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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成功地进行了太阳能采暖房的尝试。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在一九八五年大规模推广太阳房的同时，又瞄准了光电机。光电池，是二十世纪科技奇迹；在二十一世纪，太阳能将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能源。杨松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他下决心要使阿里越过明线电缆、微波等一系列常规发展阶段而直接跃入卫星通讯时代——短短几年过去，他至少部分做到了这一点：当代尖端科技移植成功，现代文明在阿里初露端倪。
西藏自治区想帮助阿里建一广播电台，杨松说不，要干就干电视台。他认为，越是偏远地区，越应率先发展电视事业，因为电视是改革思想观念、缩短本地与先进地区差距的最有效的途径。关键在于能源问题。柴油机发电不可取。柴油机发电电压不稳，难免不烧掉机器。只能建光电站！一九八六年，率先在地处藏北高原的改则县城建成六百四十四瓦小型光电站，发射三个频道。结果，光电系统非常成功，收视效果相当漂亮！
索性一鼓作气，继改则之后，又于一九八七年开始在同属藏北高原的另二个牧业县措勤、革吉相继建成以光电为能源的电视卫星转播站，其中革吉县的设计功率较大。此事由杨松代表阿里地区提出，经由国家计委西藏经济工作咨询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海大力支持，国家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利用国内现有技术设备，终于建成了国内目前最大的光电站。一九九○年五月十八日正式发电，供应全县电视收视和大半县城的照明。设计规模为十千瓦，但经实际测量，功率已达十一点八千瓦。这是因为采用国际通行标准设计，但阿里的阳光突破了这一标准因为它更加强烈。
看来阿里要走光电之路是确定无疑的了。今年（一九九一年）革吉所属四区都将建起小型光电站，明年的一九九二年，改则将要建起二十千瓦的较大规模的光电站。西藏自治区规划要在“八五”期间消灭无电县，阿里的经验对于解决藏北等地能源问题提供了样板。杨松结论说，越是不发达的地区越是要采取最先进的技术。因为就管理而言，越是最先进的技术越不复杂。例如太阳能光电站的管理，就是所有电业设施中最简单的：只须定期检查线路、为电瓶注水、打扫光电板卫生就行了。
多少年来，西藏及各地领导人为能源问题愁肠寸断。看来阿里的实践提示了解决的希望与可能。但目前光电系统价格仍然高昂。阿里以其经济实力作后盾——自一九八三年开始，阿里的经济就搞活了，利用本地畜牧业资源和矿产资源大赚其钱——领先于西藏乃至全国的光电事业，使阿里这个中国西南端的偏远犹如“界外小邦”的地区，就这一意义来讲，成为最荒僻的也是最先进的一个典范。
整个七十年代，阿里地区的行政人事由新疆代管。杨松是一九七六年由新疆调进的干部。当年他乘车由新疆沿新藏公路进阿里。这是一条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的公路，它在连接喜马拉雅、冈底斯、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等著名大山脉的山结间穿行，山高路险，冰封雪裹。杨松眺望着连绵峰岭，茫茫戈壁，心想大自然如何可能战胜啊！但当他注目于曲折起伏的山路以及路旁的电杆电线，又不禁想到，虽然有限，但人对于自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阿里下乡日久，目睹牧民们特别的生活习俗，感觉到人和自然并非对立关系，原来是可以和睦相处、融为一体的呀！经过十几年的工作实践，尤其是从事太阳房、光电站事业的成功，使杨松自信而豪迈地想到：人与自然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和睦相处，大自然提供了广阔的开发舞台，可以尽其所能地利用自然为人类谋求福拉！
新疆与阿里关系密切，渊源深长。在介绍阿里和狮泉河镇的时候，一件往事不该被忽略。
我们首次到达狮泉河的当天，七月三十一日，阿里行署与阿里军分区联合召开了“进军阿里四十周年庆祝大会”。阿里的当代史自四十年前这一天开始。
一九五○年初，中央确定了由川、滇、青、新多路向心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为配合西南主力部队，西北局命令新疆部队派出一支部队进军藏北，解放阿里。为此，组建了进藏独立骑兵师。同年七月，李狄三同志接到命令：率领由汉、藏、蒙、回、维吾尔、哈萨克、锡伯等七个民族一百三十七人组成的先遣连先行进入，其主要任务是侦察道路、了解情况、宣传群众、争取上层，为大部队进藏创造条件。八月一日，先遣连从昆仑山脚下的新疆于田普鲁村誓师出发。
阿里历史就此掀开新的一页。与这一时刻同时注入史册的是，李秋三同志，他是革命英雄，也是传奇人物。
李狄三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城道村一个贫寒人家。一九三八年入党，次年参加八路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被分配在南泥湾三五九旅，参加过保卫延安的战斗。解放战争中随大军西进，直打到于田。再率先遣连南下阿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艰苦、最辉煌的最后一段经历。
翻越冰峰雪岭、荒滩戈壁，克服了高山反应、雪盲、各种疾病的困扰，先遣连到达了今改则县的扎麻芒保地区。此地海拔高达五千米，荒寒野地里瘦草疏落，只见刺柴蓬生——扎麻芒保，就是“毛刺很多”的意思。此时，阿里噶尔本派员前来谈判。一个叫才旦彭加的秘书挑衅性地要同解放军比试枪法。
来者不拒，李狄三欣然同意。比赛这天，远远近近的藏族牧民前来观战。大片开阔地作了靶场，牛羊骨作靶。藏兵们射击时子弹去向不明，引得哄堂大笑；而先遣连战士举手之间，百发百中，围观者喝彩不绝。才旦彭加想挽回面子，要求与李狄三较量一番。好吧！李狄三从容地掏出驳壳枪速射三发，弹弹命中；才旦彭加连射五发，竟无一命中。随后，作为表演项目，李狄三命令炮手炮击，作为目标的石堆顷刻间被炸得碎石纷飞——不过雕虫小技而已，但是壮了军威。此后，解放军格萨尔王般的神勇传说与秋毫无犯的好名声一道飞遍了草原。直到今天，阿里人还乐此不疲地谈说四十年前的这场富有戏剧性的比武，尤其炮击。
随后的日子对于先遣连来说却就暗淡下来：道路为风雪所阻，后续部队及给养断绝。扎麻芒保艰苦卓绝的一个冬春里，马匹倒毙，粮、盐俱绝，只靠清水煮野马肉为生。尤其糟糕的是纷纷患上一种无药可治的病症：全身浮肿流黄水直至死亡。很可能是当地水质有害所致。李狄三未能幸免。但他长期隐忍着病痛，顽强地支撑起全连的精神。直到他昏倒在地时，战士们才发现他的绑腿早已深深勒进浮肿溃烂的肉里。硬是凭了那种精神，李狄三屡屡挣脱了死亡的纠缠，直坚持到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大部队开赴扎麻芒保之际，他亲眼看到了后来者时，才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第二天，部队为李狄三和他的五十五位战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六十年代，他们的遗骨迁葬于狮泉河镇的烈士陵园中。
寻找李狄三遗属的工作颇费周折。他只在离开于田时给家乡亲人们发过最后一封信；牺牲前既未留下家址，也未向父母妻儿留下遗言遗物。直到十一年后的一九六二年，组织上才设法找到他的家乡、他的家属。
先遣连以其壮烈的气概、非凡的功勋，被新疆军区授予“进军阿里先遣英雄连”称号，每人荣立一等功，每人获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纪念章”各一枚。
先遣连的故事应当到此结束。但我禁不住要关心那些曾在风雪扎麻芒保的死亡门坎上踱过步的人，那些幸存者的命运。结果很不幸，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无不以低沉的声音述说同样惊心动魄的那些人的经历：作为特级战斗英雄的先遣连副连长早在“文革”之前即被某次运动打翻在地，那时他已任副师职，先遣连指导员，于“文革”初期被造反的红卫兵们装进麻袋，扔在大卡车上，不见三千公里云和月，由狮泉河，颠到乌鲁木齐。而那位尤其可怜的先遣连连长，从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二十二年间，被投入监狱，所谓政治问题。待到平反出狱，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废人。
对于那些穿过枪林弹雨并与严酷自然、与死亡对峙过而大难不死的至勇者来说，虽然和平但丧失理智的荒唐年代更可怕。
死者长已矣，生者为之长吟嘘。我已铭记。历史已铭记。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李狄三所标举的那种纯粹精神仍然是一面旗帜。
那被掀开的阿里的新的一页也已成为历史。狮泉河埋下英灵，又若无其事地笑迎八方来客。阿里仍然年复一年地经历漫长的风季，短暂的雨季，有限的下雪日和无休止的骄阳。
近十几年来显然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直接的大气候因素在于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狮镇风景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集市的扩大繁华。位于镇南狮泉河北岸的贸易市场，带着仓促潦草的痕迹，几条纵横斜向的狭道旁，挤满了高高低低的半临时性建筑的铺面。与西藏其它地区大不同的一项景观是经商的新疆人的大量出现。此外，决心把川味推广到天涯海角的开餐馆的四川人，走遍全国从事裁缝修鞋业的浙江人、遍布藏区经销民族日用品的青海、甘肃人，出卖劳力的汉人以及无所不在的康巴人，等等，倒是同其它地区类似。
人口也往往是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按八百人设计的镇规模，仅占现镇中心一隅。一九八○年前除在职干部职工外，仅有城镇居民一人——他本是游牧至此，后在某单位做临时工——但到一九八○年，狮镇常住人口已达三千人暂住人口二千人；近些年来，夏季流动人口超过常住人口，到一九九○年流动人口五千人，当年全年达四万人次，居然接近全阿里总人口数目。当年，流动人口大多为“候鸟”型，到冬季便急剧减少。现在，常住一年以上者达一百多户，而狮镇居民则不足三百户。这些数字都是去年进行人口普查时，行署下决心，拉开人网，每一角落都搜索遍了，方才得到的。连普查人员都感到奇怪的是，有十多户竟连续居住达十年以上，并且还有外来妇女在狮泉河的医院生小孩的事情发现（由于缺氧，一般认为对于汉族孕产妇来说是危险的）；另有改则县一位建筑包工队成员居然与当地一牧女结婚定居了。阿里干部感叹说，要说阿里艰苦可真艰苦，可就是有不怕苦的人争着抢着来；新藏公路上年年都有人因缺氧而死亡，但更多的人却拥了进来。一是建筑施工，二是经商。都想赚钱，而国家集体个人果然都赚了钱。改革开放、商品流通就是令人不可思议：究竟是谁赚了谁的钱？
藏民族传统观念中缺乏商品观念。农牧民不信任、不情愿借助商品流通媒介，而宁可世世代代赶着牦牛驮羊进行农牧盐粮交换。整个西藏直至近代才出现了四大商人。虽然其中的一家居然还买到了贵族爵位，但经商者普遍地位不高。在拉萨等地，最活跃的商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内外的人们：久居拉萨的来自西部克什米尔等地的穆斯林，来自青海、甘肃的回民等。在阿里，则是新疆维族人。穆斯林充当了当代西藏商品流通媒介的一支活跃而重要的商旅。
伊斯兰教本就有着深厚的商业背景和经商传统。《古兰经》所规定的正是社会、经商和个人行为的准则。重商主义的伊斯兰信徒渗入西藏高原由来已久，从事国内外、地区内外的商贸活动已久。拉萨八角街的铸铜佛像甚至大都为回民的制作——而伊斯兰教义不仅格外强调唯一神，不仅极端反对偶像崇拜，对制造和销售偶像者尤为痛恶——提供藏民族宗教生活及世俗生活中的一应物品，体现了回民经商的灵活性。
去年在北京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年轻的社会学家周星。周星正做着费孝通先生的博士后，按照费老的要求从事“回民怎样上高原”的专题。他去临夏做了这项调查。在临夏的作坊里，加工的是地道藏货，它们不久便会在拉萨八角街出现：仅临夏一州，就有上千辆个体车往返于青藏高原。重商轻死的回民带上氧气瓶就开赴青藏公路。既不怕死，也不怕被同化：他们有坚实的伊斯兰教为抵御。周星极赞赏回民在农牧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积极致力于沟通的努力。他甚至转述了费孝通先生的一个观点：高原牧区必须走现代牧业的道路；每一文化模式的发展都须借助启动因素，而回族的这种努力有可能构成这种启动机制。
在狮泉河镇，我重又看到在拉萨所见情形，从青海、甘肃回民到新疆维吾尔人，代表了一种以商品经济为突出特征的异型文化，从拉萨直到狮泉河，对于藏民族的传统经济观念进行了全面冲击。
我从未去过新疆，因之对新疆的“吃”文化（除羊肉串外）当是首次接触。他们的以肥羊、黄胡萝卜制作的抓饭具有异乎寻常的浓烈的膻香。还有那招揽客人低沉的嗓音、浓重的鼻音、短促的音节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新疆人的烤羊肉串已延伸到拉萨。新近见到一位，生意极好，拉萨人认准了新疆人的羊肉串，说比汉人的地道。因此这位制作羊肉串者大获收益，每月收入高达数千元，足够一位普通的国家干部职工全年工资收入。
四十年来，阿里的北大门始终敞向新疆，由于新疆的方便和富有。不仅阿里的边境由新疆部队驻防，地方干部的衣食住行也差不多端赖新疆，连干部本身也多为新疆所派遣。干部休假，也总是沿新藏线北上，走喀什，飞乌鲁木齐市，再乘火车去往各省。阿里干部们说话，不由自主地带有新疆人的鼻音；阿里的市场也沿用起新疆所习惯的“公斤”制。例如，目前狮镇市场上（从新疆运来的）猪肉、羊肉已卖到二十几元钱一公斤了。而新疆人所卖羊肉，往往曾取材于本地：每年九月前后，草场将要黄萎、羊子正是最肥的时节（阿里羊子最肥不过四、五十斤重），新疆人便以较低价格大批收购活羊，边放牧边赶路，走上月余回到家乡。经过一冬的收圈料养，春季里羊子体重可较前增长三倍，重达百四、五十斤。待把其中的一部分返销阿里，当然就有钱可赚。
以往阿里干部吃肉多靠去本地牧区收购，约十元钱一只羊，只在年节采办年货时从新疆成批运来肉类副食。但八十年代以来，全藏范围内取消了农牧区税收派购任务，牲畜私有私养，加之商品经济来势迅猛，有关管理部门措手不及，吃肉率先就成了问题——这是当今狮镇一个小插曲。
新疆维族商人们依据天时地利的优势，生意做得好；能干的康巴人当然不甘示弱，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语言相通，了解农牧民需求，不怕吃苦，不嫌麻烦，生意做得活：开着装满货物的东风大车，在阿里高原上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流动推销兜售。农牧民们向无讨价还价习惯，加之送货上门，购买能力仍然可观。
阿里虽有边境贸易传统，但多为以物易物小额贸易。当地百姓中少有职业商人，只在普兰有坐地商户，狮镇商人接领取营业执照者为六百余人，基本为外来经商者。
文化应当是在故乡风景中生长的。现代类型的狮镇格局、建设风格及生活方式则是引入的。我对于熟悉的藏北那曲镇的评论尚且是“大草原的异己风格”：大自然的异己分子，违心之作，存在得没有道理。狮泉河镇除上述诸种唐突荒诞感外，还远不及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那曲镇尚有一些历史，有寺庙，有居民，有牧场。狮镇则既无历史，也无寺庙，因为干燥的砂碛土地难以生长牧草，农牧民皆无。该镇的存在及其一应风光均属人造。
所以有些西藏之外的旅游者不能够喜欢狮镇也在情理之中，他们感到它像是从别处撕下来硬贴在此处的粘贴画，一切都不合谐，别扭，无根基……诸如此类。
人生之缘各有分定，不能强求他人爱你所爱。这个荒原上突兀而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