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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 郑祖瑾住高雄市左营成功路二号
被上诉人 毛维理住同右中山路二十三号
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上诉人对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审判决，提起上拆。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原判决关于命上诉人赔偿及负担诉讼费用部分废弃，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理由
本件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赔偿损害，系以上诉人诱奸其妻毛陈春子，经法院判处罪刑有案，并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均受重大之损害，依民法第一九五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为诉之原因事实（见卷附刑事附带民诉状）。卷查刑事确定判决，系依刑法第二三九条后段相奸罪，判处上诉人罪刑，并未载有上诉人以何种方法，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情事。按名誉权为人格权之一种，而夫妻之人格各别，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又依原判决记载，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海讯日报》所刊上诉人与毛陈春子通奸之新闻，系由与上诉人同屋居住之闻波告知新闻记者汪宗藩者，并非上诉人发布该项消息，是上诉人亦无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受损情事。原判徒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妻相好及污闻披诸报端之事，即令上诉人赔偿新台币四千元，尚有未合，本件上诉，应认为有理由。
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七十四条第一项、第四百七十五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
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相信：使人当王八，尚不算侵害“名誉权”，因为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夫妻之人格，各归各的，“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这一判例，显示了法律比社会观念进步的一个面，倒是颇为有趣的。
综合上面的种种讨论，我们清楚地看到王八每况愈下的种种方面，最后在法律上，甚至当了王八，也不过乃尔，这对卫道之士说来，真要大发思古之幽情了。因在古代，不但法律上要保护王八，并且保护得连王八都要挨揍，唐朝法律虽然对“奸夫淫妇”判两年（赎铜四十斤），比起今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不算重，但是它不但“不在自首之例”，并且不是告诉乃论罪，而是邻居都可以告发的罪。元朝法律规定不告发是“纵奸”，连邻居都要挨罚的。至于甘愿做王八的，更不得了的。元朝明定甘愿做王八的，本夫与“奸夫淫妇”各杖八十六下，明朝清朝各杖九十下，可见当王八都要挨狠揍。如今王八就是王八了，至少不要再挨狠揍，这种进步，都是王八一落千丈的结果。行文至此，不禁大笑国民党亦有德政，至少他们“忘八”之时、“望八”之余，不再打王八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
王八过敏症
一九六九年四月里，刘家昌想做导演，筹拍《四男五女》（刘家昌原定名“滑稽人生”、“生老病死”、“四男四女”，我说“四男四女”没有戏，四男五女才有戏，就改为“四男五女”），但他那时候名气不够，别人不相信有大阔老投资他拍片，他就想找个大阔老支持他——假装支持他，以做噱头、以昭大信。那时候有自用汽车的人还很少，而我却是汽车阶级，他看中了我，要我开着汽车，做他的制片人，我开出条件，要向他“强销书刊”——认购《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示友好，他同意，并立字据如下：
本人向“OK李”购买《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一○一本），“钱”新台币三0、OOO整子十五日之内二次付清，此据。
刘家昌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
就这样的，我名列“制片人”头衔，开车进出片厂，见了女明星就搂，俨然大亨了。殊不知这大亨是冒牌的。
由于和刘家昌拍片，使我和影剧圈内的人混得很熟。刘家昌挖李翰祥的摄影师陈荣树，使李翰祥颇为不快，由于李翰祥跟我本是熟人，我出面摆平此事，李翰祥杯酒之间，向我抱怨，说他电影公司的“国联五凤”第一凤——江青，就是被刘家昌挖去做老婆的，刘家昌大喜欢挖别人公司的人，教人生气。我劝了李翰祥一阵，李翰祥看我面子，也就没再计较了。
后来电影拍成，国民党借口剧本是李敖写的，竟把该片查禁，害得刘家昌大受打击。直到他多年以后，改走投效国民党的路线，梅花不绝、“中华民国”颂不绝，才有志竟成，变成K字压顶的名导演。此是后话，不值一提。
在国民党查禁《四男五女》的第二年里，忽然发生了火爆新闻。原来七月十九日李翰祥在桃园夏威夷饭店拍片时，刘家昌赶去，把李翰祥揍伤了，揍了人后，刘家昌下午就招待记者，抱着四岁小儿子，当场大哭，说李翰祥给他当了王八，他忍不了这口气，所以要揍李翰祥，并且把江青休了，要离婚了事。在刘家昌放声大哭之际，他的儿子在旁边参观，手中拿着冰激凌，正吃得痛快。
七月二十日《中国时报》报导如下：
正在桃园拍戏的李翰祥，因被揍，左边的脸颊浮肿，嘴唇亦破裂。当记者们走访他时，他正以冰块冷敷他的伤处，表情很无奈。
他说：“这件事怎么会栽到我的头上，我真不明白，我在电影界二十多年，也没什么狗皮倒灶的事发生过。”
李翰祥表示：“我与我的太太张翠英结婚已十九年，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不希望也不允许我的家庭被破坏，同时我也不愿意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他说：“当江青结婚时，我确实曾批评过她的婚姻，那时是因为我对刘家昌认识不深。后来，我发现刘家昌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并且还劝过江青不要再胡闹，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
他说：“我劝江青看在孩子面上，不应再闹下去。刘家昌虽然免不了有时与些别的女朋友来往，但对男人来说，这并不是件严重的事。我对江青说，既然你与刘家昌结婚，就应该了解他的个性的，但是江青曾表示过无法挽回的意思。”
李翰祥又说：“我和我的太太不可能离婚，我也不可能和江青或其他的女人结婚，因为我的家庭观念很重，我爱我的家，也爱我的孩子。”
对于外传他与江青之间有“暖昧”的事，他说：“我真是有口难言，这项谣传不知从何而起。”
他说：“江青原是'国联'公司的基本演员，离开'国联，之后，自然免不了与她有来往，而且我导的几部片子，也都有江青参加演出，后来江青与刘家昌分居后，因为寂寞而想自资拍一部电影《梦回青河》，剧本也是我的，我想，谣言可能由此而生。”
他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婚姻破裂应该自己检讨一下，不该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李翰祥又说，“我希望他们仍然能和好，不为自己也该为孩子。”同一天的《联合报》上也报导说：
李翰祥说：六年以前，当他率领江青回台拍《七仙女》时，外间就曾风风雨雨地传说他与江青如何如何，之后江青与刘家昌结婚之后，谣言才慢慢平息，如今这一谣言又再死灰复燃，使他感到难以解说，不过他只须提出一点来就可以将谣言推翻，假使他与江青之间真有感情之话，江青当初就不会成为刘家昌的太太。
李翰祥说：他从影将近二十年，过去在邵氏旗下曾经大红过，回台后他自组“国联”公司，旗下年轻漂亮的女明星也很多，但他一直坚守一项原则：绝不与国内的女孩子们谈情感，他相信圈内人士都了解这是事实，因此他更不可能会与已经结婚生子的江青谈感情。
李翰祥说：他一点不怨刘家昌打他，因为只要是男人，都不能忍受“绿色的威胁”的。不过刘家昌在没有查明事情的真相之前，只凭流言而把罪名扣在他头上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件事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李翰祥给刘家昌戴绿帽之说，是绝不可能的，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祥不可能偷你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我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者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李翰祥跟共产党走了，刘家昌跟国民党走了，我今早写完《王八一落千丈考》，联想起这十多年前的一段故事，忍不住追记一下。我在《王八一落千丈考》中写道：“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与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刘家昌的反应，显然是“离奇的程度”的一种。但是，这又绝非刘家昌个人的一个特例，而是流行的所谓“酱缸”节目之一。我的一位坐牢归来的作家朋友，他在出狱以后，在太大离开他以后。就大犯“王八过敏症”，对在他受难时义助他的朋友，一个个咬定是戴他绿帽的人，因而变得毫无理性与感恩，不做王八不炔，但是自认做了王八恐怕也没什么快，充其量，只是他忘恩负义的自欺借口而已、只是他幻想性被虐待狂的变种而已、只是他因嫉妒而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persecutor）的卑鄙栽诬而已。这种王八情结一日不去，这种病态人是一日不能但然庆祝龟寿的，而这种人的离奇行径，也必然是人间“资治通鉴”的一种，只是不知是谁家的版本而已。
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以两小时写
营妓考
营妓在古今中外部有之。一0九六年到一0九九年间随十字军东征的营妓，数目就有五千多；一二九八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军进城时，就有八百多营妓随行；一五六七年西班牙远征荷兰时候，就有四百个骑马的营妓和八百个步行的营妓随行。近代最有名的营妓制度是日本鬼子，他们把营妓叫做“随军慰安妇”。国民党在大陆时，尚无此制，但高级军官不愁没女人。社会学家陈达，在《浪迹十年》中，有“某师长携眷行军”（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一条，说：据说：远征军某师长，由云南调赴缅甸时，路经安宁县，向当地某保长为其夫人要求钢丝床。携眷行军，事属罕见，且过奢侈生活，更骇人听闻。日本人行军，部队中预备妓女，其他各国未闻有携眷行军者。
事属“携眷行军”，尚不得以营妓相称也。
中国古代的营妓，照林语堂《苏东坡传》所说，“可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时代，他设营妓来鼓舞军人”。这话是有问题的，林语堂显然没读懂了古书。管仲治齐国，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可见“女闾”只是公娼，但并非营妓。
真正“设娼妓来鼓舞军人”的，乃始于“卧薪尝胆”的那家伙。《吴越春秋》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也说：“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后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所谓“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所谓“游军士也”，显然就非营妓莫属了。
值得注意的，是《商君书》（垦令篇）中的一段话：“令军市无有女子……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从这段话中，可知古代“军市”本就有女人，不但有女人，并且可供农民兼用，这种军民不分，今天的马祖“军中乐园”，竟得其遗意焉。
《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这是营妓制度化的进一步演变。但《汉书》李陵传（李广苏建传）说：“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这又是例夕），大概是出征军人不得“携妓行军”的缘故。《南部新书》说：“〔唐〕张褐尚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将淮间，后褐尚死，仁龟方还长安，曰江淮郎君。”这种记录，都是营妓的遗痕。但是享用营妓者，都是高层人士，显然不是阿兵哥。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有“宋官妓营妓”一条，说：
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后复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官妓有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归原察。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十千。盖亦取之句栏也。营妓以句栏妓轮值一月，许以资觅替，遂及罪人之孪乃良家缮狱候理者。甚或掠夺诬为盗属以充之。最为批政。南宋建国，始革其制。
但是“南宋建国”后，并非就没有了营妓。吴自牧《梦梁录》明有“绍兴间，杨沂中因驻军多西北人，是以于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七处”的记载，可见营妓之风，正是方兴未艾。
据《宋史》仁宗本纪天圣元年：“诏裁造院女工及营妇配南北作坊者，并释之。听自便。”再据《宋史》张邦昌传：“初，邦昌僭居内庭，华国靖恭夫人李氏数以果实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拥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宁殿，夜饰养女陈氏以进。及邦昌还东府，李氏私送之，语斥乘舆。帝闻，下李氏狱，词服。诏数邦昌罪，赐死潭州，李氏仗脊配车营务。”这些记载，都是营妓的证明。高层人士不但搞营妓，与营妓谈情说爱的亦不乏人。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八墓志铭“朝奉大夫直秘阁张公墓志铭”中记张瑨“得临安营妓，与之归，遂欲弃妻出子……”就是例子。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说：
《渑水燕谈录》云：苏子瞻通判钱唐，尝权领郡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郡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谚如此。
后集卷四十说：
苕溪渔隐曰：“广汉营妓，小名僧儿，秀外慧中，善填词。有姓戴者，忘其名，两作汉守，宠之，既而得请玉局之词以归。僧儿作《满庭芳》见意云：”团菊苞金，丛兰减翠，画成秋暮风烟。使君归去，千里倍潸然。两度朱幡雁水，全胜得，陶侃当年。如何见，一时盛事，都在送行篇。
愁烦梳洗懒，寻思陪宴，把月湖边。有多少风流，往事萦牵。闻道霓旌羽驾，看看是，玉局神仙，应相许，冲云破雾，一到洞中天。“
这些都是营妓引出的文坛佳话，可见宋朝营妓之盛，水平之高，实在也冠绝前后矣！
清朝以后，近代中国有一种“海上粤妓”，叫“咸水妹”，也是变相营妓的一种。据《哈哈笑》中“花丛大笑话”，有“医生验看”一则说：
海上粤妓，有所谓咸水妹者，专接各国兵轮水手，其价甚廉，时或白昼入室，作神女襄王之会，顷刻雨散云收，掉头不顾而去。此等妇女，必须身体清洁，一无隐疾，方准接客。故每逢礼拜二，相率至医生处，禀到验看，挨次传见，如上司之下僚者然。有疾则披头散发，门不悬灯，无疾则照常营业，立法甚善。盖为异乡作客人，保全不少也。所可怪者，验看之医生以堂堂男子为之，不知此时此际，究何情景也。殊堪绝例。
想不到当年以笑话视之的验看医生，如今在国民党统治下，已经并非笑话而是堂而皇之的“德政”矣，妙哉！善哉！
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午
国民党与营妓（1）
——“军中乐园”的血与泪
这篇文章饱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略——编者）”，我不知道有什么是值的略的，是不能说的。又不是攻击我们当局，就是一些有关性的文字和一些实话，我把略的地方根据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也打了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有没有“……略”了一些，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