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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意识到形势对她颇为有利，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约见了齐燕铭。齐燕铭担任过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此时担任文化部党组书纪兼文化部部长。江青向齐燕铭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齐燕铭茫然，不知江青这番话有何来历——是江青自己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论职务，江青只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只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怎可以“训示”齐燕铭？
此后不久，江青居然召见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这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须知，当时陆定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江青又一次向他们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部长们居然无动于衷，对于这位颐指气使的“第一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
部长们又一次忽视了江青的“能量”。江青下决心要大干一场——她结束了“疗养生活”，插手于中国政治了……
第十二章 江记“样板”
成为上海的“女客人”
神出鬼没，江青忽地一回回南来，“隐居”在上海。
往日，她也来上海，但没有这么频繁，而且主要是为了治病。如今，她来上海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泄”。为了行踪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称。
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尺的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宾馆。锦江饭店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当年，夏其言、史枚就住在“十三层楼”附近的抬安坊。
蓝苹和唐纳吵吵闹闹时，找史枚评理，便去信安坊。
华懋公寓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积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改建为锦江宾馆。另外，附近的建于一九三五年的十八层茂名公寓，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归入锦江宾馆。
在马路对面，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
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那里先后住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布什，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国总统德斯坦、西班牙国王胡安、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曾在锦江饭店下榻。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庆施。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他早在一九二○年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青在延安时，结识了柯庆施。那时，何庆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而江青则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说起来，柯庆施算是江青的老师。
一九五八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在一九六五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柯庆施在上海文艺会堂对文艺界人士发表演说，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左”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正处于孤掌难鸣的她，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村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此文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七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
“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云，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在上海发出“有份量”的第一炮
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
两年后，柯庆施也去世了。
俞铭璜和柯庆施在去世前，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回忆。倒是应该“感谢”江青，在她得势的时候。“吹”出了这篇文章的内幕。不过，毕竟是当众演说，她也是寥寥数语而已。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是颇为重要的事件，此后，江青选择上海为“基地”，选择《文汇报》为“阵地”，其源盖出于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宏文”，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友人那里得知，当年经手“梁壁辉”的文章的是唐振常。当年他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虽然他如今调离了《文汇报》，笔者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寻访了他。他回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唐振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苏交给他，叫他照登的。其实，稿子也不是陈虞苏组织来的，是“上头”交下来，要他“奉命照登”罢了。
唐振常一看那笔迹，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铭璜的手笔。那时，俞铭璜常给《文汇报》“笔会”副刊写杂文，跟唐振常联系颇多。不过，毕竟俞铭璜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以真名发表杂文诸多不便，常署笔名“于十一”。这一回，“梁壁辉”笔名是头一次用。据唐振常回忆，似乎只用过这一次，后来他未用过“梁壁辉”。因此，倘若不知内情，想要考证用过一回的笔名“梁壁辉”是谁，将颇费周折。不用“于十一”，特地新拟了笔名“梁壁辉”，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作者使用了“隐身术”，故意不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写的。
此后，在俞铭玻故世之后，种种悼念他的文章，也都从未提及“梁壁辉”，从未提及《“有鬼无害”论》。
唐振常与俞铭璜有过许多交往。他说，俞铭璜此人并非“左”派，当时是“奉命而写”，写了那篇贯彻江青意图的《“有鬼无害”论》。
这倒是确实的。俞铭璜的入党介绍人惠浴宇，写过《记铭璜同志》一文，内中写及：
我的记忆所及，他曾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为彭柏山等一批所谓“胡风分子”说过话，为方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他们有的曾是铭磺的战友，有的不大熟悉，有的和他个人之间还有过龃龉……①①惠浴宇，《写心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俞铭璜曾有着“苏中才子”的美誉。他的古文底子颇好，笔杆子厉害。陈毅曾说：“俞铭横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年轻肯干，能说会写，就是一张嘴不肯饶人。”
江青要批“有鬼无害”，找了柯庆施，而柯庆施则找了这位“苏中才子”——俞铭璜也就“奉命而写”。
这场干戈，最初发生在三位诸城老乡之间，即康生、孟超、江青。
孟超也是诸城人，比江青年长十二岁，中共党员，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写了诗、散文、杂文。一九五四年出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一九六一年，他忙于根据《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正在这时，他的同乡康生发话了。
唐振常在他所写的《有鬼皆害辨》①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①唐振常，《有鬼皆害辨》，《文汇报》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一年紫光阁一次会议上，他点了一大批坏戏，指名道姓，要这个演员演，那个演员唱，并不加区别地为所有鬼戏张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
一九六一年夏，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
康生为《李慧娘》鼓掌，夸奖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时，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应邀去观看了《李慧娘》。他以为这是一出好戏，以李慧娘与裴书生的坚贞爱情以及对奸相贾似道的斗争贯穿全剧，扬善抑恶，具有教育意义。
《北京晚报》编辑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当即打电话约写剧评。廖沫沙常给《北京晚报》写稿，一口答应，挥就一稿，写毕，只是标题未想出恰当的，略加思索，写上《有鬼无害论》。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这有鬼无害。在文中，他写道：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他常用的笔名“繁星”。
正在关注着昆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这篇短文……江青记起了当年从山东初来上海时，见到田汉、廖沫沙的那一幕。
江青选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选中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突破口。
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谈话，要批鬼戏，批《李慧娘》，康生也马上变脸，此公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这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其实，对于所谓“鬼戏”，要作具体分析。那些宣传迷信的鬼戏，当然应当反对。但是，像《李慧娘》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仍要矢志报仇，这鬼实际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升华和继续。江青打“鬼”，实际上是借此打人！
江青当时毕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份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于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指出：
“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①
①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四册。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她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终于“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组织俞铭璜写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
俞铭璜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的《文艺报》于五月号予以转载。在此之前，《文汇报》四月号发表了赵寻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此后，在八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
唐振常在一九六二年，曾以笔名“唐致”在《解放日报》发表《谈鬼戏》一文，此时也遭到“麻烦”。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忽地翩然光临上海红都剧场。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一九五八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在文革期间，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由我带领。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常高兴。①
①《林默涵谈〈红灯记〉创作经过》，《中国文化报》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剧本，就仔仔细细地进行改编。
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毕竟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营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记》波澜起伏，谱成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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