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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斯顿演讲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他让特德和保守党权势集团感到极为难堪。有些人仍然希望，关于可怕的社会主义的警告，加上暗示组织国民政府以及我们关于抵押贷款利率和地方税的新政策，就能使保守党重新执政——基思演讲当天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我们领先工党两个百分点，这又助长了上述错觉。普莱斯顿演讲使基思的战略真相大白，因为很清楚，如果保守党重新执政并由特德·希思担任首相，就几乎不可能像基思鼓吹的那样对政策进行重估。基思本人很谨慎，他决定在威尔弗莱德街的政策研究中心里多花些时间而少去威斯敏斯特，因为这里他的一些同僚对他十分恼火。就我来说，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真正使我们党获胜的机会。在短期内，我准备尽我所能为我们的政策而斗争，为这些政策辩护是我的责任。从长远看，我确信我们必须使整个党跟上基思的思路，而且最好是在基思的领导下。
第三节 特德孤注一掷
保守党的竞选宣言，由于对报界走漏了消息而于9月10日星期二提前公布了，这时约在宣布大选前一个星期。当我正在主持切尔西古董交易会的开幕式时，有人提出关于这件事的问题，这使我很吃惊。这样公布竞选宣言，特别是在我们并没有什么新东西的情况下，绝不是竟选运动的好开端。不过，从两天以后影子内阁的所做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出，真正让希思和他的核心担心的是基思——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我——可能说什么，特德发出了命令：我们只能谈宣言，不能谈别的，财政策的任何发挥都必须经过与有关发言人、保守党主席和他本人讨论。影子内阁成员必须把精力特别集中在他们自己负责的问题上。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些话是冲着谁来的。
下一个星期三正式宣布大选将于10月10日星期四举行。早在这以前，我实际上已经为竞选运动进行活动了。星期一，我在西北区演讲，支持弗格斯·蒙哥马利，他是我极好的议会私人秘书（下议院前座谈员的眼睛和耳朵）。星期二，我在住房营建者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就我们的政策答复有关的提问。星期三全夭我都在接受一家叫作《退休前的选择》杂志的采访。这件事后来又来烦扰我，下面我将对此作出说明。星期四，影子内阁就竞选一事再次进行广泛讨论。第二天，议会解散了，议员们回到他们的选区去，竞选活动随之正式开始。
我从来没有像在这次竞选活动中这样频繁地在媒体面前出头露面。工党认识到住房和地方税问题方案是我们竞选宣言中仅有的两项吸引人的政策，于是他们立刻就开始批评我们的这两项政策。9月24日星期二，托尼·克罗斯兰把这两项政策说成是“一派谎言”。（也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丹尼斯，希利抛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发言，声称通货膨胀率按3个月的数字计算是8。4％，而实际上年通货膨胀率为17％。）为了继续开展辩论，我马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反驳这一指责，这样会引起人们注意我们的政策，那天晚上我在芬奇利说，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将是新的保守党政府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然后，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经与特德和影子财政大臣罗伯特·卡尔商议之后，我在星期五早晨中央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说，如果我们获胜的话，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可望“于圣诞节”时实现。第二天早晨的主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条消息，我被称作“撒切尔圣诞老人”。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在竞选中第一次取得了主动。到了下个星期一，我在党的竞选广播节目中称这一点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承诺”。而政治的严酷性在于，尽管我对提出保证是否明智有保留，我们将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兑现它。
就是在这时，我陈述住房和地方税政策的方式第一次与特德要求在竞选运动中采取的总方针相矛盾。在他的坚持下，我已经使我提出的政策尽可能明确具体。但是在宣言中，特别是开篇的部分，还故意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保守党可能考虑某种形式的国民政府，并且因此将对提出的政策采取灵活的方式，原文如下：
保守党，不受任何教条支配，不依赖任何一种利益，广泛植根于整个国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下议院的明显多数席位。但是，我们首先要用这个多数去团结全国。我们执政时不会采取狭隘的宗派主义。获胜之后，我们将同国内其他党派和其他利益集团的领导人协商和会谈以保证国家的政策得到所有怀着美好愿望的人们的赞同和支持。我们将邀请党外人士和我们一起来克服英国所面临的困难。
人们可以设想这些将与保守党人一起参加政策工作的没有明确指明的人，包括工党的一些右翼成员，也许还有自由党人。后者一直公开地争取建立联合政府。这类说法使我十分不安。不仅如此，正像迪斯雷利当首相对的英格兰一样，我不喜欢联合政府。具体来说，这种说法削弱了我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内所作出的保证的信誉。党派之间就这些承诺做什么交易，谁能说得清呢？
特德在10月2日星期五召开的保守党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他作为首相时将愿意吸收非保守党人参加一个包括“所有人才”的政府（党和人才在这里被认为是同义语）。明确的保证和含蓄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有使我们的竞选运动变得毫无意义的危险并使影子大臣之间产生分裂。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星期了。我还是不能相信我们会获胜。民意测验显示，自竞选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大大落在后面。但是我感到我的住房和地方税政策已证明是政治上的胜利，尽管在重要报纸上受到过批评。我还想，通过剩下几天的工作，利用现在对国民政府所持的含糊态度，也许我们能够蒙混过关。
星期四，我在伦敦地区的竞选活动中继续大力为我们的住房政策辩护，同时对通过城市化能使“社会主义钻进来”的做法进行了攻击。那晚，特德叫我去威尔顿街见他。他的顾问们显然一直在催着他再前进一步。要他开始谈论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为人们都知道我出于战略的策略原因坚决反对这么做，还因为第二天晚上我要在甫安普敦的广播节目“回答问题”中露面，我被召来是为了向我讲述新的方针。特德说，他现在准备号召建立一个显然是“人民”所要求的国民团结政府，我生气极了，毕竟是他自己坚持要我把住房和地方税政策尽可能搞具体，但现在当竞选运行几乎要结束的时候，他却将宣言中的保证抛弃了，因为他发现这样他就似乎更有可能返回唐宁街。
总之，我想像不出来为什么他把自己想像成联合政府可能的领导人。这时的特德是造成不和的人物，虽然他自己确信他代表着“共识”。“共识”不符合他以往的作为，又违背他的性格，而且其他人也不是这样评价他。而我自己决不准备收回在他坚持下我一直倡导的政策，我很不愉快地离开了。
在“回答问题”的广播节目中，我让步说，如果我们不能取得明显多数，也许需要建立联合政府。不过我的条件是，我本人决不和迈克尔·富特、托尼·本这样的左派在一个政府里共事。也许还可再补充一点，即基思·约瑟夫和我参加一个由出色而优秀分子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很小——事实上，这比特德领导这个政府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
竞选的最后几天主要都是由于谈论联合政府而带来的各种难堪问题。在保守党10月7日星期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坚持自己的职权范围，坐在特德·希思旁边重复着宣言中的保证。两天以后的竟选结果说明，虽然选民们一般愿意给少数派的工党政府有效治理国家的机会，但仍然对他们有很大的不信任。工党最后以3票的多数获得总席位多数，这不大可能使他们执政到届满。保守党结果获得277个席位，而工党获得319席，保守党的表现还可能更糟，但这种情况很难表明选民认可我们的方针。
第四节 基思引退
虽说我在芬奇利选区的多数票下降了一些，我的竞选活动还算好，人们认为我搞了一次不错的竞选活动。甚至有一种说法开始流传，说我可能成为保守党领导人。对这种说法记者们的兴奋程度超过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信眼程度。就个人而言我为特德感到难过。他热爱音乐，有一个不大的朋友臼子，而政治则是他的生命。不仅如此，那年他还遭受了一系列生活上的打击，他的游艇“晨云”号沉没了，他的孝子也因而丧生。竞选的失败对他则是又一次打击。
然而，我想特德无疑现在该下台了。在先后4次大选中他失败了3次。他本人不可改变了，他过分维护自己过去的政绩，因此完全看不到彻底改变政策的必要性。所以，尽管我不愿去证实自己可能成为保守党领袖的说法，但这无助于特德继续留任现职。这倒是有利于基思接替他。事实上，到了那个周未，我事实上已经成了基思的非正式的竞选经理人。这样我阻止了人们对我的前途的猜测。例如，10月11日星期五我对伦敦《新闻晚报》说：“你们可以把我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划掉。”
同样，我于10月15日星期二告诉《旗帜晚报》：“我认为女人走到党的最高职位是极其困难的……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要想作领袖必须担任过3个要职中的一个……这些职位让你自信，也让别人对你有信心。”
此后，到10月19日星期六，基思在伯明翰的埃奇巴斯顿作了一次演讲。这并不是为改变保守党的思想而准备的系列重要演讲之一，也许因此而没有事先在基思的朋友和顾问中广泛传阅过。当然了，我对其中的内容一无所知。人们普遍认为是埃奇巴斯顿演讲使他失去了当领袖的机会， 演讲中的下列论断起了破坏作用：“我们的人口，我们人类的平衡受到了威胁”。他接着哀叹说、那些“处于社会第四、五阶层的怀孕妇女”是“最不适合将儿童带到世界上来的”母亲，这些母亲生的孩子的比例是高的而且在上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具煽动性的言论倒不是出自基思之口，而是摘自一篇由“贫困儿童行动小组”发表的两个左翼社会专家的文章。然而人们很快就忽视了其中的区别，因为从主教、小说家、学者、社会主义政治家到评论家都急不可待地谴责基思是疯狂的优生学论者。
另一方面，民意测验显示基思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来信装满了6邮袋，其中一封具有典型意义的信，据《旁观者》报的戴安挪·斯皮尔曼分析，概括了来信者的心情。这封信是由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简单地这样写的：
亲爱的约瑟夫先生：
你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这次演讲除了那几句倒霉的话以外，还提出了有关家庭衰退、道德败坏以及放纵的社会的危险等能打动人心的观点，并把所有这些与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相联系，提出了“重振不列颠道德”的长远目标，正如基思为经济政策所做的一样，他这次演讲是试图为保守党的社会政策提供一根支柱。麻烦在于他建议更广泛地使用避孕手段作为解决他所列举的社会问题的唯一短期方法，这使那些可能已经对他的更高层次的道德观有好感的人离开了他。
艾奇巴斯顿演讲无疑具有很强的震憾力。但它至少可以是一次有控制的爆炸。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演讲本来定在星期六晚上进行，因此讲稿可先散发，散发时规定禁止媒体使用。但是《旗帜晚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违背了禁令并对基思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还歪曲了他说的话，在滑铁卢车站我看到了这篇文章，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此后基思自己的不断说明、解释、道歉都无济于事。保守党权势集团和得意情绪几乎不能控制。基思在一般庸人眼里犯了一种致命的罪——缺乏判断力，即不愿为自己着想。记者们在他的住宅外面安营扎寨，并拒绝让他和他的家人得到安宁。可能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因有过被诽谤成为抢走牛奶的人的经历，感到他所受到的伤害就像是我自己受到伤害一样。但这时除了等待事情慢慢平息外没有别的办法。
毫无疑问，这一切使特德觉得安全了许多。在下个星期二的影子内阁会上他甚至对我们说，“这次竞选控制得不错，运作也很正常。”我们的讨论充满了奇怪的假象。除了特德外，所有的人都明白，主要的政治问题在于他仍然是领袖，而他却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向苏格兰问题，转向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轻人的支持，如何争取工人阶级选民更多的支持等。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的分析也是有漏洞的。两天以后，我接受了《旗帜晚报》麦克斯·黑斯廷的采访。这次采访以“撒切尔夫人和中产阶级的曙光”为标题刊登出来。我指出，我们应当设法恢复中产阶级对我们的支持，因为“［作为中产阶级］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而是对生活的整个态度，一种承担起自己责任的愿望”。出席影子内阁会议的人中绝不只是我一个人感到我们在这次大选中的失败，使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丝毫的自我安慰。
这时，特德正在与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进行难解难分的艰苦斗争。他们要求通过竞选产生领导人，实际上是要求改革选举领导人的程序——他在答复他们的要求时，对他们作为后座议员的代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理由是他们是由上一届议会选出来的，他们自己首先需要由保守党议员选举产生。特德和他的顾问们希望以此把他的反对者从执委会中赶走，换上顺从他的人。为了试图争取后座议员——这多少有些为时已晚，特德还建议应从他们当中委任额外的前座发言人，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议会下设的各委员会的官员可以坐在前座发言。很快即将改组影子内阁的说法这时也已不翼而飞广为流传。
对我的前途，媒体再一次比我本人更为乐观。《星期日快报》和《旁观者》都在11月3日编出了我要出任影子财政大臣的故事。这个想法不错，而且是我喜欢干的事，不过我觉得特德极不可能把这个差事交给我。那个星期一的《金融时报》和《每日镜报》都或多或少地肯定了我的想法，说我将要担任经济方面的高级职务，但不是影子财政大臣。事实果然如此。我被任命为罗伯特·卡尔的副手，专门负责财政法案，我还被任命为指导委员会成员。我的一些朋友为我没有得到更重要的职务而恼火。但是，从那些年我跟随伊恩·麦克劳德做财政法案的工作的经验来看，我知道这个位置最能发挥我的才能。当时特德和我都没有料到在后来的3个月里，我的这个职位是多么重要。影子内阁改组总的来说表明特德的政治地位不稳固。爱德华·杜坎拒绝加入影子内阁，因此，它对党内右派不再有吸引力，而其中有些人特德至少需要争取过来。新加进来的蒂姆·雷森和尼古拉斯·斯科特多少有些左的倾向，尽管很能干，但不是政治份量很大的人物。
11月7日星期四，就在影子内阁改组的当天，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全部成员，包括爱德华·杜坎，都重新当选。这对特德是个坏消息。领袖竞选在所难免了。他给爱德华写信说，他现在愿意讨论修改选举党的领袖的程序问题了。从这时起，赶在其他候选人可能发动有效的竞选运动之前尽早结束这次选举，可能对特德有利。
这时，我开始参加由尼克·里德利于1972年组成的“经济问题聚餐小组”的聚会。小组主要包括像约翰·比芬、乔克·布鲁斯—格丹、约翰·诺特等主张健全的货币政策的人。我埋头于我的新职务的具体工作中。这时从事这项工作是带有挑战性的，因为11月12日星期二，丹尼斯·希利提出了一份季度预算。预算对工业中迅速出现的问题作出了惊慌失措的反应，其中包括营业税额削减7。75亿英镑（6个月以前刚刚新增了4。95亿英镑的新营业税），还停止了对国有化企业的某些补贴。特德在还击时，保守党后座议员的惊讶声不绝于耳。他批评了财政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