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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感到惊奇。达拉斯的报纸以《科科像休格·雷一样》大字标题撰文把她比作体格·雷·鲁宾逊。
科科说：“人们为我准备了一个惊喜。一天舰上，在盛大的招待会上，一对夫妇出人意料地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男的扮成一头公牛，穿着一件礼服，两只角之间戴着一顶礼帽。女的扮成一头母牛，身穿白色夏奈尔服装，头披长纱巾。聚光灯使人热得难以忍受，但每个房间里都开着空调，感觉很冷。我很快就感冒了。我在头上放着一块手帕，在房间里走动。人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只要碰一下什么东西，都能发出美妙的音乐。我有5台电视机，我常用的是浴室里的那一台，屏幕上的广告做得像电影一样，让我觉得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真可怕。”
她想会晤曾在电视上布道传经（总是谈对另一个世界的种种木安）的比利‘格雷厄姆，她曾经随人去参加过一次聚会，但聚会上人太多。我嘲笑比利·格雷厄姆，科科为他辩护说：
“他这个人很聪明，而且生逢其时。他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听众：看看我吧，我的牙长得很好，笑起来不惹人讨厌，因为没有人愿意向长得很丑的人学什么东西的。他还玩高尔夫球，表明他是时代的宠儿，而绝不是一个光会读《圣经》的老好人。”
这是不是对我含沙射影的攻击？达拉斯之行给她留下的印象很坏：
“要和2000多人握手，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这么干过。这不错，就是太累人了。斯坦利·马科斯先生把他的供应商和顾主都叫来了，他把夏奈尔小姐当作吸引人的手段，他们都听到过夏奈尔小姐的名字，但从来没有见过她。我再也不会让人把我当明星耍了。”
她后来随人去了新奥尔良。她说：“这是美国最不令人烦恼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玩玩，因为我太累了。”
她回忆加利福尼亚之行时神情极其愉快。乔治‘凯塞尔和她同行，他们在蒙特里过了一夜。阳台面朝大海，有一个黑人在唱歌。科科说：
“他老是唱一支曲子，我要他为我也唱一支。第二天我买了牛仔用品，拆了重做。我已经发了财，现在，我一想起旅途劳顿就讨厌旅行。我去瑞士是为了保养身体，而且因为我在那里有一处住房。虽然去瑞士的人越来越多，太多了些，我还是只喜欢瑞士。在美国我无所事事，美国人期望我们给他们带去新东西。我们应当为他们找出些什么。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呢？一些小玩意儿。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豪华之物、真正的豪华之物。一个只知道舒适生活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百万富翁们在墙上挂画，他们可以花钱买画，把买画作为投资，美国人是这么说的，买回投资也成了广告。豪华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国也没有豪华可言，在德国则豪华犹存。我去过一些城堡。简直难以置信，亲爱的，每张椅子后站着＿名仆人，还有沉甸甸的银器。这才是豪华。在法国则是真真假假，真假掺半。”
在美国时，她在火车上看到一家工厂的烟囱上写着：夏奈尔。
“大概是我父亲的。”
她不想知道得更多。
她说：“没有美国就一事无成。美国人不喜欢的东西就卖不动。这很好，因为美国代表着青春和效率。”
第Th次世界大战前的1931年，科科曾应塞梁尔·戈尔德温的邀请去过好莱坞。戈尔德温给她100万美元，要她为他的影星们提供服装。合同（未签）规定科科一年去好莱坞两次。合同遭到了影星们的反对，她只为格洛丽娜·斯旺森提供了服装，如此而已。科科说：“好莱坞只不过是展示胸部和臀部的圣米歇尔山。”
在夏奈尔公司最困难的年代里，我见到科科的机会更多了。
不久前的几次服装展示会；尤其是衬长裤的裙子展示会失败后，她深切感到这些失败都与记者有关。她说：
“再也没有人关心夏奈尔了，你们应当和我一起来关心夏奈尔。”
我离开普鲁沃斯特后，她对我的命运深表关切，有时她甚至还问起我的心脏情况依心动过速。
通常，莉鲁·格伦巴赫负责与报界联络。有人问她你的职责是什么，她笑着回答说，她也希望有人给她明确。在夏奈尔小姐晚年时期，就数莉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我是通过她的哥哥克里斯蒂昂·马尔康认识她的。
莉鲁经常出现在科科的左右；要听小姐说话，和她一起吃饭，没有人在的时候还要把她带回里兹饭店。科科少不了莉鲁。但也常常赶她走开。
她大声吼叫道：“行了，我不要做事马虎的人在我的身边。”
她讨厌莉鲁的丈夫菲利浦·格伦巴赫，我的一位报界朋友。一般而言，她不喜欢看上去很亲密的夫妇，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过。格伦巴赫夫妇还领养了两个孩子，这对她也是刺激。
她睡眠不好，吃也吃得越来越少。她还得了梦游症，有人曾经深夜在走廊里看见过她，她冷得发抖，有时还弄断了肋骨，划破了腿，撞破了鼻子，都是她自己包扎了事。
她说：“如果请医生，医生就会要你去做透视，弄得你没完没了。”
她做着手势对我说：“鼻子上的伤，只要把伤口两端这么一捏，伤口就合拢了。”她坐着时腿关节僵硬，要站起来才能使膝关节弯曲。
科科说：“我可以站立，如果骨折了就站不起来了。一位美国朋友问我是否颈骨有毛病，这个笨蛋以为我股骨颈骨折了。”
她对病痛有很大的忍受力。他们那代人都是这样。在农村，他们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请医生，而这时往往已经太迟了。为了把她稳在床上，只好把桌子放在床垫上。
她自己也说：“我叫人把床棚放在地上，这样，即使我掉了下来也不会摔得太重。有对我关节痛得厉害就会在睡梦中叫起来。我怕睡在床上，所以只好睡在椅子上，一不小心就会略的一下摔了下来。”
她笑着用手摩擦着头部。梦游症使她想起了她的父亲：
“我慢慢地从床上下来，还是那么迷迷糊糊。父亲把我抱上床，我很害怕，伸出双手高叫：”他在这里。‘父亲说：“别瞎说，别怕，他不是坏人，不会伤害你的。’”
她接着又说，他的父亲不喜欢吃猪肉，也不许她吃猪肉。在奥弗涅时，人们有时三四个月不能去户外。
她提起童年生活时，背景总是严寒和风雪，从来没有春天和夏天。也没有收获的季节。哦，收获季节是有的，那就是佃户带了东西向她的姨妈们交租。
她埋怨我没有预先告诉她星期天早上我在欧洲一台有一档节目（原先是这样安排的）：
“您怕吵醒我吗？您总是怕这怕那的。我们是朋友，别这么快回阿尔萨斯写什么书，不要让人把自己忘了，应当和那些常常叨念着的人一起呆在旋梯上，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不要被人撵走。”
旋梯！她原想使我理解些什么，但却用了这个表示相反意思的调。～个人失去了名望就会从旋梯上滑下去。她雄居时装界最高地位，令人觊觎不已，早就作好准备，不让出位置。
她对我说：“我还要筹划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一次综合我以往全部成就的大展示会。”
她的拇指和食指捏着衣服上的绦子说：
“这套衣服我穿了10年了。”
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这个预言使我警觉了起来。她说话时是认真的，我应当像儒安维尔关注圣·路易的十字军东征那样，密切关注这次展示会。当然，我错了，科科准备的服装展示会有5次。不过，她同意我和她一起操办的是最后一次。
“办展示会应当先有构思，寻找主题，然后大家讨论，您会明白主题从何而来，您能学到许多东西。”
一个星期六，她召集手下人在康邦街商谈。
“没有人就没法工作，”她说。
然而，科科有时是很孤独的。她说：“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他们如果有事问我只要来就是了。但是，从来没有人来问我。这样就麻烦了，因为事情是边说边做出来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展示会应当办得极好才行，否则就过时了。”
科科是不是在作自我批评？
“现在的人只是仿制，他们（这回显然是指服装设计师们了）想把一切都弄乱，但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要改变时尚光把裙子做短是不够的。我不认为长裙很快会卷土重来，因为这与人们目前的生活不协调。巴黎已经拥挤不堪，但人们还是利用拥挤来推销汽车，每个星期天都有100多人死于车祸。这种情景使我害怕，使我不敢外出，我对我自己说，还是留在家里，就这样生活吧！
没有转折，没有铺垫，她接着又说：
“我在为新的女性寻找一种新的形象。”
“在此之前你就没有感到需要有所创新吗？”我问。
她皱起眉头斜眼看着我说：
“您认为都过时了？”她躲躲闪闪地说：“我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有人对我说，不善待名时装设计师是不行的。我问他，时装名师是些什么人？是不是那些从美国来推销服装上的小玩意儿的年轻妇女？真是想得出！所有的人都疯了。”
在她家里，一切都要经过她的手。她在事业上越是失利，她就越显得挑剔。大家都在暗地里反抗，用眼神说：“这个老婆子疯了。”
科科邀请美国《妇女服装》报的一位同行共进晚餐。《妇女服装》报是一份专业时装报，在第三街的服装制造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报有一个版面的广‘告，费用全由服装制造商支付。这个版面的通栏标题是WeloveCoco我们热爱科科）。IOV6中的O印成一颗心。对科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这位同行和他年轻的妻子同来。同行的妻子漂亮、开朗、穿着超短裙，显得十分精神。科科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两根项链对她说：
“您喜欢哪一根？”
少妇选择了长的一根。从科科的微笑中可以看出，这是她意料之中的。从前科科卖帽子给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在她们用长柄眼镜翻来覆去验看时，科科就已能猜出她们要的是什么。时装不是艺术，而是商业行为。推销出去，待人高兴了，时装就被接受了。她快85岁了，这一套生意经还管用。
她问《妇女服装》报记者：“照您的看法，将来的时装流行长的还是短的？”
看上去她很重视他的回答。他预言流行的将是“短的”，这一使她十分不安。
“我考虑得太多了。”
她没有了睡意，脑子里出现了地朝思暮想的经过革新的裙子，但还认为是过了时。“我决不做超短裙！”
她一只手放在腹部端坐着。制造商们给她亮出了质地上好的面料。她说：“他们为我织造了这些面料，我知道怎么使用。这些面料适合既有风度、又有钱财的有产阶级的需要。至于女孩子们，她们需要的是不太贵的东西。”
这种阿飞式的时装，多么荒诞，令人叹息。难道这也算是灵感吗？
“别仓促上阵，否则刚做出来就过时了。”
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服装展示会，嘴里却说什么：蓬皮杜总统因为他的夫人穿了夏奈尔品牌的服装而信心十足；假期里，女工们都想同时度假；第四次世界大战不是已经开始了吗？一位社会新闻专栏记者恶毒地撰文说：54岁的凯瑟琳·赫本想取代84岁的夏奈尔小姐。
“您说我该怎么办？亲爱的，我说过我95岁了，但我还想活到100岁，看尽人生。能活到100岁该是很有趣的。报刊都反对我，但我不在乎。”
报刊都想把她拉进迷你裙的行列之中。
——不是有人对我说长裙已经不再时兴，不再有人穿了吗？
——不，穿的人越来越多。
——用不了多久，女人们都要裸体外出了，这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你们坚持的是什么了。亲爱的，不管怎样，吓唬三四个人是可以的，但男人们想娶的还是值得娶的女人。
头天她还像迎接救世主似地接待了我，第二天就对我置之不理了。星期一对我还很信任，星期二就怀疑我做事雷声大雨点小。出版商道布尔代送她厚礼，一家美国杂志给了她100万美元，我呢，我该送她什么？到了星期三，她把这些都忘了。她的贴身女仆醒来时发现她睡在平纹细布的裙子上。她常常提到博伊，提到她的几次昏迷。她似乎看到自己立足的山顶变成了一垛墙壁。原来这是一张画着墙砖的纸片，是她自己看错了。她对我说：
“这个侧影该换一下了。不要太直、太平了。时装就是要给女人一种幻觉，使她成为另一个女人，问题是成为什么时代的女人。”
我说：“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要不要交给《玛丽一克莱尔》杂志？”
科科回答说：“让·普鲁沃斯特人很好，他说刊登我的服装式样的那一期很好销，销量达到了顶峰。但是我为什么要给这些人送礼物？不久前，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宣称我把公司卖给了美国人，我的朋友们从来不想起我，为什么我总是要帮助他们呢？”
她收到一位很有钱的银行家的一封信，说他已经通知所有的服装商，不再为她夫人购买裙子付钱了。科科晃了晃信说：
“他的夫人在我们那里买过4套衣服，都是他付的钱。他做得完全对，他的夫人再来时，我对她说：”亲爱的，不能再赊购了。‘她哭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这样的女人。’我故意刺激她说：”亲爱的，你怎么了？你的丈夫每月给你1万法郎买衣服你还要欠账？别说什么离婚不离婚的，要是真想定好那你一定是疯了，你对我说过你～无所有，等等，等等。温面的话。50年内不公布。“
她还玩起了数字游戏：
“办一个服装展示会要3。5万法郎。一套粗布服装出厂试穿前成本就要2000法郎。”
她拿出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拍的照片：
“那时我的头发式样和现在不一样，但是我还可以穿一件上衣。”
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新著她只读了5页就读不下去了。她说：
“我对她说：”路易丝，你这位诗人，你就让我哭吧。‘她很生气，我安慰她说：“你知道，我是一个文盲。”’
忽然她又提到了常和阿里·汗①在一起的从前的一位模特姑娘：
“她人很好，不久前我碰到了她。我对她说：”你不来看我，是因为钱财方面的原因，还是因为不喜欢夏奈尔公司？‘她回答说：“是钱财方面的原因。’她的先生去了阿根廷。我对她说：”来吧，我还有两条裙子。‘她高兴得搂着我的脖子。她的先生回来后，她立即又来买了两条裙子。我觉得这样很好。您也许不了解女人的劣根性，我认识几位不太富有的妇女，我给了她们一些折扣，但是在晚会上她们却穿着我的竞争对手们做的裙子，她们喜欢穿巴兰西阿加设计的衣服。这种品牌的衣服做工很差，但价格很贵，而正因为贵，她们才喜欢穿巴兰西阿加牌的裙子外出。“
她很清楚，在这场竞争中巴兰西阿加是下了大赌注的。她说是巨额的资本支撑了这种阿飞式的服装。
她说：“有这种衣服的姑娘在电影里都成了大明星，其实她们的所作所为就像从前在街上拉客的妓女，丑态百出。”
科科对付她们的武器还是从前用来对付竞争对手的那句话：“她们太脏了。”
一个穿着阿飞式超短裙的姑娘要科科借给她一条裙子，科科对她说：
“先去洗个澡，把头发也洗洗干净。”
我提醒她说，你不是说过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吗？她想着想着，脸色阴沉了下来，十分悲怆。时间就像古罗马的斗士一样，悄然无声地流逝。
“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帮助我，我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干。”
实际上和别人在一起时她也什么都干不成。她累了，眼袋浮肿，一条皱纹深深地刻在鼻翼和嘴唇周围。她在反复思考她的一贯准则：这种裙子是不是会有人穿：她准备再下一次赌注，为自己再办一次服装展示会，从此离开夏奈尔公司，不再勉强自己。但这可能吗？推出别的什么东西，参加服装商的活动，像他们一样买两年一度的彩票碰碰运气，我认为她不会这么做。
有人对她说，卡丹也在做短裙。她说：“这样更好，好笑的事更多了。我看见一个傻大个女人穿了一条大腿露到这里（露出半条大腿）的裙子。她的腿长得并不难看，但这并不重要。我想对她说：”姑娘，你是不是想找一个傻瓜当你的丈夫··。…如果我“有女儿的话，那么她的膝部应当长得极美，我才会允许她袒露。‘”
科科称之为耶耶派的阿飞服装是第一代不就任何问题征求母亲意见，试图标榜独立的姑娘们喜欢的服饰。但是怎样才能对她解释清楚呢？科科说：“100个妇女中，膝部长得极漂亮的只有一个。在美国，膝盖也可以用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