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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与南极洲、大洋洲和北美洲都无关。南极洲不必说，北美洲有人类的可靠记录只不过距今两三万年前，到达拉丁美洲最南端，至多不过一万年。至于大洋洲居民史，在那里发现的文化遗物最早也不过是在两万年前后。
“看来，亚洲南部最可信。非洲自一九二四年以来地下的古猿化石虽然迭有发现，但和人只差一步、还不懂得制造石器的猿型祖先却以亚洲领先。
“‘亚洲说’虽然兴起的时间也很早，但给人影响最大的却是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朋，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他在北京讲演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原人的老家或许在蒙古，我们发现原始人不是林居人，因为在林地人类演化得极慢，简直还有退步。森林里长不出敏捷的民族来。较高等的人类，也不能从河滨淠湿多草木果实的地方崛起。只有高原和比较平些的高地上，生活最艰难，受刺激而起的反应最有益。蒙古一向是高地。气候亢爽，生活条件相当困难，非努力不能得食。这却于人有益。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也坚持‘亚洲说’，认为去搜索最初的人类，即所谓‘原人’的遗迹，应该在蒙古和新疆的距今一千一百万年到三百万年的上新世地层里出现。
“我是赞成‘亚洲中心说’的。……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
“不能小看青藏高原这块地方。今天那里山高谷深，皑皑白雪，可是当地质时代的第三纪并非如此。……青藏高原从上新世起，大约平均每年以0。025—0。03厘米的速度上升，上升速度以中更新世以后最为显著，到现在至少上升了三千米。这就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正当从猿转变到人期间，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到那里寻找从猿转变到人的缺环也是很有希望的。”
不久前我又看到了作为科学家兼作家的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童恩正先生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的西南地区》，文中对“人类是由什么动物进化而来的？是在什么条件下进化的？这种进化又发生在什么地方”等等问题提供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论点论据。较之贾兰坡先生的推测大大迈进了一步。童先生多次来西藏，对青藏高原有一定的感性认识，理论上的推测也更有把握些。他特别强调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近一千多万年以来地壳的升降、气候的变迁、生态环境的改变、现存灵长类的状况等多方面考察了我国西南地区具有的有利于人类起源的外因；又从开远古猿到资阳人简要介绍了这一地区丰富的化石标本，从而论证我国西南地区有可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
年轻的藏族文化人类学博士格勒，也撰稿论述“青藏高原……人类发祥地”问题。人类起源于浑沌渺茫无从记载也无所记忆的年代，为后世留下二个难解之谜，引诱近代以来的有关学者们跌跌撞撞地东奔西走，开山挖地，攫取远古人类无意间遗下的几枚石器和牙齿，寻求哪怕是一星半点儿的线索。人类渴望认识自身——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不仅仅是生物学命题，更多的倒是哲学范畴的命题。
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曾用实证主义方法，列举大量例证，“证明文明诞生的环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而不是一个非常安逸的环境，”由此提出一个公式：“挑战愈强，刺激就愈大。”虽然还有“适度和过量”的补充条件，他仍认为“美是艰难的”，“优秀需要苦难”。
人类出现于地球也许并非必然。偶然的因素也许在于青藏高原的隆起。从理论上讲，青藏高原最可能具备人类演化的条件。然而说来说去多少年，直到前不久才有几位刚出校门的考古工作者前往藏北作初步考察。
但想要考察个所以然来谈何容易！莽莽高原历经沧桑，一星半点儿有用的材料不知道隐藏于哪个角落。听说山西了村人的发现，是用了三年时间，挖了半座山，用筛子筛出了一颗牙齿化石。西藏自治区缺乏相应机构，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能进行的工作是有限的。
更何况古往今来，各类化石一概可入藏药，是否有珍贵的人类化石被磨成粉末做了药丸呢？
我也加入了“青藏高原说”鼓吹者行列。从听到它的那一刻起就坚信不移了。我觉得事情本该如此。在经过许多时日的沉思后，我构想了一部藏北高原人类进化史和文明史——曾经是泱泱大木覆盖了几乎整个地球。
大海不平静，它悄悄地使地球脱胎换骨。
有一块后来成为地球上最高的大陆，最后从原始海洋中脱颖而出。
万物共生共荣。森林繁茂，温暖湿润。三趾马动物群在欧亚两大洲间畅行无阻。还有那些巨兽——大唇犀，恐龙。作为那一时代的纪念，它们在藏北的岩石间留下了石化的痕迹。
年轻的大陆也不平静，它信手涂改着自己的作品：让地心之火喷射，使平地隆为高山。踮起足尖，昂首翘望——等待人类出场。
然而自有地球以来最辉煌的一幕开场时，却并非轰轰烈烈。类人向人类的每一步跨进都历尽艰险。有猛兽袭击，疾病侵扰。当别处古猿仍处于暖湿的森林地带采食为生时，此处却渐渐感到了生存环境的威胁：森林退化，雨量减少，河湖干涸，气温降低——地势日渐高耸。
于是，年轻大陆上的类人们，在整个地球上率先从树上走下来——无树可攀，无果可采——从事渔猎。
有人曾作过一个不无意义的计算：如果把地壳固化以来的三十九亿年算作一年，那么人类出现的时间当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差八分半到十二点。如此说来，八分半之前的那一时刻，是高峻的青藏高原将类人推入人类之门。
当喜马拉雅之高足以拒绝印度洋暖湿的季风向高原吹送的时候，这片高地完成了人类在逆境中成长的地理作用。频繁交替的冰期使气候干冷，冰川前进，植被剧变，湖泊干缩，冻土发育……总之，越来越不宜于居住了。原始人一批又一批向四面八方迁徙，寻找低处安身，到达云贵川和南亚一带定居下来。那里被后来的学者认作人类发祥地之一。印第安人似是在最后一次大冰期结束前沿白令海峡冰路撒出的一支。他们的文明保持了当时的水平，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了细石器制作工艺的民族。成为一万年前人类文明的标本。
青藏高原的地层中或许就埋藏着人类的第一期文明。人们今天在地表捡到的大量旧石器和细石器，是晚近到一万年至五万年的事情。在此之前，人类已往返于此许多次了。藏北尚未见新石器时代遗迹。该时代是转向农耕文化的标志，一万年前的藏北早已不适宜耕作种植，而海拔较低的拉萨、山南、昌都均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
就这样，今天生活于此的牧人不仅仅代表一个民族，而是代表了人类坚守在这里。只要有一线生机，人类就要顽强生存。事实上，当每次冰期来临，人们便退却，而每当稍稍暖和一些的间冰期到来，人们便重返人类的故乡。末一次大冰期结束，历经严寒磨难的藏北高原，欣然迎来了某个部落或一群猎人。他们在今日的无人区结下茅庐，生起黄火，用骨器在坚硬的砾石上剥制作为箭头和刀刃的石片石叶，把剩下的石核作为加工兽皮的刮削器。如今这片当年的狩猎场已高矗在雪线以上，寸草不生，酷寒异常。只留下精致的石核静静地躺在荒野上，向我们证实着那一段不可复现的历史。一万年后的我俯身捡起了它。
此后小冰期造现。很可能是两千年前那次小冰期毁灭了象雄文明。人类活动向南迁移。南方雅隆河谷的原始部落占有天时地利，迅速崛起，公元之初建立吐蕃王朝。象雄亡后藏北渐渐成为无人区。小冰期过后人类活动复又向北渗入。最后一次寒冷期在三两百年以前，藏北北部再一度成为无人区。近百年来气温回升，才有所谓“开发无人区”之说。
自史前许多个世纪以来，藏北高原的人类活动便为气候所左右。来了，又去了，去了，又来了。但作为文明的进化，它已不再领先。如同一切游牧民族一样，悲哀地被汤因比先生称作“停滞的文明”：“游牧民族在一度登上了周期的轨道以后，就从此年复一年地永远旋转不已，除非有一种游牧生活无法抵抗的力量让它停止转动或让它的生命告终。”这是因为“每年追踪着冬夏牧场变换的游牧人群”对于自然界挑战的应战，“也是一种用力过猛的行为。”
……
我这样构想了我所认为的包括藏北在内的青藏高原上的人类演化和生活史。同时我还认为，在这块对于人类生活有着尚未被人们认识到其深远意义的地方，思考有关人之初最根本的问题，是合适的。
也许，我还应如科学家的态度一样再审慎些，无论包括许多科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学家在内的一大群人如何鼓吹，“青藏高原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一说仍属假说。我诚恳地期待着考古成果早日证实这一假说，从而揭开“我们从哪里来”之谜。由此我也诚恳地提醒所有生活于此以及来此旅游的人们关注脚下的土地和山岩，留心发现我们祖先所留下的蛛丝马迹——要时常低着脑袋走路。
——别提啦！我在藏北低着脑袋上年多，什么都没发现——侯石柱很委屈地说，他是文物专家，兼做些考古工作，进藏后不久他就在安多县的红海公社下乡一年，一心想觅出些不同凡响的古物来，一米九的大个子每天盯着地面走路，却一无所获。前不久他去那曲出差，闲暇时带几个人去那曲河边搜索了半天，也是空手而归。而一九五六年时，地质学家赵宗仆先生在那曲河畔首次发现西藏第一枚细石器！
并且，不多几年后，安多境内发现了大片古墓葬。
往往就是这样，考古学家们“踏破铁鞋无觅处”，非考古人士则“得来全不费功夫”。
然而，对于青藏高原的未来，却不容乐观。
科学家们无情地预言：青藏高原目前仍在继续强烈上升，高原地形屏障作用将愈加明显，高原内部将继续向干冷方向发展，植被向高寒荒漠草原和荒漠过渡，湖泊进一步退缩，一些外流湖泊变为内流湖泊，并向盐湖发展，其中，一些湖泊渐趋干涸，沼泽退化；藏南河谷中则有继续向沙漠化发展的可能。＇注＇对这一可能的前景，我无言以对。
第五章 日益不原始的漠风
——草原小城那曲镇，大草原的异己风格——那曲人——牧区婚仪——原始智慧：历算、藏医及巫医——一年一度赛马会——英雄末路的安多红马——草原艺术与美学——红漆木板下的大草原——
草原构思出这种风格
听凭一种直觉，一种意念
听凭偶然或必然
自由或命运之力
这一个人类情感的避风港
深埋人生及情及爱的底蕴
在都市召唤陶罐古瓮的人们
何不趁早来此领略
日益不原始的漠风
我为草原小城设计城徽
是美而又美的长角羚
……
——《那曲百行》1986
统辖那曲地区四十余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域的是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那曲镇，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城市是整个藏北高原的心脏。它是全国一两百个行署之一，而管理的土地面积却占祖国版图的二十四分之一还多。大地区，小行署。各地行署所属各主要行业部门在这儿几乎应有尽有，只是规模小得多。正可谓大象虽大，脑重量却小，而麻雀虽小，又五脏俱全。居民不过万余人的小城镇，数以千计的机关干部们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北京、丰田、尼桑们奔来跑去，有关政策条令的红头文件从这儿源源不断地传达到四方八面的各县、区、乡以至每个村落、每顶帐篷。但这个地区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镇中心的隆隆巨雷传到基层已是余音袅袅，在那曲投下石子所溅起的浪花波及边缘只见微微涟漪。即如在本镇，地委、行署召开紧急会议，并要求与会者将会议精神马不停蹄地火速地传达到每一个干部职工。但是会刚结束，爱挖苦人的天公刮起飓风，或下起冰雹。与会者滞留会场，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重大的社会变革对于数百上千里外的牧民来说，冲击力真是过于微弱。近些年来人们知道可以公开朝山念经了，牲畜私有私养了。当然恍恍惚惚还了解到别的一些什么，但比较起千年不变的游牧生活，又不能不说变化剧烈。例如无论居住多么偏远的牧民，高倍数的望远镜每家必备；例如一年一度赛马会上，总有许多牧民耗用很多干电池，实况录下格萨尔说唱和锅庄舞歌，以及地区文工团的演唱节目。尽管声音嘈杂效果很差，带回去还是不厌其烦地翻来覆去播放；例如牧民时兴色彩鲜艳的运动衫作内衣，喜穿五十年代那种白额头的蓝球鞋，还有一些时代因素的渗透等等。总之那曲镇是藏北高原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一扇门窗。
那曲镇最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仿佛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久久地却猜不透。从市容上讲，这个城镇缺乏规划，大多数房屋仍保持着六、七十年代建造它时的样子：铁皮顶的土坯房。近两年来的新建筑影剧院、群艺馆、邮电大楼，富丽堂皇犹如鹤立鸡群，更使那些旧建筑相形见细，寒怆难耐。这个草原城镇最得天独厚的优越是长达一千九百四十八公里的青藏公路穿城而过。由于地势平缓辽阔，南来北往的旅人打从老远处就能望见阳光之下银闪闪白亮亮颠连成片的铁皮顶房。这一景观蓦然闯进眼帘，不论观者是初次相识还是久别重归，都不能不为之一振。那一次地区文工团去天津学习了三年的小学员们返回那曲，从北面翻过一架山梁，一眼望见这片亮闪闪的建筑群，不禁满车人热泪滂沦，哭声大作。那曲干部们下乡稍久些，归来行驶在那曲街道上，隔窗浏览，翩翩然如步入天堂。在双湖乡下饱受数月寂苦的那个工作组的年轻人们，按捺不住幸福感和陶醉感，有人由衷地赞叹：“那曲多么繁华，那曲姑娘真美。”一句话说得满车人像乡下人一样地害起羞来。
那曲镇只有一条街，既不繁华，也不漂亮，而且在漫无涯际的大草原上，它人为地出现了也显得很不和谐，就像大自然的异己分子，违心之作，很唐突，有点儿荒诞，存在得没有道理，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认认真真，有滋有味。同时在那不漂亮的外表下是束缚不住的近乎妖媚的诱惑力。它使每个看过它一眼的人都一辈子不能忘怀。
对于我来说，除了拉萨，最熟悉的莫过于那曲了。从感情上讲似乎更倾向这里。富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拉萨，像个举止优雅、讲究排场的贵族，那曲却有“穷人乍富，挺腰凹肚”式的可爱。那曲镇也有断断续续的历史，古驿站和古战场。但作为城镇历史不过三二十年。它像一位初见世面的牧人一样渴望打扮自己，拿塑料纽扣作耳环，银元镍币当腰饰，各种毛料绸缎都裹在身上。憨态可掬，人情味十足。不仅仅是建筑方面的杂乱无章，可以说是生活形态的热闹非凡。
仅仅三十年以前，那曲镇还只有几间土坯藏房几顶帐篷；仅仅十年以前，那曲镇的人们还难以见到新鲜菜蔬；仅仅三五年以前，那曲镇还相当冷落，一条大路空空荡荡，我们一群同学并排走在大路上放声歌唱也不必瞻前顾后。就这么最贴近的几年时间里，那曲镇豁然开放。楼台高筑了，车水马龙了，原来相对封闭的秩序和人际关系似乎解体了。青藏公路是一条准高速公路，八百公里之遥的格尔木，常有车一个昼夜便到达，三百四十公里的拉萨也只有几小时路程，所以自由市场里蔬菜、鸡蛋、京津沪的商品应有尽有。商人们操着的四川话、青海话、甘肃话和西藏话充耳可闻。来自内地的建筑包工队一批接一批。藏式、汉式、西式以及不伦不类的建筑平地而起。那曲还雄心勃勃地办起了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想要利用那曲丰厚的畜产品资源振兴那曲。他们想搞畜产品加工业，却苦在受制于能源。岂止开发公司，凡指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都在呼唤电力，不幸那曲的供电业又陷于困境。曾有一个时期，人们觉得前程灿烂似锦：风能、太阳能、水利、地热……随手指出其中任何一条道路，都能使那曲大放光明，可是“夜来千条路，早起还要卖豆腐”，酝酿了若干年，那曲镇还是靠了一条输油管道维持火力发电，为居民提供每晚四个小时的照明时间。人们就在这段时间里，看电视，办舞会，串门聊天，读书和娱乐。到了规定时间，全城所有音响和光亮同时消失，那曲一下子归于沉寂。
有一次我在成都——拉萨的民航班机上，碰巧与一位水电专家邻座，他对那曲的困境很了解，他认为那曲的地热和水能都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