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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与高级喇嘛面南而坐。深红色的帷幕隔开前后台，十位执鼓击钹的喇嘛在红幕前就坐。十面直径一米五左右的大鼓竖起一字儿排开。两位老喇嘛盘坐在显要位置，以鼓钹作指挥并自始至终唱诵似歌非歌的经文。其声犹如低沉的洪钟，集结了脑、鼻、胸腔、丹田以及灵魂的共鸣。
两个戴着裸露着牙齿的白色面具的白衣少年出场，担当“打扫舞场”的准备工作。他俩手挥花棒，象征性地驱赶围观者。随后是“活佛舞”——这位活佛是全套节目过程中唯一不戴面具者，由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僧人扮演。“活佛”面无表情，矜持缓慢地舞之、蹈之。一举手一投足都力求高贵庄严。他正视察两少年选择的场地，终于认为此地适合众神降临，便在场地中央画一个神圣的三角符号。
“活佛”退场，随着坚定硬朗的“咚嚓咚嚓”的鼓钹声，降妖镇魔的“鹿”神上场。鹿舞刚健有力，动作幅度大，体现了与妖魔搏斗时的正气凛然。鹿神戴模拟的鹿头面具，上有两枝树权形状的鹿角。
以上都是引子和铺垫。此刻正剧开场。在诸位神只亮相之前，是法号的仪仗。两人合抬的两管镶金长号呜呜作响，与唱诵经文的人之声高度和谐，融为一体，在蓝天与雪山之间回荡。仪仗后紧随着寿星老人和几位童子。那老人头戴前额突出的硕大面具，喜眉笑眼，颤颤巍巍，那些童子们不断地向老寿星头上脸上撒青稞逗乐，老寿星迟钝地左躲右闪，招引来观众席上一阵阵哄笑。
十四位大神陆续出场，戴着饰有骷髅的面具，有的牛头马面，有的青面獠牙；彩缎服饰五色缤纷，富丽堂皇，长及地面的前襟后襟绣着狰狞的护法神脸谱图案。只有一个面具是白面菩萨，大约文殊。众神舞姿是超慢动作，扬起臂半天才落下，抬起脚又一个半天，观众们可以尽情观赏这不多见的光彩夺目的行头，以慰藉自己一年到头单调刻板的操劳。至于众神之舞的涵义似乎是次要的。我见那些动作缺乏确指性，连众神自己恐怕都难于解说——天界诸神有无穷尽的生命岁月，实在无所事事，无所用心。
终于，在众神圈内，四位身穿红白条纹服装、手指脚趾装备铁爪的骷髅跳起了“天葬主人舞”。轻松、诙谐。活泼、欢快，令观众眼睛一亮。虽说是骷髅形象，却一点也不恐怖，像四个极可爱的孩童。
其后仍是漫长而重要的众神之舞，消磨着过于漫长的时间。一副副面具遮住一张张悲剧的脸，令人感到神的生活不胜其艰。为了活跃气氛，自始至终贯穿着身着紫袍的黑面印度人的插科打诨。
酬神舞没有一句台词和唱词，除三两片断外，沉闷气息很浓，这与阴暗神秘的经堂氛围相一致，是力图远离人间的宗教所需要的。不由使人联想到宗教本身似乎就是一幕富于表演性质的人间剧。
赞丹是藏语“檀香木”之意。指经堂内两根珍奇的檀香木柱。赞丹寺是著名的五世达赖时修建的。建寺之先，推行格鲁教的固始汗曾扫荡了邻近地区五座噶举派＇注＇寺庙和本教寺庙，把五寺寺宝和法器作为赞丹寺的资产。这也反映了五世达赖振兴宗教，改革后的格鲁教派风靡全藏、遥居各教派之上的情况。该寺修建者是拉冬嘎宗旺丹，他曾为寺址之事请示过达赖五世，五世达赖很赞成建寺，并嘱咐他说，等你快到家乡的时候，会碰到一个往牛肚子里装血的人，他不会告诉你寺址；等见到背冰块的人，方可询问。
拉冬嘎宗旺丹依言而行。快到家乡时，他路遇一户正宰杀牦牛，遍地是血。便试探着请教，“寺庙建在什么地方好呢？”人家不理他。继续前行，碰上一人背着冰块，他又问，“寺庙建在什么地方好呢？”背冰块的信手一指：“就建在前面那座山上吧。”于是赞丹寺就盖在雅拉多的石山上了。
索县政协的丹木振讲了赞丹寺建寺史。由于没找到翻译，丹术振汉语藏语加比划，我就将自己理解到的记录于上。这是很糟糕的一段记录文字，真实故事可能要生动得多。
赞丹寺从前享有“小布达拉宫”之称，有人千方百计找来一张几经翻拍的照片，格局与气派果然是布达拉宫的仿制品。可惜几经动乱被夷为平地，近年来刚修起一座红宫，白宫正在筹建中。要恢复那座鳞次栉比的寺院，非多年之功不可。
历史上赞丹寺曾遭火灾，烧掉了五世达赖颁给该寺的法规，七世达赖重又补发了一份。并对前往拉萨禀报灾情的二位喇嘛说：寺庙遭灾，肯定有些困难。、库房里有一排木箱，你们随意挑两个带回去吧。
第一个喇嘛挑了一个分量最重的箱子，打开一看是酥油灯和净水碗；第二个喇嘛考虑了一下，挑了个最轻的，打开看是十三幅唐嘎＇注＇。这些唐嘎后来就成为赞丹寺寺宝。寺宝中还有一件五世达赖的袈裟，一枚从山洞里掘出的“伏藏”海螺，该寺第一代夏仲活佛传下来的铜钹。
直到公元一九五九年，赞丹寺遭到一次毁坏，成为战斗据点，两枚炮弹在寺庙里爆炸——但这并非致命伤。毁灭性的一击在一九六七年，它与藏北百余座寺庙一起惨遭覆亡命运。既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为数众多的信徒们参与了这场不可思议的非常行动。昔日高高在上、悲悯下世的寺院，一度自身难保。
赞丹寺就这样神话般地消失了，雅拉山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佛像和法器部分送往地区，部分留在县上，部分流于民间。那些绸缎制作的经幢挂幡缝缝连连做成厚厚的大篷布，覆盖在县府温室的玻璃顶上。蔬菜年年很茂盛——去年这个温室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冰雹砸得粉碎。有关这场雹灾的消息在短短几天内传遍了整个那曲，从两三个冰雹约有斤重直传到一个冰雹有两三斤重——檀香木送进医院入了药，那些木、石料都盖了民房。
历史戏剧性地变更着一切，人的命运，人际关系可以在不长的时期里发生难以逆料的变化，无论有着怎样严肃的历史背景，进行过怎样严酷的政治斗争，一旦落实到民间，始料不及的后果常使人啼笑皆非。
一九五九年春夏间，拉萨平息叛乱的硝烟还没散尽，索县一带已经战云密布。赞丹寺成了短兵相接的战场。我在索县正巧采访了当年敌对的双方——昂巴和洛布丹增。他们现在都是索县干部。离开索县不几天，我去安多县又找到当年参战的明加，补充核实了情况。将采访笔记如实摘录如下：明加说：当时我在索县和巴青之间的荣布道班当小工。道班上的十三名工人都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汉族同志。那一天就像和平年代里的每一天一样，早晨起来没发现一点儿异常预兆。大家出去修路，我和一位汉族孕妇把开水装在桶里，拿车子推往工地。一出门，埋伏的叛匪就向我们开枪了。一时枪声四起。我们赶紧逃命。孕妇的丈夫就在前面不远的工地上，听见枪响就直奔他的妻子。我亲眼看见那对夫妇被双双打死。我躲在大石头后面被活捉。他们见我是十二、三岁的藏族小孩，就叫当地老乡临时看管我，夜间老乡把我放了，我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到了索县军管会。各道班工人没死的都集中在雅拉乡的养护段里，共有百多号人。此后我们的军管会就在养护段院子里坚守了四十一天。
昂巴说：我当时二十岁，正在（陕西咸阳）西藏公学上学，听说拉萨叛乱了，我们提前毕业赶回平叛。回索县不久，叛匪就打着“白色圣军”旗号，纠集了丁青、巴青、索县一带土匪和部分群众、喇嘛，共三千八百多人，占领了四面山头，把索县军管会远远地围困起来。叛匪司令部就设在北面日崩山上的尼姑寺里。我们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群乌合之众的活动：南山上的在捉虱子，西山上的在掷骰子。
洛布丹增说：我七岁就在赞丹寺注册当了小喇嘛。那年我十七岁，寺庙里的翁则、铁棒喇嘛和三百多喇嘛都参叛了，我也跟着上了山。把刚修好的通往那曲的路都给堵起来，防止他们的人来增援。
明加说：北面来的增援部分是青海的骑兵团。听说已到巴青，军管会派我随一位作战参谋前去联络。好不容易找到骑兵团驻地，那些人竟然不相信我们的证明，不问情由说我们是叛匪的探子，毒打一顿后关了起来，一天一夜一口饭也没给我们吃。直到第二天派人去索县证实了我们身份，才放了我们，连句道歉的话都没说。那位作战参谋本来很帅的，给折腾得灰溜溜的。就这样，那一年我当了一回敌人的俘虏，又当了一回自己人的俘虏。
昂巴说：赞丹寺的地位很重要，养护段院子正好在它的射程之内。军管会首长明智地决定派一个小分队抢先控制这个制高点。这个小分队有二十一人，只有我和彭措两个藏族，彭措比我大一岁。我们负责向敌方喊话，发动政治攻势。我们在寺顶坚持了二十多天后，大约在八月十九日夜间，叛匪纠集了四十人的“敢死队”冲进寺庙底层，打死了我们的队长，我们退守最高一层楼顶。敌众我寡，又是短兵相接，我们处于劣势。对方高声叫骂，说我和彭措是“叛徒”，我们就回答：“有本事你上来呀，给一粒花生米儿你尝尝。”
洛布丹增说：那四十个人的敢死队的组成，是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由喇嘛跳神决定的。给每一个敢死队员发一个泥巴做的人脑袋护身符，挂在胸前可以刀枪不入，保证能活着回来。万一死了的话，保证能上天堂。我没参加敢死队，是随后进去的。看到被打死的那个汉子，还镶着金牙呢。
明加说：情况已经很危急了，我们在下边用电台和那曲联系，请求空军支援，轰炸叛匪司令部，没想到飞机虽然来了，但扔了颗炸弹在赞丹寺背后，差点儿炸了我们自己人。
昂巴说：赞丹寺六十多岁的老堪布（住持）是进步人士，他和我们一直坚守在寺庙里。眼看飞机还要继续轰炸，老堪布急中生智，把他珍存的一面红旗插上寺顶——五十年代初解放军路过此地时赠送给他的——飞机发现误会了就飞走了。到了下午，叛匪在下面采取了行动：要锯断大经堂的柱子。不用很久，我们二十个人就会全部陷落在敌人手中。我们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就想硬拼了吧。但也有人哭起来了，说再也见不到家乡父母了。富有经验的副队长很有办法，让我们把所有的被子和床单都撕开，拧成一股粗绳，黄昏时用汉话向养护段喊话，要他们机枪掩护我们突围。天刚要黑的时候，我们从寺庙背后缘绳而下。五个共产党员分别打头阵和押后阵。老堪布死活不突围，他说话到六十多岁，已经活够了，死了也无牵无挂。山上的叛匪已发现我们行踪，不断地打冷枪。还好，只有一个人的耳朵被枪子打穿了孔，一个人的袖子给打穿了。总之安全撤回养护段的指挥部里。
明加说：我们的人刚撤离，叛匪的狮子旗马上飘扬在寺庙楼顶。制高点被占领后，我们指挥部的人再也不敢走出房门。
洛布丹增说：我们占领了寺庙后的第二天上午，来了两架飞机轰炸，扔了两颗炸弹后，大家都吓坏了。我跑出寺庙，顺着山沟转到山后藏了起来，到第三天，飞机转了转就走了；第四天，解放军大部队来了，我们早已溃不成军，大家没抵抗就跑到边坝一带，后来自行解散，各奔前程；第五天我就投降了。
昂巴说：打扫战场时，我看见了老堪布的尸首，头上被砍了两刀，一只鞋挂在脚上，另一只不见了。后来，我随解放军当翻译离开索县，去边坝一带剿匪，直到平叛结束。
洛布丹增说：第二年人民政府送我去拉萨中学，学习藏文和算术，没学汉文吃了亏，再也没机会深造了，当干部整天下乡跟牦牛打交道。到了一九六四年，我和那曲另外三个人组成四人代表队，参加西藏第一届文艺会演。我们四个人，没有乐器伴奏，整整演了一台节目，把拉萨轰动了——现在那曲根本没人会跳那些舞了——大家说，昌都来了二十几个人，谁看他们！看谁的？黑河（即“那曲”意译）四个人的！后来各地区共选留了三十三人，组成西藏代表团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会演。我主演了一个舞蹈，拍成电影《朵朵葵花向太阳》。西藏代表团在人大会堂演了一场，周总理和我握了手（洛伸出右手），夸奖我——多幸福啊！——毛主席多次接见我们，会演期间江青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你看我当时的照片，不像男的，也不像女的，嘿嘿……文化革命那阵子我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了宣传队，到一九七一年给我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了公职，交雅拉乡监督改造。群众专政很厉害，把我捆着打了几次，现在右手不行了，就是那时给捆的。当时昂巴也被双开（开除公职、党籍），也在雅拉乡劳改。当年你死我活的敌人，也有这一天成为难兄难弟。嘿。
昂巴说：“文革”时我担任区长。县上有人搞冤案，捏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中华民国救国军”，说我是救国军八大金刚之一。在雅拉乡劳改一年半，后来是自治区来人宣布平反的。我被“解放”后，洛布丹增还在劳改，他经常偷偷摸摸找我打听：“你解放了，我有什么消息吗？”
明加说：“文革”中揪斗我，说我是叛徒——叫叛匪捉去又跑了出来，不明不白，肯定叛变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说它啦……
——真是的，那些思恩怨怨的往事已经过去了很久，人们都很少提起了。洛布丹增给眼下的事情搅得心烦意乱：“我搞了几十年歌舞队，那曲地区谁不知道索县文工队！可是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啦，你看那个勇扎，年轻轻的，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承认他行，科班出身，大学毕业，吹拉弹唱编导演都行，可也别太傲气了嘛！一支新黑管，他吹上没三天，就吹坏了。我批评他，他还强词夺理：乐器买来就要用，用了就会坏；人也是用完了就老了就死了嘛！我就和勇扎打了起来，勇扎打了我，我也抓了他几下。县委不管，公安局来过问，在讲道理的时候我赢啦！”
那个勇扎我们见过，非常精干的一个小伙子，西藏大学艺术系毕业，现在索县文工队的队长。他和洛布丹增闹矛盾的实质，是因为两人各有所长，都太能干了，各有招数，互不服气。结果是洛布丹增退回文教局当干部去了。
我们端详着洛布丹增幸运顶峰时在北京拍的照片——粗大的辫子盘在头顶，红艳艳的丝穗潇洒地从耳侧垂挂下来，恬静地微笑着，美好前程在握——一个少见的美男子！
可是眼前的洛布丹增，黝黑的脸颊上早已皱纹密布，激动地说些不顺心的事情，谈话间已将一瓶才启盖的白酒喝掉了大半。
当年的少年驮运者、班戈县小牧民加央到了索县当县委副书记。与我同行去文部的未来的经济学家多托被任命为管经济的副县长。这一茬年轻的领导充满了雄心壮志，想要以索县为基地改一番革。多托思考了一系列发展牧业和副业的计划，但没来得及实施。原因是不久后，县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新县政府，多托的价值未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落选了。后来那曲地委只好把多托调回地区经济研究室工作。
计算了一番票数，昂巴当选为索县县长，昂巴在掌声中站起来，频频向代表们点头挥手致意。但是过了两个小时，方才发觉计算有误，会议赶紧宣布未超过半数，昂巴未能当选——这与多托是同一次落选吗，或许是上一届选举的事情，时间无关重要。
确实是同一次落选的是和我们一道进藏的小毛。他十多年前一进藏就到了索县，在索县当副县长主管公安和商业也已多年。据说落选的主要原因是他下乡时经常顺便打猎，主要打马鸡。群众对打猎杀生的人有看法。
政治作为文化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当今世界表现出它的千姿百态的繁复性。但各种模样的组织形式难于在同一时代放之四海而皆准。即如当代最高文明、谈论起来美如甘饴的民主，由于它并非本土生长之物，而引入和推行的结果也往往事与愿违。
赞丹寺所在的雅拉山下的雅拉乡，是英雄格萨尔的爱妃珠牡的故乡。有关格萨尔和珠牡的遗迹传说不胜其多。珠牡出生时虽在冬天，但雷声隆隆，布谷鸣啭。所以名以“珠牡”，意为天龙之女。民歌里唱道：“珠牡的美名到处传扬，是她出生时天龙高唱；珠牡的嗓音动听悠扬，是她落地时布谷鸟歌唱。”时至今日，人们还在津津有味地指点遍及索县的珠壮的牧场、锅灶、灰堆及晒牛粪的地方。
其中最著名的一则传说是，珠牡诞生在雅拉乡，所以雅拉乡多出美女。县翻译局的洛桑加央笑着说，当他把文人们写的这一段文章念给雅拉乡群众听时，大家都笑了起来，说没这回事儿，现在雅拉乡的姑娘们哪有那么漂亮。
后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