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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根据对立统一原理，详加分析，指出，此虽良药，并非人人可用。他
说：“劳有五劳，病在五脏。若劳在肝胆心，及包络有热，或少阴经寒热者，
则柴胡乃手足厥阴、少阳必用之药；劳在脾胃有热，或阳气下陷，则柴胡乃
清气退热必用之药。惟劳在肺肾者，不可用耳。”（《茈胡·发明》校点本
第二册，第787 页）李时珍坚持了一分为二的原则，对具体病证作具体分析，
总之要求药物与病证相当，阐明虽是良药亦非人人可妄意服用。与病相宜者
均是良药，不相宜者则都可为害。
关于梨的药用价值，古代颇有争论。梨名玉乳，又名蜜父。朱震亨曰：
“梨者，利也。其性下行利也。”有润肺凉心，消痰降火，利大小便的疗效。
可是陶弘景曾说，梨种殊多，并皆冷利，多食伤人，故俗人谓之快果，不入
药用。李时珍不同意陶说，认为他“只言其害，不著其功”。他引用《类编》
中故事，证明梨的神效。“一土之状若有疾，厌厌无聊，往谒杨吉老（1060
—1130）诊之。杨曰：君热症已极，气血销铄，此去三年，当以疽死。士人
不乐而去。闻茅山有道士医术通神，而不欲自鸣。乃医仆衣，诣山拜之，愿
执薪水之役。道士留置弟子中。久之以实白道士。道士诊之，笑曰：汝便下
山，但日日吃好梨一颗。如生梨已尽，则取干者泡汤，食渣饮汁，疾自当平。
士人如其戒，经一岁复见吉老。见其颜貌腴泽，脉息和平，惊曰：君必遇异
人，不然岂有痊理？士人备告吉老。吉老具衣冠望茅山设拜，自咎其学之未
至。”（《梨·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64 页）李时珍评论说：“梨之有
益，盖不为少，但不宜过食耳。”这一评论包含了两层道理： （1）贯彻一
分为二的原则，分析梨的功用，否定了梨“不入药用”的片面观点：（2）梨
之医疗效果，在于用量适度，少食可以降火，古有明证。这样分析问题，深
得矛盾分析方法的精义。李时珍以大量生动事例，揭示物极必反的法则。指
出许多药物，因用之不节，超出病变发展的需要，产生偏胜之害，导致生理
机能的整体平衡性受到破坏，甚至发展为不治之疾。究其原出，是由于违反
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遭到客观自然法则的惩罚。
李时珍分析了《容斋随笔》中的一则故事。洪文安在金陵，秋暑减食，
遵医者汤某处方服舆石丸，果然饮食日进。于是加意服之。十个月后，
猛然发病，衄血斗余。从此经常吐血不止，以致精液皆竭，直至死亡。有人
认为，此乃医家的错误，当日就不应服用石丸。李时珍不赞同这种看法，
他说：“洪文安之病，未必是石毒发。盖亦因其健啖自恃，厚味房劳，
纵恣无忌，以致精竭而死。夫因减食而服石，食既进则病去，药当止矣，而
犹服之不已，恃药妄作，是果药之罪与？”（《石·发明》校点本第一
册，第604 页）这一分析是切中要害的。起初减食是由于人体内部生理机能
失调所造成；投以石丸，饮食日进，说明失调的机能国服药而恢复；这
时停止服石，就可保持内在机能新的平衡了。继续服用，发生偏胜；加以恣
意妄作。导致物极必反，精尽而死，确非医家的过错。
李时珍反复告诫人们，任何药物病愈即当停止，不可过剂。他以葶苈愈
胀为例指出：“肺中水气膹满急者，非此不能除。但水去则止，不可过剂尔。
既不久服，何至杀人？《淮南子》云：大戟去水，草茵愈胀。用之不节，乃
反成病，亦在用之有节。”（《葶苈·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067 页）朱
震亨说，“葶苈属火，性急，善逐水”：“且杀人甚捷”。李时珍所谓“既
不久服，何至杀人？”是针对朱氏观点而发。任何药物，如按性味、主治适
当施用，是不至杀人的；用之下当，物极必反，必至杀人，上品良药亦不例
外。
艾在《本经》列入上品，无毒，不杀人，可灸百病。李时珍的父亲曾写
《蕲艾传》一卷，称赞其功效云：“产于山阳，采以端午，治病灸疾，功非
小补”。若“久服不辍”，必至为害。故李时珍写道：“夫药以治病，中病
则止。若素有虚寒痼冷妇人湿郁滞漏之人，以艾和归、附诸药治其病，夫何
不可？而乃妄意求嗣，服艾不辍，助以辛热，药性久偏，致使火燥，是谁之
咎与？干艾何尤？”（《艾·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937 页）不识物极必
反的法则，”药性久偏”，终至良药酿灾，实乃咎由自取。
良药偏胜成灾，莫若泽泻。此药《本经》列入上品，气味甘、寒、无毒。
说它能”养五脏，益气力”，“久服，耳目聪明，不饥延年，轻身、面生光”。
后世对其特效曾有争论。陶弘景《名医别录》说，其叶及实，均具有强阴气
的作用，“久服令人无子”，即可破坏生育能力。名医大明说它可补女人血
海，服之“令人有子”，即可促进生育。李时珍认为，一说有子，一说无子，
两种说法，针锋相对，其实从矛盾法则看来，各有一定道理。他在《泽泻实·发
明》中说道：泽泻与补药同用，可逐除下焦温热邪垢，邪气逐出，阴强海净，
则有子；若久服泽泻，肾气大泄，血海反寒，则无子。不可“执一”而论。
《校点本第二册，第1351 页）所谓“执一”之人，是用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
各执一偏，而不知矛盾转化的普遍法则。李时珍就此分析了古人用补药必兼
泻邪的对立统一原理说。“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一辟一
阖，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一于补，所以久服必至偏胜之害也。”（《泽
泻根·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350 页）
赤小豆，本可利小便，“消胀、治痢”。可是有的人吃了却“肌瘦身重”，
这是什么缘故呢？李时珍分析其中物极必反的道理说：“赤小豆，小而色赤，
心之谷也。其性下行，通乎小肠，能人阴分，治有形之病。故行津液，利小
便，消胀除肿止吐，而治下痢肠澼。久服，则降令太过，津血透泄，所
以令人肌瘦身重。”（《赤小豆·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510 页）
根据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思想，从消极方面着眼，警告医家和病者用药
宜控制剂量，不可太过，以免造成偏胜之害。从积极方面着眼，正确运用这
一原则，治疗疾病，乃神医妙术。李时珍引用了《后汉书》所载名医华伦运
用物极必反法则为人治病的一则生动故事。有一老妇人，患寒热注病多年，
华佗采用了非常特殊的治疗方法。冬月，令病者坐石槽中：侍平旦之时，用
冷水灌其身，规定灌100 次。才灌了70 次，患者全身冷颤欲死，灌者害怕发
生意外，要求停止，华佗不同意。灌到80 次。果然患者身上热气蒸出，上冒
二三尺高。灌满百次，用火温床。卧其上，厚被之，不久汗出，以粉扑之，
终于痊愈。此等医术，令人敬佩。李时珍还记述了《南史》中同样一个病例，
然后评论为何须在冬月平旦浇以冷水呢？
二人所病，皆伏火之证。《素问》所谓诸禁鼓慄， 皆属于火。治法，‘火郁则发之也’。
而二子于冬月平旦浇以冷水者，冬至后阳气在内也；平旦亦阳气方盛时也。折之以寒，使热气
郁遏至极，激发而汗解，乃物不极不反，是亦‘发之’之意。《素问》所谓逆者正治， 从者反
治，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通道路，令气调和者也。
——《新汲水·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399—400 页
李时珍的这一分析，坚持了辩证思维方法。火郁必发，但物不极不反，冬月
平已浇以冷水，是利用阴阳矛盾双方发生激烈斗争，促使矛盾的主要方面发
生转化。若非国医妙手，是不敢坚持此种治疗方法的。说明坚持彻底的辩证
法思想的医家，无所畏惧，敢于创造条件，促成矛盾的转化，造福于人民。
医家之于疾病，或逆者正治，或从者反治，手段虽有不同，目的都是一个，
即“疏通道路，令气调和”。一旦阴阳调和，则暂时失去平衡的生理机能自
会恢复正常。
古代哲学中的矛盾学说，在《老子》、《庄子》中主要注重其消极方面，
即主静、不争、贵柔、守雌，害怕矛盾的转化；《易传》、《韩非子》则主
张阴阳相激，水火相射，冰炭不同器，矛盾不两立，注重矛盾的斗争和转化。
《内经》以来，古代医学家们主张调和阴阳，但并不害怕矛盾转化，遣方、
投药，无不立足于促进阴阳转化，达到阴阳调和的目的，这正是坚持了好的
思维传统。不难看出，李时珍是坚持并发扬这一思维传统的佼佼者。
四、质和量相统一的度量分析法
关于事物的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在我国医药学中从来受到重
视。李时珍继承这一优良思想传统，在自己的药物实践中，灵活运用，做出
了独到的贡献。
李时珍强调，每一方剂中，君臣佐使的配伍，不只要认真考虑药物的品
种，尤其要注意其中不同品种的量的区别。同一处方，药物品种虽同，每味
药物的分量不同，其疗效就大有区别；而且强调，同一处方治同一病症，其
剂量应随季节的变化和患者身体的素质不同而增减。
服药是为了除病，病除药即止，不可久服过量。医家应充分考虑到药物
的分量与除病的需要之间的平衡关系。药物使用过量，反会造成人体生理机
能的平衡性的破坏。这同样存在质与量的关系问题，李时珍再三提醒人们要
严加注意。
治病当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不同的方剂只能调节生理机能受到破坏
的某些部分，从生理机能的局部恢复正常到人体全面恢复正常，也存在一个
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不论主次，不分先后，见病投药，是不会有好
效果的。
总之，李时珍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医药中的质与量的辩证统一问
题。药物中的“量”的问题，不只表现为药物的斤两钱分的重量问题，可能
表现为药物炮制中的时间定量问题，也可能表现为方剂的更换次数问题，以
及病变的部位深浅和投药的次第问题。在中国医药学上对质量转化关系的分
析，是十分精细的。李时珍对此异常精通。《本草纲目》中保留的这一方面
的资料较多，附方中很大部分都涉及质与量的关系问题，值得深入发掘。
首先，方剂配伍重分量。
李时珍引证《千金要方》中的加减“三黄丸”作为典型，分析其中的药
物剂量的变化，说明组成同一处方的几种药物，在不同季节应当使用不同的
分量，才能达到治疗效果。
加减“三黄丸”，由黄芩、大黄、黄连三味药物组成，孙思邈指出它的
功效是：“疗男子五劳七伤，消渴不生肌肉；妇人带下，手足寒热：泻五脏
火。”这三味药的配方因季节变化而改变其剂量比例。大体说来，春三月，
黄芩四两，大黄三两，黄连四两。夏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一两，黄连三两。
秋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二两，黄连三两。冬三月，黄芩三两，大黄五两，
黄连二两。（《黄芩·附方》校点本第二册，第782 页）这一典型方剂的剂
量变化，说明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三黄丸的质应由三种药物的不同配伍
来决定：第二，三黄丸的质量还要随治病的需要而定，要根据人体同自然环
境的统一来考虑，不同季节三黄的剂量也不同。这正表明“三黄丸”的名称
同一，药物品类相同，由于剂量有别，而质量不一。因此，衡量一副药的质
量，不只看它由哪些药物配伍而成，尤当着眼于其中每味药物分量所占的比
例。药物品种不一，性质随之有异；诸药分量比例不同，其质亦有区别。
关于中药的数，有时是以模糊数学的方式采用轻重、缓急、多少、洪微
等词汇加以描述。例如“巴豆”这种药物，固然可以用七颗、八颗、一两、
二两来显示它的数量，当其用雌雄之别、生熟之别来标示其药效时，其中也
含有量的区别。《本草纲目》论述巴豆的功效说：“巴豆气热味辛，生猛熟
缓。能吐能下，能止能行，可升可降药也。”又说：“（巴豆）紧小者是雌，
有棱及两头尖者是雄。雄者峻利，雌者稍缓也。用之得宜，皆有功力；用之
失宜，参术亦能为害，况巴豆乎？”（校点本第三册，第2052 页）李时珍在
分析了巴豆生猛、熟缓、雄峻雌缓之后，提出峻用与微用的关系。生熟、雌
雄之别，是用量的区分来说明药性的质的差异。峻用、微用，则是用量的差
异来说明药与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病证要求对同一药物考虑其量的不同。
李时珍说：“巴豆，峻用则有勘乱劫病之功，微用亦有抚缓调中之妙。譬之
肖（何）、曹（参）、绛（侯）、灌（婴），乃勇猛武夫，用之为相，亦能
辅治太平。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对尔。”（校点本第三册，第2054
页）猛缓、峻微这些词，用以表述量的规定比较模糊，使用中则有较大的适
应性，显示了人们认识的灵活性，参和常用的计量标准，同样，可以揭示药
物质的差异。
其次，对症投药守节度。
遣方投药，要“量人大小”，不可过度。这是普通人都知道的，医家尤
当注意。同样的病症，同样的配方，老年人，壮年人、幼儿用量是不同的。
量的变化因人而异，同前述因季节而异的原则相辅而行。既考虑季节变化，
又考虑人体素质的不同，符合从实际出发的辩证思维法则。李时珍对此同样
十分精通。《濒湖集简方》载有治疗老小滑泻的一个方剂，写道：“白术半
斤，黄土妙过，山药四两炒，为末，饭丸。量人大小，米汤服。或加入参三
钱。”（《术·附方》校点木第二册，第737 页）“量人大小”，服量不同，
此其一；因人而异，酌加人参，此其二。前者讲量的差别。后者讲质的差异。
白术与山药，一用半斤，一用四两，是按分量决定药质。类似的附方在《本
草纲目》中，不为罕见。
服药除病，不可过量，这是人所必知的通常节度。用药过度，物极必反，
危害极大：良药久服，亦必成灾，不可不慎。如麝香，有的医家说，风病必
先用之；朱丹溪则说，风病血病必不可用。李时珍从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加
以分析，认为以上二说“皆非通论”。他说：“盖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
利，开经络之壅遏，若诸风、诸气、诸血、惊痫、癥瘕诸病，经络壅闭，孔
窍不利者，安得不用为引导以开之、通之耶？非不可用也，但不可过耳。”
（《麝脐香·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869 页）“过”与“不过”，这也是
模糊的语言，其分寸在于医家临证斟酌。要根据季节、体质、病变之浅深、
新久，综合考虑加以抉择。
《本草纲目》指出，有些药物明知它有毒，仍不得不用，关键在于使用
的分量适应病证的需要。在节度之内，不到杀人之量，不会造成杀人。李时
珍说：”硇砂，大热有毒之物，噎膈反胃，积块内癥病，用之则有神效。盖
此疾皆起于七情饮食所致，痰气郁结，遂成有形，妨碍道路，吐食痛胀。非
此物消化，岂能去之？”有人说，此药服之可“化人心为血”，李时珍说，
这是“甚言其不可多服矣”。（《硇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656 页）
他还引用《丹房镜源》的观点加以申述：”有沉冷之疾，则可服之，疾减便
止。多用则成拥塞痈肿。”（同上）这里强调的“不可多服”，是模糊的数
量概念，其分寸之掌握，在于医家的精湛技艺。
治病必须考虑病变的”表里时日”，投药要循序渐进。这是又一种节度
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医家已认识外邪侵犯人体致病，有由表及里，由浅入
深逐步发展的规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战国时名医扁鹊过齐，
说齐桓侯”疾在腠理”，桓侯不信；过几天又说：“疾在血脉”，仍不信；
再过几天指出：“疾在肠胃间”，桓侯反不悦；最后病变深化，“疾在骨髓”，
无法施治，桓侯终于病死。李时珍强调医者治病必须“顾表里，循次第”，
他转述另一个生动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梁武帝时，属官范云得时疫热疾，
召名医徐文伯诊之，范云催促医生，务期速愈，以便参加武帝的九锡盛典。
文伯说，速愈倒办得到，只怕两年后会一病不起。范云不听警告，说能再活
二年已不错了。只要能参加九锡盛典，在所不惜。文伯从命，施以速愈之术。
以火锻地，布桃柏叶于上，让范云卧其间，不一会，全身汗出，病就好了。
过了两年，果然发病不治而死。李时珍分析说：“取汗先期，尚能促寿。况
不顾表里时日，便欲速愈者乎？夫桃叶发汗妙法也，犹有此戒，可不慎与？”
（《桃叶·发明》校点本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