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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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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赠李淑一的《游仙》,也就是他写信当天所作的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夫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这首新作中,毛泽东寄托了对于杨开慧的深深的怀念。
  毛泽东的信,寄到李淑一手中,许多人传抄。李淑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把毛泽东《蝶恋花》一词公开发表于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人民日报》迅即转载,各地报刊亦纷纷转载,一时间轰动全国。
  《蝶恋花》一词使江青极度不悦。特别是“骄杨”的“骄”字,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
  江青吵吵闹闹,当面对毛泽东大声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在极端愤懑之中,给郑君里去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这封信,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后来江青成了“旗手”,百般要求追回此信,导致“文革”中郑君里横遭飞祸……
  本来,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烈士杨开慧,称之“骄杨”,诚如他对章士钊所言:“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然而,江青向来心地狭窄,以致在家中闹一番风波。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当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轰炸机炸死时,消息传来,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江青无动于衷。当时,毛泽东曾愤愤地说:“岸英之死,对江青来说视之于狗!”
  江青是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她一而再、再而三企求毛泽东为她写一首诗,她的不言而喻的目的,就是要与《蝶恋花》抗衡:毛泽东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被谱上乐曲演唱,被改编成评弹演唱,被改编成舞蹈搬上舞台,全国上上下下在称颂毛泽东的“骄杨”……
  在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后四年,江青才终于夙愿以偿。那是她拍了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富有诗情画意。她请毛泽东题诗,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写下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同志”,亦即江青。得到了毛泽东的这首七绝,江青的心理平衡了,可以用这首诗与“骄杨”抗衡了。
  然而,一九六二年杨开慧之母向振照病逝,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五日给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发去电报,那电报上的字句再度使江青不快: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泽东对杨家寄托一腔深情,称“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依然表明,杨开慧是他心中的“骄杨”。
  贺子珍的庐山风波
  就在“骄杨”风波发生不久,又有一件事使江青极度不快: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
  贺子珍南下之后,住在上海哥哥贺敏学家中。她跟哥哥、嫂嫂以及侄女贺小平、贺海峰住在一起。
  她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时,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
  陈毅又安排她担任中共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长,便于她在上海生活。
  贺子珍一直思念着她的儿子毛毛——毛岸红。在长征开始时,三岁的毛毛无法随她和毛泽东长征,只得交给留在当地的毛泽东小弟弟毛泽罩、贺信夫妇。红军开始长征后,毛泽罩和贺怡不得不把毛毛托寄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泽罩在游击战争中战死。当时,贺抬刚刚生下一子。
  一九四○年,贺信在广东韶关被捕。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用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换回贺怡,终于使贺怡来到延安,而贺怡的孩子则留在广东韶关。
  一九四九年十月,贺怡担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十月,她回到了故乡江西永新县,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十四岁的儿子。
  她怀念毛毛,她也深感内疚。这是姐夫毛泽东、姐姐贺子珍托交给她的。她决心寻回毛毛,这将是对毛泽东,特别是对贺子珍的极大安慰。
  在广东韶关,她和老战友曾碧漪重逢。曾碧漪是古柏夫人,古柏曾在三十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秘书,一九三五年初夏战死。古柏、曾碧漪跟毛泽东、贺子珍有着密切的交往。
  笔者访问了曾碧漪,①据她回忆,她陪同贺。冶去赣南寻找毛毛。可是,经多方查访,没有打听到毛毛的下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曾碧漪和贺信坐一辆中吉普返回吉安时,路过泰和城七、八里的凤凰墟的一座小木桥时,司机驾驶不慎,车子翻进水沟里。当时大约八、九点钟光景。贺怡当场死亡,曾碧漪重伤,大腿骨折。贺怡孩子的养父也摔死。贺信的孩子左腿骨折,他叫贺麓成,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在北京采访,曾碧漪时年八十六岁。
  贺恰遇难,毛毛渺无音讯,消息传来,给了贺子珍沉重的一击。
  据曾碧漪回忆,她后来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详细询问了贺恰遇难经过之后,说了一句使曾碧漪永生难忘的话:“你办事向来细心,这一回怎么这样粗心!”曾碧漪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因为连夜行车是贺信决定的,不是她粗心所致。不过,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贺信之死是非常悲痛的。
  此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贺子珍又蒙受另一次意外的打击。那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在上海哥哥家中的贺子珍,听见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熟悉、亲切的声音,一下子勾起她对往事的一连串的回忆,她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
  她病倒了。
  毛泽东闻讯,即给贺子珍写信安慰,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保重身体。
  井冈山上的老战友、上海市市长陈毅常去看望贺子珍,派出上海神经科专家为贺子珍治病。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①
  ①张世殊,《贺子珍在上海》,一九八八年四期《海南纪实》。
  陈毅当即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在上海大夫的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病情渐渐减轻。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起,至一九六六年九月,贺子珍迁往南昌市三伟路九号小院居住。②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遥的幽静而又安全的所在。
  ②方影,萧志文,曾宜坤,《贺子珍在江西》,一九八九年五期《江西党史研究》。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她迁居南昌,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一九四三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朱丹华与毛泽民在一九四○年结婚,生下儿子毛远新。贺子珍到江西,借助于方志纯和朱丹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一面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了医生、护士。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伟路那幢小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经常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身边则带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她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几百公尺而已。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一号楼——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总是住在那里。虽说不过一箭之隔,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自从贺子珍一九三七年离开毛泽东之后,一直未能和毛泽东见面。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二十二年间头一回见到毛泽东,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这当然没错,只是不够精确。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①,记载了毛、贺会面的日期,即七月八日。李锐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所记日期当是准确的。据他所记,毛泽东于六月二十三日抵湖南长沙,二十五日去故乡韶山,二十八日到武汉,二十九日上庐山。
  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关于毛、贺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据一九八五年一期《萌芽》所载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转载)。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显然不符合事实。文中又写及,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在“争吵”,亦即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实际上,庐山会议在七月二十三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毛、彭不可能在七月八日就“争吵”。
  关于毛、贺会面的真实准确的报道,直至重要的当事人——陶铸夫人曾志,说出了其中的内幕,这才使人们弄清来龙去脉。
  那时,陶铸带着夫人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了庐山。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冯白驹自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陶铸的老朋友。一九五五年冯白驹被授予中将军衔。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
  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山。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曾志便带着女儿去看望。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熟悉。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一九三七年她去西安时,曾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见到曾志……这一切都表明,贺子珍的记忆、精神都是正常的。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说起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贺子珍马上就问:“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点头。
  贺子珍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显得非常关心。
  曾志回到庐山,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见到贺子珍。权延赤著《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记述了曾志的回忆: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
  毛泽东嘴唇翁动一下,两眼有些暗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
  “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嘱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待:“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①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①此时方志纯为江西省副省长。因为自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江西省省长一直为邵式平。方志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至“文革”初期任江西省省长。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
  “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
  “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
  本来,说好毛泽东在第二天还要见贺子珍,所以七月九日早上贺子珍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
  忽地有个工作人员进屋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即下山。回到南昌才知,毛泽东并没有下山。
  二十二年阔别,二十二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从此,贺子珍再也无缘见到毛泽东。
  她那么突然被送下山,在她心中一直是一团谜。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时,江青在杭州。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便连夜给毛泽东打长途电话,她立即从杭州赶来庐山!
  毛泽东请贺子珍上庐山,曾严格封锁消息,关照过不让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少几个之中,知道贺子珍上山。
  是谁给江青通风报信?
  贺子珍曾怀疑陈伯达。那是因为陈伯达后来倒台时,毛泽东在批判他时说及:“你在庐山上开会,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干什么?”贺子珍在听传达毛泽东讲话时,马上联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怀疑陈伯达下山,可能是给江青通风报信。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在庐山上开会”,并未点明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庐山召开过工作会议,陈伯达也是参加的。
  如果不是陈伯达,究竟是谁向江青赛报?这迄今仍是一个谜,不得而知。
  这件事倒是清楚地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即便她远在杭州,贺子珍刚一上庐山,也就知道了……
  江青之兄惹风波
  发生了“骄杨”风波,发生了贺子珍庐山风波,风波连着风波,又发生了李干卿风波。
  李干卿,江青的哥哥。江青忽地收到李干卿的信,说是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使江青震怒了!
  审查李干卿,倒是确有其事。那是因为先把姐姐李云霞接进了中南海,接着要让李干卿也来中南海。考虑到李干卿历史上有过劣迹,进入中南海恐不合适,为此,山东省公安厅着手对李干卿的历史进行仔细调查。
  最初,在一九五三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的历史,知道他的历史有问题,只是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亦即毛泽东的亲戚,未敢深查。不过,从此也就给公安部门留下了印象,知道此人历史上不干不净。
  一九五九年春,为着江青要接哥哥进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的一位科长请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协助调查一下李干卿的历史情况。
  这么一来,山东省公安厅也就正儿八经地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成立了“李干卿问题调查组”,成员有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一科副科长曲和钧、科员史殿安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组三易其稿写出了李干卿调查材料,打印上报。
  这份调查材料的内容,大致如下:
  李干卿,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曾读过几年私塾。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曾在军阀张宗昌所部的伪四十七旅九十三团二营八连当“师爷”(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
  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的指挥下,李干卿曾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
  据山东第二劳改队第一大队犯人米瑞晟供:一九四五年底,李干卿曾去他在济南林祥南街六号家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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