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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
江青这“探测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却硬要说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如此“索隐”，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大毒草“。
不过，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江青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高潮。
康生支持了江青，于是，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从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经柯庆施的介绍，她已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的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手中的权力有限。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成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注：戏，指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没有看过。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引者注：吴晗著），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作者为姚文元。
①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一提。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终于露面的。
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至于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十一月二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彭真便一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十一月十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江青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时刻，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周恩来发觉了《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张春桥赶紧改为另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了周恩来。江青从《记者简报》中掌握着各方动向。
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乃是范瑾，黄敬原先的妻子。黄敬自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九月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四月，又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在大学里只读过一年数学，一年物理，此时为了胜任技术方面领导工作，每夜自学，竟把福里斯著《普通物理学》四卷本中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著名的“南宁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黄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会议气氛变得紧张、激烈。出席这次会议之后，黄敬坐飞机从南宁飞往广州。在飞机上，黄敬突然旧病复发——一九四四年冬他曾因精神病而不得不休养，这时再度发作了，他在飞机上离开座位站起来，激动地说胡话。飞机抵达广州，陶铸闻讯，派人急送黄敬诊疗。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离春节只有八天，黄敬遽然病逝于广州，年仅四十六岁！薄一波主持黄敬追悼会并致悼词，称黄敬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在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上，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他是钻研得比较好的一个。”
在黄敬去世后，范瑾再婚。她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她理所当然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压力不断增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
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姚文，彭真不得不给范瑾去电话，指示《北京日报》转载姚文。这样，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当《解放军报》转载姚文时，《北京日报》也转载了。翌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又过一日，《光明日报》予以转载。这样，江青在上海《文汇报》上发射的“重磅炮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江青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据上海《文汇报》前总编陈虞荪及总编办公室主任全一毛①对笔者说，那时张春桥简直成了《文汇报》的“太上皇”。张春桥三天两头召见陈虞荪，向他下达种种“指示”——内中不少来自江青，却不许作记录。陈只得用脑子硬记，一离开张春桥那里，便直奔报社，复述给全一毛，由全一毛记录成文，以便贯彻执行……
①本书作者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五日采访陈虞荪，同年九月十一日采访全一毛。
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上海《文汇报》刊登各种反姚文章，为的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
于是，“向阳生”出动了——向阳生，亦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于是“方求”出动了——方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
一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戚本禹和关锋助了“三通鼓”
南北对垒，毛泽东离京南行。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上海。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篡军反党”。于是，这位身材高大的有着“罗长子”之称的大将被罢官，杨成武出任代理总参谋长。
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长谈。①
①笔者自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起，曾多次访问关锋、另外，也多次访问了陈伯达。有一些文章说戚本禹也在座，陈伯达、关锋否认些事。笔者访问戚本禹时，他同样说，他没有参加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虽然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及他。
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过文中没有点翦、吴的名字），也说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