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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作为我们国际政治制度基础的第二个、也许是最经常使用的具体论点是少数民旋问题。但是，在为民族国家辩论时，我不是说保证使边界与民族分界线正好相符是可能的，甚至是可取的，当然，更不是暗示说，少数民族或其他集团应该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使政治家们的生活更加单纯一些。在一个管理有方、尚且富裕的国家，那里的个人权利——如果恰当——还有地方自治都得到了尊重，就没有理由让少数民族遭受压迫或产生不稳定的影响。国际行为准则和像欧洲理事会这样的机构就能保证做到这一点。
西方政治家们大倾向于相信中欧、东欧共产主义以后的国家和苏联的经验证明民族主义有内在的危险。但经过更加仔细的观察，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南斯拉夫的情况不是常规，而是例外。例如匈牙利，除少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外，它学会了接受70年前领土的丧失，结果导致200万匈牙利人住在罗马尼亚，60万人在斯洛伐克，40万人在南斯拉夫，20万人在乌克兰。可以理解，匈牙利人坚持他们在国外的同胞应该受到公正对待。但是，他们有足够成熟的民主，懂得“让所有匈牙利人在一个国家里”的原则会导致灾难。
同样，虽然俄罗斯有些人出于自身的目的想利用生活在俄国以外的、曾经是苏联一部份的那些国家里的2，500万俄罗斯人，但至今，这只是虚夸之词，没有成为事实。虽然俄罗斯少数民族确实面临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没有感到他们受到了很大威胁从而想摧毁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些国家。事实上，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还投票支持那些国家脱离苏联而独立。
车臣共和国要分裂出来和随后出现的危机，这对于把民族性作为稳定秩序的牢固基础这一原则引起了多大的怀疑呢？车臣人肯定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自决；他们是一个有自己语言和宗教的民族，自从上一个世纪被迫并入俄罗斯帝国以来，一直在长期争取独立。有人认为西方应该忽视或甚至支持在镇压车臣时所采取的残酷的军事行动，以保证俄国成为一个整体，而且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的形象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害。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俄国的模样。最终不能依靠武力把一些国家拼凑在一起，必须为全国和地区的少数民族创造条件使他们愿意留在这些国家里。当西方忽视摧残人权和违反（欧安会）国际条约这类事件时，我们损害而不是帮助了俄国的民主力量。至于疲备的俄罗斯这一实体，对于折磨着它的一些问题当然没有干净利落的民主解决办法。但是它的各族人民有权受到尊重——即使有些车臣人被指控参与了犯罪活动。如果车臣最终希望走自己的路，而俄国要阻挠他们这样做，那它自己将一无所获。
当然，像车臣一样，过去的斗争史影响着现在。我的目的不是说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好的，更不是说都使人有安全感。但是对民族主义的指责已经很多了，其实有些问题应归因于其他方面。此外，各种超民族主义的历史至少与各种民族主义自身的历史一样是好与坏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的潜在力要更加危险得多。
第四节 促进自由
这个问题把我带到了我所建议的保守党人外交政策的第四条原则，即我们应该在全世界不断地促进自由、民主和人权。为什么要这样，首先有实际原因。一般说来，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打仗。在国内尊重人权的政权更不会向外侵略。在实践中，即使是最无所顾忌地推行实用政治的人，他也要判断来自各个不同地区的威胁，不仅根据其军事技术，也要根据其政权的性质。自由的价值使得甚至文化不同的国家都认识到有必要进行克制、妥协和尊重别人。因此，鼓励这些价值是外交政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至于保守党的观点，人们可以说，它是我们在制订政策时所应考虑的部分真理。显然，各个社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它们的宗教传统以及它们的政治觉悟，都有不同。在真正出现了新兴的民主运动的地方，我们能够促进和鼓励它，并且通过抗议、公开的外交途径和类似的手段给予它有限的保护，不让它受到政府的镇压。在当地没有这类人民运动的地方（或者人民运动仅限于首都少数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从外面植人民主。虽然我们必须仔细挑选一些西方影响能够有效地加快它们向民主作风和平过渡的实例，但是，有些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是酷刑——无论从任何国家或文化标准看都是如此丑恶可耻，如此令人震惊和如此令人厌恶，以致我们有一切理由去反对和制止它们。在处理这类事件时，主要问题是怎样做最好，是通过经济压力，或是通过在国际论坛上的言论或动议，或是通过悄悄的外交手腕。但无论怎么说，由于在执行保守党人的人权政策时必须要谨慎和区别对待，因此，它总不会采取十字军东征的那种做法。
自由派的批评是：由于西方的人权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言论自由或者不能胡乱抓人这类“程序上的”权利，从而忽略了更加重要的、“根本性的”权利，如免受饥饿权或享有适当的教育权。一般反映人权问题要求的国际文件本身就说明了人们思考问题的趋向。例如，《世界人权宣言》（1948）不仅像我一样确认了每个人都有生存权、自由权、法律面前平等权、财产权等等，而且还确认每个人都有权享有适当的生活水平，都享有适当的教育“权”与社会保障“权”——这些显然属于另一范畴。后来其他一些文件规定的内容更多。《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1966年）包括了“工作权”、“继续改善生活条件”权、“不受饥饿”权以及“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可以达到的、最好的身体和智力健康水平”。
当然，只要我们从权利方面而不是从责任方面去讨论自由，传统的自由主义就会轻易地陷入温和的社会主义，只要求各种“权利”而不怎么考虑它们的代价或甚至实现它们的可能性。这些“权利”即使从理论上说可能实现，但在实践中，国家只有通过规章、控制和税收对其他个人进行抑制才能实现。到了这一步，人们事实上已走完了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全过程。此外，自由派的人权做法给予了外国机构干预几乎整个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权力，这不仅是侵犯而是完全取消了国家的主权。
如果促进按照传统定义解释的人权是外交政策的合法目的，那么，一般说来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幸运的是，冷战后的世界已为自由创造了新的机会。由于通讯技术的革命、世界市场的开辟以及资本与人员有更大的流动机会，这一切使独裁统治者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他们将越来越难以抗拒要求对他们的政权实行自由化的压力。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寻求促进民主和经济权利的同时，必须高度注意经济自由的更加广泛的影响。
即使在经济比较自由的国家——有健全的货币，有限的政策干预，低税收，保障私有财产，劳动力可以流动——如果它们曾有一段时间经历过独裁统治（例如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在以后推行政治自由时它们会发现困难比较小一些。但是，正如俄罗斯的例子所表明的，如果没有法律框架，不懂得有限的管理，没有私有财产制，也缺少企业充满活力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民主体制是极端困难的。保守党内热心于人权的人士认识了这一点，而左派自由人士却没有。因此，当市场资本主义的增长带来政治自由时，前者不会错误地低估在实现政治自由方面的目标时所取得的进步。
在说了这一些以后，我要指出，有关人权政策的理论要比它的实践复杂得多。政治家和外交家们通过本能一般都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能有效地施加西方的影响以及如何能最好地施加这一影响。可是，我必须加一句，他们有时需要舆论的激励。
第五节 强大的防务
这四条原则首先都有一个共同点：只有第五条原则即强大的防务才能使它们发挥作用。罗纳德·里根和我在80年代所持的同一论点仍然有效。国防支出是对和平的投资，因为不是军备本身引起战争。战争的引起是因为潜在的侵略者相信他们有足够的军事优势能在侵略中取胜。这种投资必须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即使威胁似乎很模糊或看起来很遥远，因为高技术的国防计划只有在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我们从冷战胜利中有权期望得到的唯一“和平红利”就是和平本身，而不是获得在福利和本身具有依附性的文化方面投入更多钱的机会。
诚然，由于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垮台、华沙条约的结束以及最后苏联的瓦解，这一切引起了巨大变化，因此，西方国家应该重新审查它们的国防支出，这是对的。但是我现在认为，我任首相时作为《变革的选择》所宣布的削减支出计划走得太远了。自然，后来宣布的计划就走得更远了。从我个人讲，我不赞同当时在从政治角度讨论国防时人们所持的一切乐观态度。但是我的确过地估计了把苏联（或俄国）变成一个“普通国家”——一个对西方不构成特殊威胁的、稳定的、自由的民主国家——时可能出现的进程。
我们不知道俄国最后是否要走向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如果俄国要走恢复前苏联的老路成为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这不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实现。这也不会使俄国与西方的关系保持不变。无论怎么说，如果俄国要再一次走近欧洲的心脏，这显然对我们的战略利益不利。同样，如果俄国要把匾乏的财力用于任何这类帝国战略，那必然意味着它要放弃继续执行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这一任务。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它的对内对外政策又会回到前苏联的做法，俄国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军事大国。
前苏联各国所经历的各种危机和混乱已经使先进武器大量流入国外，那时，其他一些缺乏责任感的国家渴望得到它，这一进程加深了我们面临的威胁。显然，西方必须要维持它的防务。
自1989／90年度以来，在制定我们的防务计划时，如果仅从一个方面，即苏联和华沙条约方面来估计威胁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任务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倾向于平衡各方面院外活动集团的意见，而不能对可能出现的威胁和所需的对策采取一种长期的战略观点。另外的困难是，不仅英国，而且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们都在裁减军备。那些了解情况的人现在声称，即使我们有前线作战的装备对必要的地区进行干预，但在支援和供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大问题。再加上联合国所批准的干预效果不佳，我们对军备的裁减给人的印象是优柔寡断和不愿意承担义务。
另一个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涉及北约今后的作用。像我曾经建议过的那样，对它重新作出估价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北约作为一支维护稳定的力量和加强横跨大西洋联系的力量，必须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和扩大其影响。但据我看，没有做到这一点。特别是，部分由于联邦主义在欧洲的推动作用，部分由于对待波斯尼亚问题的不同做法，北约已不能够令人满意地履行它支撑美国对欧洲防务的承诺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事实上，北约自身已受到严重损害。
北约也应该应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要求，欢迎它们成为它的正式成员国。鉴于欧洲共同体在接纳这些国家成为其正式成员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缓慢的和犹豫不决的做法，北约的决定对这个地区亲西方的民主力量是一个打击。把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和例如像前苏联的成员哈萨克斯坦看做与西方有着同样的关系，这只能混淆北约所承诺的不同义务。北约允许俄国，或者更加确切他说，允许俄国国内反西方的势力在这个问题上为北约作出决定，这就使问题更加严重了。要莫斯科的民主人士这样地屈从，对他们没有好处，因为这表明，那些进行威胁的人比那些进行合作的人，其意见更可能被接受。
扩大北约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一步棋，它还能确认中欧各国的独立地位和在“欧洲的”地位。假若北约在其东边的边界上划一条“线”，像乌克兰，也许还有波罗的海国家，它们“（至少在开始时）不会在这条”线“的右边，但现在丢掉了。有人说得好：”只要北约近在咫尺……就能影响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这一带国家的政治心理，给予它们自由的政治力量更多的信心。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往往会使欧洲的和平更加牢固得多。
由于海湾战争证实了我所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即北约的军事力量必须能够在其“境外”活动，这一切就更有必要了。现在潜在的严重威胁，其范围的确已遍及全球。但这不是说，每当某个遥远的国家内部发生危机时，就应该调动北约的军事力量，而是说，大的地区性威胁必然与我们有关。一些潜伏性的严重危险已清晰可见。
一旦发生了明显的侵略事件，并且我们的利益受到牵连时，无论是在联合国、北约还是在其他机构支持下进行的军事干预都应该是强有力的、快速的和有效的。目的必须明确，对风险一定要加以权衡，要尽可能地进行反击，并且要部署足够的后备力量。当然，每一场国际危机都不同，因此，作出的规定必须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但是要防止的禁忌则总是一样的——即目的未经缜密考虑，采取行动前过多地考虑共识，投入的实力不足。
不幸的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联合国指挥下进行的所有大的军事干预都因上面某个问题或所有这些问题而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挫折。海湾战争使萨达姆·侯赛因仍留在台上，使他还有足够的武器和财力对库尔德人和沼泽地的阿拉伯人实行恐怖统治，继续在考验国际社会的决心。这一重大的判断失误主要是缺少明确的目标，过分强调通过国际协定而不是通过胜利解决问题。但沙漠风暴至少有效地保证伊拉克放弃了科威特。
正如我早先说过的，尽管有关的某些人士具有崇高的个人品质，有时还表现出了英雄气慨，但对于前南斯拉夫的干预，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干预的理由至少和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侵略同样明确。武器精良的侵略者塞尔维亚开始时是在南斯拉夫公共机构的伪装下采取行动的，它首先攻击了斯洛文尼亚，然后是克罗地亚，最后是波斯尼亚。本来应该采取明确的政策，去武装受害者，帮助他们从空中袭击军事目标，但是这件事被曲解成为一项维护和平和人道主义的事业。
这项政策是一个错觉，没有和平要维护。因此这支人道主义的力量要么无法帮助受害者，要么与侵略者发生冲突。不采取军事行动的西方外交，没有实力迫使侵略者认真进行谈判，而不公正地执行的武器禁运，事实上意味着站在武器精良的侵略者一边进行斡旋，反对武器装备差的受害者。的确，在处理这一危机时几乎违背了所有的道德原则或具体规章。它至少应该是向下一代的政治家们提供了一个不应该做什么的个案研究实例。
曾促使联合国于1992年12月在美国人的领导下对索马里进行了干预的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事件，难道不令人感到羞耻吗？没有人能批评这一人道主义行动，即插手干预和缓解由名符其实的内战所造成的可怕苦难。但是对于所涉及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人们很快认识到，不恢复国内秩序，人道主义的努力就不能长期取得成功。但是索马里国内似乎没有力量能够恢复秩序。
“因此，干预给自身带来了痛苦的选择：要么联合国使索马里成为一个殖民地，花上几十年的时间进行”国家建设“，要么联合国的部队在适当的时候撤走，让索马里又回到它以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由于美国不愿成为宗主国，联合国只得将它交给像埃及这样当地的国家进行新的托管，或者交给以前的殖民国家托管，这大概是指意大利人。如果做不到这点——事实上没有做到——那么将来只好由民间援助机构和私人慈善机构给饥饿者以食品，给病人以帮助。不能实现其目的的军事干涉，它惹出的问题和它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对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进行干预的结果，总起来说动摇了主要西方国家的自信心，玷污了联合国的名声。但有一种倾向日益明显，即在过去几年，安理会似乎准备扩大它进行干预的法律根据，以1994年9月最近一次对海地的干预达到了顶点。事实上，我们看见了那种传统的危险的结合一理论上的主张与具体措施越来越不相称。从长远看，所有这一切可能会进一步带来不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