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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伦威克不仅象征着对法律的进攻和极左翼的发展，还象征着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封闭式工厂” 。 全国争取自由协会维护格伦威克，而且极力反对“封闭式工厂” 。 而专业人员联合会明显希望最终能够迫使格伦威克的雇员实行“封闭式工厂”制。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封闭式工厂”将代表着工会权力的稳固据点，可以据此对自由发起进攻。
然而，总起来看，格伦威克事件的问题所在，不仅仅局限于“封闭式工厂”；而是关于工会的权力问题。格伦威克正在发生的事件使我感到震惊，但我并不认为为了对“封闭式工厂”发起激烈的进攻，我们对工会的改革就可以不再采取谨慎的路线，这样做的时机还不成熟（我与吉姆·普赖尔认识一致）。我们必须考虑更为广泛的问题，包括工会逃脱民法惩罚的问题，暴力和恐吓问题。当时工会逃脱了刑法的惩罚，因为他们是在合法纠察的掩盖下进行活动的。我们在开始有效地解决其中的某些问题之前，不可能有效地使“封闭式工厂”的做法非法，在反对工党政府的“工会与劳工关系法”的某些内容时，我们形成了普赖尔路线，即对那些受“封闭式工厂”影响而失业的工人，扩大保障，增加赔偿金，而不是就事论事或试图禁止这一做法（人们广泛地议论说，由于雇主与工会之间存在秘而不宣的谅解，不管我们做什么，上述做法实际上会继续存在；而且有些雇主实际上更喜欢“封闭式工厂”的做法，这样他们可以依靠工会来约束工人，他们可以活得更轻松些）。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处境和立场，我们并不轻松。
吉姆·普赖尔比我要轻松些。我想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重要的是要现实，承认法律不能驯服工会。任何改革都需要它们的合作。基思·约塞夫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认为集体敲诈违反人权，他坚决反对。吉姆和基思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公开地反映在关于格伦威克纠纷的斯卡曼报告中，使这个问题全部公开于众。前边我曾写到这件事给我在美国访问时带来的问题。当时我认为基思对斯卡曼勋爵的批评过于尖锐，尽管斯卡曼报告只不过是一个司法文件，没有法律效力。而且，吉姆是这个问题的发言人，而不是基思。我要么解雇吉姆，要么调动他（我需要吉姆，二者都不可行），要么就要迁就他的思路。
我正是这么做的。回想起来吉姆和我是错误的，基思是正确的。整个事件表明，我们非常注意不去改变有关产业关系的立法，尽管在正常情况下这也许是合理的，但在危机情况下就显得软弱无力，无济于事。我部分地支持了吉姆，因为实行强硬政策的气候还没有成熟。在影子内阁中，我的大多数同事还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不久就需要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了。进行全面考虑后，我又回到举行全民公决的想法。从非洲回来后我知道，当接受电视台的布赖恩·沃尔登采访时，我会受到追问，如果面临工会的全面对抗，保守党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那次采访是他初次作为节目主持人登台亮相，主持“世界周未”这个节目。我必须准备一个有说服力的口答，而且，这个问题在影子内阁内不管进行多少讨论都没有希望达成一致认识。因此我在节目中辩论道，尽管这种对抗可能不会发生，但如果一旦出现这种紧急状况，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决。这个建议得到新闻界很好的反应，得到党内两翼的公开支持。这一点甚为重要， 当时在谣传着党的分裂和冲突 （吉姆预料在保守党年会上关于“封闭式工厂”问题可能会颇费周折，也许这一预料是有益的）。我成立了以尼克·爱德华为首的党的委员会就公决及其作用问题提出报告。当然，尽管进行公决的建议为我们赢得了非常重要的时机，但其本身并不是对工会权力问题的回答。假设我们在公决中获胜，这表明普通公众支持政府对好斗分子采取措施，仍有必要制定措施削弱工会权力。但迄今我们还没有认真考虑采取什么措施。
第三节 离开收入政策
关于工会权力的争论与收入政策的争论是互相联系的。此时政府的收入政策显得日益脆弱。在实行“节制”政策的第二年底，尽管工会理事会要求其会员在未来12个月中提高工资的要求不要超过一次，而且财政大臣恳请增资不要超过10％（像以前一样，伴随着对超额增资雇主的制裁威胁），仍然未能就正式的收入政策取得一致认识。当然，工党政府与工会为在收入政策上达成一致所面临的困难，比起我们的困难来是微不足道的。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承诺在1977年党的年会之前发表一份包括收入政策的经济政策文件。戴维·豪威尔是主要起草人，他是一位能干的信仰货币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一位前座议员发言人。而杰弗里。豪在他的经济建设小组中无怨无悔地在相互冲突的观点中寻求着某种一致意见，现在他完全相信，通过某种经济论坛采取德国人式的“一致行动”堪称上策。
我已经看到困难正在来临，对此我表示了自己的不安。杰弗里试图说服我相信论坛制度的长处，他寄给我一篇文章说明德国人是怎么做的。我给他写信说：“这篇文章把我吓得魂不附体。我们确实必须避免这类可怕的行话。我们应该认识到，德国人的清谈馆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
起草文件的工作继续进行着，但是是在前座议员经济发言人中，而不是在影子内阁中。与格伦威克事件和“封闭式工厂”问题相比，基思准备作出的让步比我要大。他和我一样对“论坛”感到不安。最终，文件由基思、杰弗里、吉姆、普赖尔、戴维、豪威尔和安格斯、莫德签署发表，没有由影子内阁正式通过。
我并不怎么喜欢《关于经济的正确思路》这份文件。与1976年发表的《正确思路》不同，这份文件对外界的影响甚小，对将来我们执政时将要执行的政策也影响甚微。我小心翼翼，确保“一致行动”—除了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有限框架外—永远不让它见到天日。
我们就是这样在1977年党的年会在布莱克普尔举行之前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政策裂缝。年会本身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但党的管理人员觉得很难接受。表面看来布莱克普尔年会是成功的，同事们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一般坚持协商一致的路线，避免了令人难堪的分裂。我自己的讲话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它包括了许多好的思路，但不管怎么修饰，这份文件的内容基本上都只是对工党的喧闹进行欢快的攻击，缺少积极进取的实质内容。尽管直接反映是好的，但不久真相大白，关于我们政策的重大问题没有得到答复；我对这份文件并不满意。我的本能证明是正确的。进入年会季节之时，在民意测验中我们领先工党几分，而当年会结束时工党已与我们并驾齐驱。一次“好的”年会决不应为了避免争吵而不讨论问题。
毕竟，到1978年1月，人们注视的焦点转移到了党的管理人员认为最好能够回避的那些困难的、重要的问题上来。杰弗里·豪在斯文顿的讲话中尖锐地、全面地攻击了英国工会的作用，受到工会领导人的一阵大骂，一些同事也不加掩饰地对他的讲话表示愠怒。我同意杰弗里的观点，而且公开为他辩护。但我基本上坚持普赖尔的思路，因此我劝他不要再发表这类演说，我在草稿上这样写道：“杰弗里：这不是你的课题，为什么继续就这一课题发表演说呢？新闻媒体会为此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十分奇怪，几天以后我自己成了同样尖锐批评的靶子，我决心利用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苏格兰实业家会议发表演说，摆脱收入政策对我们的局限和困惑。我说：
政府不再干预私营部门的价格和利润，这是我们和你们都想看到的，与此相对应，政府也不应干预工资谈判，这是不可避免的。个人责任再没有其他选择。
这篇发言受到攻击，其中包括《经济学家》以一个小心翼翼的标题发表的文章：“撒切尔夫人把保守党带入危险水域。”
在那个年代，一种蛰伏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英国的传统智慧。但是，旧秩序开始被打破，对于任何负有向前看责任的人来说，愈来愈难以避免向传统势力挑战。工党政府时期，危机接踵而来，经济危机，财政危机，产业危机，这一切要求我们脱离以《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常理，也要求我们脱离以吉姆·普赖尔为代表的大家已经同意了的路线。二者经常表现得毫无二致。
第四节 移民
不久我将从根本上冒犯党的政治智慧。自从伊诺克·鲍威尔1968年在伯明翰发表有关移民的讲话后，中间偏右的政治家都回避就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发表演讲，认为这样做是文明的高尚心怀的标志。而且，如果无法避免，那就借用政治光谱中的左翼词汇讲话，以飨“多文化”、“多种族”现代英国社会的听众。这种态度对移民带来的实际问题有时视而不见，而且把那些受到直接影响的人的顾虑说成是“种族主义”。我从不准备赞同这种态度。这种态度既不诚实，也很世故。
我把英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我认定的一种资本主义上，没有什么比它更不认识肤色了，我的信条之一是，个人只有作为个人时才值得尊敬，而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或者种族的成员。我所赞成的政治经济制度旨在为了社会的利益解放个人的才能。我不赞成煽动种族主义的人，如全国阵线，他们企图利用种族问题。我发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团体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分子，这一点具有深刻的涵义。所有集体主义都导致压迫：只不过受害者不同而已。
同时，多年来新英联邦的大批移民已经使英国大片大片的地区变了模样，这使当地居民难以接受。富有的政治家在公开场合发表种族容忍的讲话后，回到座落在富人区安静街道的舒服家庭里，那里的房价确保种族隔离而又不背恶名。这是一回事；而穷人眼看着他们的邻居更换了，他们却无力搬家，他们的房子的价值不断贬值，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陷入这类处境的人们，应给予安慰而不是褒赞。通过同我的选区的人们的谈话，我得知不仅白人对此忧心忡仲，已经迁来的移民，他们想成为居民区的真正成员，他们深知继续不断的移民可能引起反动，他们可能成为受害者。这些普通人的感情得不到表达，这就为极端主义敞开了大门。而且，极端主义分子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会被各种牌号的左翼分子利用。不管社会主义分子的经济管理多么不善，多么削减国防开支，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多么不力，至少当他们谴责他们的对手是顽固派时，他们仍能确保一部分同情他们的听众。左翼从来都会迅速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麻烦。
1978年2月之前，起草移民政策的工作已经在威利。怀特洛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段时间。但进展不大，肯定没有取得我们党的年会上的大嗓门的支持者希望的进展。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威利本人在内政问题上是一位具有天生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问题的困难在于弄清目前和将来削减移民的规模。
罗伊·詹金斯已经修改了移民条例，允许未婚夫移民英国与英国公民结婚，这一条规定在很多情况下被滥用了。赦免条款实际上鼓励非法移民，其规模很难猜测。1973年1月后，由于取消了时间限制，有些人入境英国“短暂”停留，后来被接受在英国定居，而且他们的家属也被接受。这在当时成了一种通常做法。做工的限制也没有严格执行。特别是，没有确定无疑的移民数字，也没有潜在的移民数字及其有权移民英国的家属数字。因此，在这些方面虽存在着采取行动的领域，但是有限。因为我们有些义务是无法体面地、人道地推卸的，特别是东非持有英国护照的人以及（按照1971年保守党政府制定的移民法）那些在1971年1月1日已在英国正常居住的移民的家属。
补好破绽，加强管理，对初级移民和二级移民采取新的管理措施，所有这些都可能减少移民入境人数。但是，我知道，处理好种族关系的最重要一环是减少对将来的未知性。危险在于对未知的恐惧，而不在于当前的已知情况。威利·怀特洛赞成这一基本分析，因此他在1976年党的年会上表示我们“正如战后年代看到的那样，将执行一项明确的旨在结束移民工作的政策”。
尽管在移民问题上我没有准备发言，当在“世界在行动”采访中间到这一问题时，我并不吃惊。我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思考，在其他采访中我已经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由于以上原因，回答这类问题我并不感到拘束。我说：
人们确实非常担心这个国家可能彼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淹没……因此如果想要良好的种族关系就得减轻人们对移民数目的恐惧……我们的确曾经设想结束移民的前景，当然，属于安置性的情况除外。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有多少人有权移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按照法律受到同样的对待，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处境，或者担心自己会受到别人的敌视，除非我们削减移民入境人数。
对于这些极为温和的语言所作出的反应令我吃惊。这迅速表明政治家离开人民的真正忧虑该有多远。自由党领导人戴维·斯蒂尔谴责我“可怕的不负责任态度”，后来为了充分表达，他又补充说我的讲话“的确邪恶”。丹尼斯·希利说我“冷酷无情，机关算尽，意在把种族偏见的水搅混……在安静的社区散布恐惧与仇恨”。内政大臣莫林·里斯指责我“制造尊贵的种族仇视”。大主教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5年以后，我的这些思想在立法中得到体现并被普遍接受。上述反映看起来简直是歇斯底里。
即使那时，我的讲话在全国的反应也大不相同。无疑批评者的夸大言词使这种反应更加尖锐，他们认为他们最终已把我打倒在地。在我接受采访前，民意测验表明我们与工党并驾齐驱。而此后我们领先工党11个百分点。在这次采访中，通过即席回答，在无意中收到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不管威利在内心有何感觉，不管其他同事感觉如何，在我们极为困难的时刻这一效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值得欢迎的激励。影子内阁内部对有关政策建议的讨论也尖锐起来。几周以后，我们取得了全面的一致认识，除了坚持遣返移民的顽固分子外，大家都感到满意，这一认识将伴随我们进入大选。
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表明，在关键问题上我必须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一定事先期望说服我的同事们；我可以期望国内会有人追随我，也许是多数人。
第五节 没有选举的1978年
1978年不仅有移民问题，它还是对反对党来说在政治上充满各种困难的一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由于采取了一些财政措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78年1月通货膨胀率首次自1974年以来降到10％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失业率也从1977年8月的顶峰逐步回落，尽管在1978年夏天有急剧的增长，那年12月失业人数为130万，比前一年少12万。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地迫使有关方面把所得税基本税率降低了一便士：但这本身也许可以减少蒙在经济上的阴影，而这一阴影在很大程度上使工党不得人心，对我们有利。
我们猜想，吉姆·卡拉汉希望沿着逐步改善的道路走下去，直到秋天大选，以“安全第一”为竞选纲领。在他的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是自由党认识到，自由党—工党联盟在政治上对自由党是灾难。但要结束与工党的联盟，在大选时就得至少面临由于支持工党执政而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不愿面对这种后果，因此与工党分手的想法也就减弱了。至于民意测验，夏季时工党几乎与我们平手）尽管8—9月间我们超出了工党，9—10月间（在困难重重的保守党年会后）他们又领先我们5个百分点，自由党得分不足两位数。
在这种情况下，我责成人们起草竞选宣言，在影子内阁发言人拟定的初稿基础上由克里斯·帕顿和研究部撰稿。7月我阅读了该稿，印象不深。为了吸引各利益集团，该稿罗列了代价高昂的许诺，反而使本应醒目而简明的主题模糊不清。我说下一稿必须强调几个中心题目，如减税、加强国家的内部和外部保卫。首先满足这些承诺，如有余力才去完成其他需要花钱的承诺。实际上，有人提醒我说，在我们在野的3年期间，我们在分析情况和制定政策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是多么少。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我们继续如此考虑问题，我们怎么使国家变样呢？
令人鼓舞的是党的宣传工作发生了变化。戈登·里斯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