让死者的亲属朋友们能有一个机会跟其作最后的吻别。但是在这个下雨的日子里，对一个已死了四十多年的亡者来说，当然不会再去奉行这个传统了，只有一个简单的仪式来最后悼念他的故世罢了。
不知是哪位有心人放了一个红花编成的花圈在墓边上，我对此铭谢不已。此时我看见叉状的闪电横空划过，照亮那呈色灰暗的天际，随即便听到那喀嚓的响雷声。
这是一场夏季的雷阵雨，莫斯科的上空象放焰火似地不断爆鸣着闪电，整个天色则是一片灰朦朦，这样的背景场面倒颇为贴切地烘托着一场入葬仪式，烘托着我父亲的遭逢，烘托着一场戏剧人生的戏剧结尾。
诺夫德维奇公墓座落在莫斯科城的南部，一座古老的十六世纪的东正教堂被一圈洗刷得发白的石墙所环绕，五个金色的园顶耸立在高空，其下方就是那通向公墓里迷宫似曲径的大门。里面杂草丛生，密列着大理石的墓碑和年代已久的墓体。
直到几年前，这个公墓对外还是禁止开放的。赫鲁晓夫的墓就在附近，矗立着一块厚实的黑白大理石的纪念碑；斯大林妻子则葬在右处，还有契柯夫、肖斯塔克维奇。那些巨大的大理石墓体建筑都是献给苏联的英雄、作家和艺术家，这些故世的男男女女都是在苏联史上留有青名的人物，而我的父亲，一个美国人，就这么奇特地夹杂在他们中间。
大雨开始滂沱而下，当我伫立在公墓一角那湿成一片的树底下面时，我看见那从马赛地出来的灰白鬓发的男子打开雨伞，跟那神甫悄语着，神甫点着头，走到一边，站在近处的一棵树底下。
那灰发男子已是四十朝后了，是个体形健硕的高个子，淋湿的雨衣里穿着一套笔挺的蓝色西服。他朝我走过来，和蔼地微笑着。
“一个为此陪泪的天气，对吗？”他伸出手，“布雷德·泰勒；美国大使馆的，你一定是麦西吧？”
手握得紧而有力。松手后，我说道，“我还以为你赶不到呢。”
“抱歉我来迟了，在使馆里有事一时脱不开身，”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包万宝路香烟，并朝我递来一支。“抽烟吗？我想这样不会有什么不敬吧？”
“不会。再说我也正好想来一支，谢谢。”
泰勒说道，“这是个坏习惯，不过象这种乏人的天气，来一支倒可以提一点精神。”
他点燃了我们俩人的香烟，吸了一口，然后转过头去看神甫，神甫正耸着身子，在他黑色的雨衣底下整理着他的白色法袍，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圣经，看来差不多准备就绪了。
泰勒打开话匣，“鲍博告诉我你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以前来过莫斯科吗，麦西先生？”
“来过一次，五年前有过一次简短的采访，鲍博还告诉你些什么？”
泰勒笑了，露出一口雪白齐整的牙齿，“刚好能让我们相遇时不会把你错过。他说你是他的老朋友，交情可以追溯到以前你们一起读寄宿学校的时候，而且你还在越南他的部队里当过兵。他吩咐了，要确保你在莫斯科时帮你安排好每一件事，鲍博看起来对此非常重视关切。”
泰勒还想再说什么，但又迟疑了一下，回过头瞧了神甫一眼，神甫都已准备停当了，点燃了一个小的熏香炉，然后朝我们这边走来。
泰勒说道，“看来我们就要开始了。对了，这个神甫是讲英语的，我想你一定是希望这样一个人选。鲍博要求的所有的细节事我想应该是都顾及到了。”
一块崭新的大理石碑被靠放在旁边的一棵树底下，我能辨出上面用西里尔字体镌刻的几行简单的字。
杰克伯·麦西
出生日期：1912。1。3
去世日期：1953。3。1
就在近旁有一块从原墓地连根拔起的旧石碑，上面没有任何字迹凿印，只有呈绿色的青苔和经年历月的风雨蚀印。蹊跷的是，旁边的地上还插着另一块同样年久，同样无字的石碑，表明在我父亲的墓旁还有第二个无名墓。我的眼角扫到有两个戴着鸭舌帽的墓园工人站在不远处的树下，等候着准备竖放我父亲的新墓碑。
此时此刻，当我站在这个地方，我才意识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来得那么的突然，那众多错综复杂的幸运巧遇使你不得不信冥冥之中确有命运之神的妙手安排。一个星期之前，在五千哩以外的华盛顿，我接到了兰格里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我将安排这场葬礼，还有那个安娜·克霍列夫，会在莫斯科跟我见面。我们化了三天时间议定细节。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那个东正教的神甫迈向前来跟我握手，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道，“我可以开始了吗？”
“拜托了。”
他迈向那墓地，那是一副阴郁，消沉的身影，裹在黑色的帽子、雨衣和白色的法袍里。他摇着那散发着芬芳香味的熏香炉，开始祈祷，为这个死在俄国的亡灵唱着平调的祷词，泰勒和我肃立在旁边，静听着那飘散在潮湿，甜腻的空气里的悼念声，到最后，神甫大声念诵着圣经里启示录的一段：
“神要擦去他们眼里所有的泪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所有的这一切都一去不回了。”
葬礼没化多长时间就结束了，然后神甫退回身子，走回到轿车里去。两个掘墓人走过来开始动手在我父亲的坟墓上填土安插上那块新墓碑。
泰勒说道，“好了，我想该做的就是这些了。除了还有你的那位女士朋友，安娜·克霍列夫。她是早晨刚从特拉维夫飞来的，所以我这才来迟了。”
泰勒又给我们俩人点燃了第二支香烟，“我想鲍博已经把有关的规矩都解释清楚了。”
“当然，不要拍照，不要录音，任何东西都不得记录。”
泰勒笑了，“我猜这是要隐藏所有的谈话内容。她逗留的地方在莫斯科郊外燕子坡里，那是属于以色列大使馆的，他们腾出一间工作人员的房间专门给你们会面。”他交给我一张纸条，“这是地址，他们会等着你。会面是在今天下午三点。”他犹豫了一下，“不介意我问一个问题吧？”
“尽管问吧。”
他朝我父亲的墓点了点头，“鲍博告诉我你的父亲是在四十年前死的，你怎么到今天才跑来这里办葬礼？”
“鲍博没有告诉你吗？”
泰勒微笑道，“我只是个中间办事人，他告诉我的只够我领会到不会把事情搞砸，能够安排得周到有序，但是看起来他不愿作过多的解释，而如果你是为us的外交使团工作，你就得学会不要问太多的与你无关的问题，我想他们把这当作必需的常识。”
“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父亲是为美国政府机构工作。他于1953年死在莫斯科。”
“他是为我们这里的大使馆工作的吗？”
“不是。”
泰勒疑惑地说道。“这就怪了，我想冷战时期莫斯科是从不允许美国人踏足的，除了那些在使馆工作的人。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这正是我来这里想要搞清楚的。”
泰勒显得茫然不解，他还想再开口说什么，突然间我们头顶上空响起一记霹雳声，他抬头望了一眼。
“好了，我很想留下来接着谈，但是公务在身。”他用鞋后跟踩灭了香烟，“我得送神甫回去，要我载你一程吗？”
我扔掉了香烟，“不用了，我会叫一辆出租车，我还想待一会儿，谢谢你的帮忙。”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泰勒撑起了雨伞，“祝你好运，麦西。衷心希望你能如愿以偿。”
整个事情说来话长。
那是1953年3月上旬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当时我才十岁。那晚我正呆在佛吉尼亚州里奇蒙寄宿学校的宿舍里，听见门外楼梯木板响起吱嘎吱嘎的脚步踩压声，然后是我们房门打开的声音。我抬头望去，只见校长站在那里，另外还有一个男人站在他身后，但这个人不是学校里的教师，也不是教工。他穿着一件长大衣，戴着一副皮手套，两眼紧盯着我，转瞬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校长开口发话道，“威廉姆，这位先生是来这里看你的。”他又颇带示意地看了看房间里其他两个男孩，“你们可以让威廉姆一个人呆一会儿吗？”
男孩们离开了房间，校长也离开了房间。那个人抬脚跨进房，并把门合上。他身材宽阔，一张严峻的脸上嵌着一双深凹的眸子，那平剪的发型和那锃亮的棕色高统皮靴在在透现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
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沉默着不说话。似乎他觉得将要跟我讲的话实在是难以启齿。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威廉姆，我叫卡尔·布兰尼冈。我是你父亲生前的同事。”他话语里的用词不由得让我一怔。是他所说的“生前的同事”。我仰头看着他，问道，“什么事，布兰尼冈先生？”
“威廉姆，恐怕我给你带来一个坏消息，是关于你父亲的……他死了。我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这人就站在那里，再也不吭一声。然后我嘤嘤地哭了起来，但这个人却没趋上前来，拍拍我或哪怕说上一句安慰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是那么地孤苦伶仃。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楼梯木板又响起了那吱嘎吱嘎的脚步声。窗外，寒风呜咽狂扫着，一根树枝刮擦着外面的墙壁，发出一记又一记咯吱声和噼啪声。我无助地哭唤着我的父亲，但却没有他熟悉的回应。
然后一记凄厉的嘶喊声从我的内心深底处迸发出来，回荡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息。这是一场伤心欲绝的痛哭，我根本无法制止住那不断涌出的眼泪。
我记得随后就是一阵狂奔，一阵漫无目的的狂奔。奔出学校的栎木大门，穿过潮湿、寒冷的佛吉尼亚田野，悲伤沉重得象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直到最后看见一条冰冷的河流横阻在前面大地我才停下步来。我扑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将脸埋在手里，巴望着我的父亲能回到我的身边。
过后我才略微了解到我父亲去世的一些情况。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他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死的，只说是在欧洲的某一个地方，而且是自杀。尸体已经在水里浸泡了几个星期了，所以实在不适宜让一个小男孩去观瞻。葬礼倒是有一个，但是对我的提问却没有更多的解释和回答，因为没有人会费神去跟一个小孩子细讲这种事情。许多年过去了，但是这些未被回答的问题仍会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浮起。究竟是什么缘故？到底是在哪里？很长的岁月过去后，我才发觉到了真相。
十天以前，当我的母亲去世后，我回到她住过的房子里，收拾整理她的遗物。没有掉泪，没有伤感，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跟她相依为伴过。我们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互相见面了。只是偶尔有一两张问候卡，或一封简短的信。我们之间从来就不象我跟我父亲那样来得亲近。我的父母在我出生后不久就离婚了。我的母亲把我扔给我父亲一个人去照料而径自闯她的人生道路去了。
她在一个百老汇的表演团里当一名舞蹈演员，而对我父亲的了解甚至少过孩提时代的我。我一直猜想他们从来就没有融洽过。
她在纽约上东城租了一个小小的公寓单元。给我的印象那个地方很是邋遢。一张凌乱不堪的床，一把单椅，一些空的杜松子酒瓶，还有一瓶金黄色的染发剂，再有就是一些来自往日男友们和我父亲的信，全部用橡皮筋扎在一起，扔在床底下的一个旧罐筒里。
我看见了当中一封我父亲的信。信纸因年代长久都已经色泽褪淡了，四周修成花边形，呈芯草色。
信的日期是1953年1月24日。
亲爱的露丝：
来信只是让你知道威廉姆很好，在学校里表现不错。我将离开一段时间，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想要你知道（犹如往常一样）在我的帐户里有足够的钱，再加上我的职业抚恤金足以供你们俩人度日。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年代，不是吗？我听说他们在百老汇也修建防空掩体为了防备俄国人的威胁。
我现在一切都很好，希望你也是如此。还有一件事，要是我有任何不测发生的话，如果你能检查一遍我那屋子，我将不胜感激；而如果你在书房里或地窖里那个老地方发现有任何存放的文件，就请帮忙把它们交给华盛顿的政府办事机构。你会为我做这一切吗？
杰克
我又好奇地读了其他的信，但里面都没有什么内容，无非是写自于一些男人：某某人送到后台的纸条，说看见她在伴舞群里，非常欣赏她的秀腿，而想邀请她共进晚餐。有几封是我父亲的，但里面毫无他们曾相爱过的迹象。我猜想要有的话也早已让她烧掉了。
但我却思索着那封讲到文件的信里的几句话。信中提到的那所屋子过去是我父亲的，而现在则是我的住所。这是幢老式的木板屋，是我父亲和母亲第一次搬来华盛顿时买下来的。他死了后，这屋子摇摇欲坠了好几年，直到我长大成人，才得以将它整修一新。我花了好几年功夫才将它恢复成原貌。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曾经有一个深藏在地板下的代保牌金属保险箱。我父亲经常在书房里存放一些文件和资料。但是我记得他有一次说过他从来不相信保险箱，因为一个聪明、专注的人最终总能将它们打开。当然了，那个保险箱早已被扔掉了，这间屋子也被重新装修过了。但是我以前不知道他还利用其他地方存放文件。
于是，我整理完母亲的东西后便赶回住所，径直钻到那个地窖里。这个地方我很少光顾，里面堆满了久已遗弃的、曾属于我父母的摆设品和杂物的箱子，这些东西我放了有好几年了，一直准备等哪天有空就处理掉。联想到书房里那个保险箱的藏身处，我搬移着周围的纸板箱和木箱子，首先检查那硬梆梆的地面。
什么也没发现。
然后我开始检查四周墙壁。
费了很长时间，我才发现进者背对的墙壁，地窖门的上方，高高地有两块松出的红砖。
我记得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别别地狂跳起来，揣摩着我会不会发现点什么。或许我的母亲早已照我父亲的关照来此检查过了，也或许她犹如往常一样对我父亲的事漫不经心。我探上身，抽掉了那两块砖，后面竟是一个很深的壁龛。我看见一个已经破旧变色的老式的黄皮面文件夹，里面放着一本黄色的拍纸薄。
人生里总难免有一些插曲会给你的生活带来突变的感觉。就象订婚或离婚，或者在电话的另一端有人告诉你你的家里某一个亲人去世了。
但是我对地窖里那两块红砖后面的东西所带来的突变感觉却毫无思想准备。
我把那本旧拍纸薄带到地上面开始阅读。有两页纸是用蓝墨水写的字，都是我父亲的笔迹。
有四个人的名字，一些日期，一些细节和粗略的提要，好象他要构划什么东西，从中看不出很多名堂。还有一个代号：雪狼行动。
我父亲是为中央情报局（cia）工作的。他的一生都是一个军事情报人员。在二战的时候，他在战略情报局（oss）工作，活动在德国人的后方。在我发现这本破旧的黄色的拍纸薄前，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其他的则一无所知。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绞尽脑汁试图能从中理出点有趣的头绪。最后，当我无意中睹见那纸页上的落笔日期时，我的脑袋不禁轰然一响。
我驱车直奔阿灵顿公墓。跑到那里，我看着我父亲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