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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能够阻止这群手持武器冲向桥头的人吗？他们将近400人，而我们只有我和传令兵两个人。我大喊：
“站住！谁要上桥除非踩着我的尸体！”
我举起了卡宾枪。前面的人站住了。在他们后面的人挤成一团。
“指挥员们，到我这里来！”
这时，在人群的后边传来喊声：
“站住－…站住－…回去－…”
这是各级指挥员在发令。
我命令道：
“向后转！打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我见大部分战士都已把头转向敌人方面，就高喊：
“前进！冲啊！”
我看到，连排长们也纷纷向部队发号施令。
危机过去了。我又跳上马。高呼：
“跟我冲啊！跟我冲－…”
晚上，总结战斗时，我们才知道，团长又遭不幸。他本来就在生病，又泡了一个凉水澡。 过河时急流冲倒了他的坐骑，他只好泅水过河。现在正发高烧，脸都变青了。团部副官纳扎尔金、州委会代表杜纳耶夫、塔拉索夫和我守护着他，给他喂热茶暖身子。
2营的两个战士走进来，交给我一封信：
“崔可夫同志！我们觉得您不相信我们，因此不让我们参加战斗。我们为过去的事感到羞耻，但是，难道您以为我们不珍惜苏维埃政权吗？您认为我们会当叛徒吗？我们情愿将功赎罪。请您派我们参加战斗，无论您交给我们什么任务，我们都一定出色地完成，以此来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
几乎全营所有的战士都在信底下签了名。
“谁教你们写这种请愿书的？”我问。
“没有人教，我们自己想到的。大伙要我们得不到宽恕就不回去。”
我请求团长杜金允许次日一早就把这个营投入战斗。州委会的同志们支持我的意见。于是，副官按团长的口授写了一道命令：
“2营于4月21日拂晓前在邦久加饲养场南面集结待
命。“
当天夜里，团长被送进野战医院。我们团现在既没有团长，也没有政委，我担起了全团的指挥任务。根据我的请求，州委会代表杜纳耶夫和塔拉索夫代理政委的职责。
凌晨，2营来到了出发阵地。他们的任务是渡过托伊马河，进攻对岸的敌人，占领邦久加村，并固守在那里。渡河点选在大坝。但是，侦察员很快就报告说，大坝已被汛期洪水淹没，水深齐腰……
我们还是决定沿大坝进攻，但在我们商定具体细节的时候，敌人开始进攻季希耶戈雷村，企图夺回昨天失掉的阵地。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翼侧被他们作为攻击目标的我团2营，正准备在他们的右翼采取积极的行动。
塔拉索夫第一个来到大坝，他纵身跳入齐腰深的冰水里。头也不回地向对岸冲去。全营紧跟在他后面。敌人没想到我军会如此大胆地从这里过河。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进入战壕。
2营出其不意地夺取了邦久加。他们加固了阵地，与占领了邻近的季希耶戈雷村的3营会合。 白匪军昏头转向，他们害怕陷入包围，头也不回地败退了10公里。
2营在这次战斗中俘虏了一个白匪军连，连长是一个中尉。
全营战士个个兴高彩烈。他们诚心诚意地、英勇无畏地洗刷了身上的耻辱。 白匪军官被押送到师部。
白匪军官的口供很有价值。不久，我们收到阿津发来的简短而充满激情的电话记录，上面写着：
“第40团的红军战士们：你们是好样的！我赞美你们的大无畏精神，望你们继续这样打击敌人。 阿津。”
我团在新占领的地段上防守了10天。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突破了步兵第28师沿萨拉普尔——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喀山铁路的防线的左翼，推进到维亚特卡河边，对我形成包围之势。而维亚特卡河和卡马河涨大水又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河上没有桥，唯一的一艘汽船在维亚特卡河上拖带着驳船，往返于马马得什与安济尔克村之间。因此，第28师右翼的所有部队奉命向马马得什撤退，我第40团担任掩护任务。
4月30日夜，我们在遏阻敌人的同时，开始向耶拉布加撤退。
撤退的第一天，敌人一个骑兵连沿托伊马河谷绕过我团右翼，占领了我后方的鞑靼切尔内村。敌人企图通过这次对我后方的袭击引起我军的慌乱。但是，敌人的这个骑兵连几乎被我全歼。敌军第2次企图在列卡列沃村附近包围我团，但也没成功。在穆尔济哈村和托克马什卡村一带，我团坚守了整整一昼夜，从而保证了第28师第3旅顺利渡河。
5月4日那天，对我们来说是极为艰难和危险的。 安济尔卡村的渡口上挤满了辎重车和人员。首先我们要把火炮运过河去。汽船拖着驳船往返一次需要几个小时。人员和辎重上船时很混乱。于是，我任命塔拉索夫为渡口指挥长，并拨给他一个骑兵侦察排。
我们团的最后一个防御地区距河边3公里。这时因为涨水河面已宽达5公里。连日来的挫折使敌人恼羞成怒，一次次疯狂地向我阵地发动进攻。我们也动用了所有力量和最后一点弹药，艰难地抗击着敌人。
轮船倒数第2次往返的时间长得让人焦急。如果轮船发生意外，被敌人炮火击中或是发动机出现故障，那我们就将困在被敌人控制的河岸上。我们一面拼死抗击着敌人的攻击，一面不停地观察轮船。终于，它在对岸码头靠了岸，卸完船，又向河这边驶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撤退时我团各分队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组织纪律性。红军战士们自觉而有效地制止了一切混乱现象。在最后最关键的十分钟，我们得到了对岸我军炮兵的火力支援。他们阻止了白匪军的进攻。
5月4日晚，我们在马马得什顺利地登陆了。现在，敌人与我们之间隔着一条宽阔的维亚特卡河。
我师阻击高尔察克军队的最艰苦的时期，就这样结束了。敌人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高尔察克从北面进攻莫斯科的计划破产了。
1919年5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打给第2集团军司令员B·A·绍林的电报中说：
“我谨以工农兵和哥萨克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求您、同志，向英勇的第28师转达诚挚的问候和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英勇顽强地抗击了高尔察克匪帮、保卫了苏维埃俄国。我认为，我有责任把光荣的第28师的英勇无畏的战绩报告工农政府。光荣属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英雄们！他们是祖国的精华和骄傲！”
……现在，我置身于斯大林格勒前线。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在与敌人进行生死搏斗时，充分发挥出我们的聪明才智，如果我们时刻牢记，当时还年轻的红军部队，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能够用劣等武器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白匪军和外国干涉者，保卫苏维埃 共和国劳动人民的正义事业，那么，在今天，希特勒匪帮也必将受到严惩，并走向灭亡。残酷的年代自有其残酷的法则，那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付骄横的侵略者，就必须机智、勇敢、坚决地战斗。
这就是我在南部集团从阿克赛河撤到第64集团军防御地带以后的一些思考。那时，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
1
从8月下旬开始，斯大林格勒方向的战事已经向东移到了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地带。 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主力，都把攻击矛头直指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两个集团军的共同任务是：包围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前出至伏尔加河。
我和舒米洛夫将军一起查明了集团军正面的敌情。此后，我就前往瓦西里耶夫卡村一带。据兵团指挥员报告，我军正在那里与进攻的敌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
在瓦西里耶夫卡村和卡普金斯基村以北的110。4高地，我找到了配属给库罗帕坚科师的炮兵团团长的观察所。在这里，敌人的坦克和步兵正在进攻，但不知为什么炮兵团却按兵不动。
“敌人正在进攻，你们为什么不开火？”我问炮兵团长。
他显得有些窘迫，说：
“炮弹快用完了。”
指挥员在准备撤退时，往往都这样搪塞。
“我命令你们立刻装上炮弹，向敌人射击！”
“打哪个目标？”
“打敌人的预备队。”
我从观察所里清楚地看到，大群大群的敌军步兵正在比尔佐瓦亚村蠕动。
炮兵团接连两个齐射，迫近的敌预备队沿着山谷四散奔跑起来。
过了一会儿，师长也来到了观察所。我们立即又组织师属炮兵实施了补充火力突击。接着，步兵团转入了反冲击。战斗持续了2小时。瓦西里耶夫卡村和卡普金斯基村又回到我们手中，敌人狼狈地向南退去。
次日，我来到了柳德尼科夫师指挥所，它位于第74公里铁路会让站附近。这个所谓的指挥所是个窄小的堑壕，只有1。5米宽，6米长。尽管柳德尼科夫请我进去，我没有立刻钻进指挥所。
敌军的重型火炮正向我们四周轰击，但我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战场，因为我军已在那里展开了反攻。
反冲击的主要兵力是坦克营和柳德尼科夫的步兵分队。他们都是刚刚投入战斗的。我看到，在我军的打击下，德军的坦克和步兵向后败退。但过了20—30分钟，敌机飞来了，开始俯冲攻击。我坦克和步兵停止了前进，在原地向敌人射击。殊死决斗在两军的坦克之间展开了。双方的步兵都没有向对方靠近。战斗就这样持续了几小时。
我觉得这一地段的局面是稳定的。我向舒米洛夫通报了这里的情况，就前往尤尔金国营农场，它是第29师的防御地段，位于阿布加涅罗沃以北10公里处。
在还没到达阿布加涅罗沃之前，我们在一辆已烧毁的T－34坦克旁边把汽车停下来。决定稍吃一点东西，休息一下。我们都已饥肠辘辘，都感到分发的食品不够吃。但是，正当我们席地而坐，打开罐头，准备就餐时，我发现距我们的“餐桌”只有一米远的草地里，竖着一个烧焦的、发黑的人的胳膊。我用目光示意了一下，大家顿时大倒胃口。我们站起身，丢下摆在报纸上的食品，坐上车走了……。
在第29师指挥所里，我遇到了方面军副司令员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将军。看来，他不大愿意坐在方面军司令部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敌军飞机轰炸自己步兵的情景。刚才，这里曾发生短暂的枪战，我们的部队迅速撤退到新的防线，诱使敌步兵快速向前推进。正在这时出现了敌机。它们以20—30架为一个机群，轮番地轰炸自己的军队达半小时以上。德军步兵和坦克兵被炸得抱头鼠窜，他们向天空发射了几十颗白色信号弹，意思是：“自己人，自己人。”但是，敌机并不善罢甘休，一直轰炸到没有炸弹为止。
我军实施的机动虽不复杂，但却非常巧妙，我步兵部队迅速地撤离敌空军准备轰炸的阵地，这样就把敌人引诱到自己的俯冲飞机的火力之下。
晚上，我决定返回集团军指挥所，它位于泽塔以东10公里的一个凹地里。
在接近第74会让站时，我们看到一大群红军战士越过铁路，向北撤退。听不到枪响，也看不到后面有追兵。我们三人下了汽车，命令他们停止退却，返回铁路另一侧构筑工事。 过了一会儿，柳德尼科夫师的几个连排长来了，我命令他们坚守这块阵地。我们没能赶到柳德尼科夫的指挥所，因为天色已黑，夜间出发可能会遭遇德国人。
在铁路道口，我们遇上集团军政治部的一名军官（他的姓名我已记不得了）。他告诉我，舒米洛夫和整个司令部的人都在打电话找我。这时，我才想到，我已近10个小时没有与集团军司令部联系了。
M·C·舒米洛夫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J·T·谢尔欠克、H·H·阿布拉莫夫、参谋长A·A·拉斯金都与我相处得很好。我们结识不久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在工作中大家齐心合力，并总是互相关照（直到我离开这个集团军，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这种友好气氛）。而现在，他们突然不知我的去向。
他们的担心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这种“四处游荡”的将军失踪、牺牲或是被俘的事，时有发生。
我走进司令部，舒米洛夫一见我就高声喊道：
“他在这儿，找到了。”
他立即给方面军参谋长打了电话，报告他我回来了。
大家责备我、骂我，但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的是异常的兴奋。他们因为久久得不到我的消息，已经命令柳德尼科夫和其他部队指挥员在战场上搜寻我，至少要找到被打毁的汽车。可是，我竟平安地坐着自己的汽车回来了。
2
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在继续进攻，他们从南面穿过通杜托沃实施其主要突击。8月21日，他们楔入第64集团军和第57集团军的接合部达15公里。这就增加了哥特集团军从南面突破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的危险。
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①的司令员A·A·叶廖缅科，为了加强对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御，从我第62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线上，抽调了4个反坦克歼击炮兵团、4个近卫迫击炮兵团和坦克第56旅，用于加强斯大林格勒以南由第57集团军防御的危险地段。这些部队阻止了哥特集团军的进攻。但是这一调动却削弱了第62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御，而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正准备向他们的接合部发动进攻，从西面进攻斯大林格勒。
①从8月13日起，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A·A·叶廖缅科将军统一指挥。B·H·戈尔多夫将军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副司令员。
敌人计划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前出伏尔加河的同时，还企图从纵深包围我第62集团军的右翼。后来，他们是相当认真地实施包围第62和第64集团军这一计划的。
1942的8月23日，斯大林格勒面临危急关头。这一天，敌人突破了第62集团军在韦尔佳奇和彼斯科瓦特卡地段的防御。敌坦克第14军和步兵第8军的3个步兵师，2个摩托化师和1个坦克师涌进了这个突破口。敌人的先遣营在100辆坦克的支持下，从雷诺克村以北前出到伏尔加河。
形势万分危急。任何一点惊慌失措都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德国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正是想引起我军的恐慌，并利用这一点攻入斯大林格勒。敌人于8月23日白天向斯大林格勒派出了大量的轰炸机，进行了近2000架次的轰炸飞行。从战争开始以来，敌人的空袭还未达到这样的程度。斯大林格勒这座沿伏尔加河绵延50公里的大城市，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灾难与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数以千计的家庭。在这一天中，共有120架敌机被我空军和高炮部队击落。轰炸一直持续到天黑。
但是，这场狂轰滥炸并没有在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中间引起惊慌和混乱。军人和市民们都坚决响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和城市党组织的号召。著名的工厂，如拖拉机厂、“街垒”工厂、“红十月”工厂和发电站，都变成了防御的堡垒。 工人们一边生产武器，一边和部队并肩保卫工厂。头发花白的察里津保卫战的老英雄、炼钢工人、拖拉机厂工人、伏尔加河上的水手、装卸工、铁路工人、造船工人、职员和家庭妇女、父亲和儿子，全市人民同心协力投入保卫城市的战斗。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由A·A·萨拉耶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10师和斯大林格勒卫戍区的其他部队，也进入了战斗阵地。
战斗越来越激烈。德国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德寇愈是接近城市，战斗就愈加激烈，红军战士就愈加勇敢。如果要打个比喻，那么，可以把我军在这些日子的防御看成是弹簧，压得越紧，弹力越大。
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的首席副官，在记述这些天的战斗时写道：
“苏联军队寸土必争。坦克第14军军长冯·乌特斯海姆将军的报告简直使我们难以置信。……他写道：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全市人民的支援下实施反攻击。市民们也拿起了武器，表现得异常英勇。在战场上可以看到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他们那已经僵硬的手还握着步枪和手枪。在被击毁的坦克驾驶仓里，呆坐着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类似这种情况，我们从未见过。”①
①B·亚当：《困难的决择》，德军第6集团军一个上校的回忆录，莫斯科，1967年版，第106页。
在这几天里，在斯大林格勒以西40公里的小罗索什基地区作战的33名军人表现得十分出色。他们是第62集团军步兵第87师第1379团的战士。带领他们作战的是副指导员、共青团员列昂尼德·科瓦廖夫。他们虽然身陷重围，却没有后退一步。德国人用70辆坦克多次冲击英雄们的阵地。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