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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江青深有“人微言轻”的感触。
不过，她对电影依然关注。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文化部在颁布《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和《电影旧片清理》四个暂行办法，加强电影管理，同时又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加强电影领导。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有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田汉、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等，江青也被列为委员。另外，这天还成立了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
对于《清宫秘史》的批判未能如愿，江青又抓住了另一部电影《武训传》。
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受到清政府嘉奖，封为“义学正”。陶行知十分赞赏武训精神。一九四四年夏，陶行知在重庆遇见电影编导孙瑜，送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给他，建议他拍《武训传》。
事隔数年。一九四七年，当孙瑜从美国回国，正值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着手筹拍反共“勘乱”片。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文艺界领导人阳翰笙知道孙瑜对武训有兴趣，建议他把剧本《武训传》写出来，交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以抵制拍摄“勘乱片”。这样，孙瑜写出了《武训传》，于一九四八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赵丹饰武训。
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战火酣烈，南京岌岌可危。中国电影制片厂经费困难，停拍《武训传》。
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海昆仑影片公司购置了《武训传》的摄制权。经过一番曲折，直至一九五○年十二月才终于完成，于一九五一年初上映。
这样一部历时三年，从国民党时代开拍、到共产党时代完成的影片，作者为了使影片切合新形势，一头一尾，加上一位女教师的旁白：
“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翻了身的人，不再做睁眼的瞎子。今天我们纪念武训，要办好我们的义学，扫除文盲，提高文化。”
“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编导尽量把这样一部构思、创作于旧时代的作品，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影片上映之后，最初的三个月，《武训传》得到一片赞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一九五一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江青看了《武训传》。仿佛众人皆醉她独醒，她看出了《武训传》存在“严重问题”。
她又一次向毛泽东吹风。
毛泽东调看了影片《武训传》，他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
毛泽东的意见，使江青万分欣喜。她有了“尚方宝剑”，便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跟上一回一样，江青只是说出毛泽东的意见，并没有说明这是谁的话。
周扬仍不以为然，以为那是江青再一次挑刺，便顶了她一句：“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批判《武训传》江青“露峥嵘”
一九五一年的形势，已经与一九五○年不同。一九五一年，文艺界已经从建国之初的忙乱中走过来，开始抓批判工作：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三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不拿枪的敌人》。
二月十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四月，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开展批判。
于是，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就提到了日程上：
四月二十五日，《文艺报》发表贾霁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打响了批判《武训传》的第一炮。
五月十日，《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头上。同日《文艺报》还发表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
《人民日报》在五月十五日、十六日转载了《文艺报》上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对这部影片进行深入讨论。这意味着中共中央机关报注视着电影《武训传》。
四天之后——五月二十日，异乎寻常的情况发生了，《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是头一遭。
社论的措辞严厉，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闲之辈笔下。事隔二十六年之后，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一九七七年出版时，人们见到这篇社论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书屋。
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批判了《武训传》之后，笔锋一转，社论说了一番全局性的话，对文化界的领导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马克思列宁主义，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社论扭转乾坤，成为全国解放后文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戴白韬、梅朵等，纷纷登报公开检讨。
就连郭沫若也牵涉进去了，因为他曾为《武训画传〉题签并作序。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
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当然成了“重点人物”，连连检讨。
昆仑影业公司通电各地，停映《武训传》。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
周扬也只得顺应潮流，八月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八月二十六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在批判高潮之中，江青做了一桩颇为得意的事。那是一九五一年六月，《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总共十三人，江青以“李进”之名，参与其中。
这十三人是：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①委宣传部），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壁（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
①平原省，一九四九年设置，一九五二年撤消，包括鲁西、豫北、翼南等地。
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当地知道调查团的来意，也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也就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
调查团返京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最后经毛泽东修改，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载，然后出版了小册子。
《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调查记》完全否定了武训其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电影《武训传》。
平心而论，电影《武训传》在那样大动荡的岁月中艰难地拍摄，就影片本身来说，确实显得粗糙，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然而，孙瑜、赵丹都是左翼电影工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虑到影片的历史原因，不应该那样粗暴地对影片大加鞑伐。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头角，后来日渐发展，直至“文革”恶性膨胀。
一九八五年，当“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之际，胡乔木作了一番讲话。讲话中由陶行知谈及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这番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所持的否定态度：
一九五一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电影是在党和进步文化界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①
①《党史通迅》一九八五年十二期。
江青对于批判电影《武训传》颇为得意，“锁在云雾中”的“奇峰”，终于“偶尔露峥嵘”。她借助于毛泽东权威，一下子使周扬、夏衍这班当年她的上司纷纷检讨，使那个给唐纳写诗的陶行知长眠地下也不得安宁，使赵丹也尝到她的厉害。她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实际上成为这个调查团的领导。她开始探头探脑，越出“约法三章”的禁规，尝试着干预政治了。
笔者在采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上海科学院副院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的汪酞教授时，他谈及有趣的一幕：
汪猷之妻李秀明，是李淑一的胞妹。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苟，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来沪时，接见上海知识界人士，汪猷在座。那天，赵丹亦在应邀之列。当赵丹进来时，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他来，说道：“你不就是演《武训传》的赵丹吗？”不料，毛泽东此言，使赵丹顿时满脸通红——因为电影《武训传》正在挨批！毛泽东迅即发现赵丹的尴尬之状，哈哈大笑起来，四座皆笑。赵丹亦笑，在笑声中赵丹解脱了窘境……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在初次“露峥嵘”的那些日子里，江青显得那么忙碌。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江青点名批判了电影《荣誉属于谁》。
九月初，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江青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说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九月六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江青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表示支持。
十月，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经她在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大量调查”，发现周扬在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先开“小型整风会”。会上，江青尖锐地批评了周扬。会后，周扬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益发对周扬耿耿于怀。无奈，在十二月，周扬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电影《武训传》作检查。
一九五二年初，江青建议“武训历史调查团”就调查所得的材料，创作京剧《宋景诗》。
就在江青一次次抛头露脸之际，在一九五二年二月，这江上“奇峰”忽地又“锁在云雾中”了！
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后，其原因是她忙于批判《武训传》，太“伤神”了，以至累倒，终日发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马上组织大夫会诊。这一回，她倒是真的有病。经大夫诊断，她患慢性胆囊炎。
虽说这是常见病，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为她治疗，不过，她仍要求去苏联动手术。
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这样，一九五二年八月，她飞往苏联，又住进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她以为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追悼会，结果毛泽东没有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苏的是周恩来。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五三年秋才返回北京。
回国之后的江青，继续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时的江青，已是一副养尊处优的派头。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所忆：
“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里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
“她变得有些娇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她又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江青慵懒地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张天义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接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他说，过去我们做事，江青常常说，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做。现在呢？越来越习惯于指手划脚：你去干什么干什么，给我做什么做什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她不常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而是住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那新六所，是一九五○年新盖的六幢小楼。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一幢，另一幢工作人员居住。她的爱好是看电影，打扑克牌，跳舞，也看点小说。
就在她小病大养了两年多之后，忽地又一次“露峥嵘”……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发表了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据江青对美国维特克说：“这篇文章被我发现了，就送给毛主席看。”
一下子，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俞平伯，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人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二二年就写出了《红楼梦辨》一书。一九五二年，他修改了此书，改名《红楼梦研究》。一九五四年三月，他又在《新建设〉第三期上发表《红楼梦简论》。
两个“小人物”，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着手写文章，批评俞平伯。
这两个“小人物”，便是李希凡和蓝翎。
李希凡，本名李锡范，当时二十七岁。他是北京通县人，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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