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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借此发挥说，尽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江青这番话，使来自北京的军人们明白了“座谈会”要谈些什么——并不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当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尽“地主之谊”，宴请江青和刘志坚等六人，张春桥依然作陪。
晚上，江青在锦江小礼堂请刘志坚等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一九六二年出品的故事片，编剧周万诚、方徨，导演方徨。影片描述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千里驹”师被歼。解放军指导员宋志刚和一支小分队奉命押送被俘的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一路上，腹背受敌，小分队“逆风千里”，终于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虽是“地方”电影厂（这是对非军队系统电影厂的习惯称谓）拍的，但表现的是部队。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说这部影片“美化敌人，把敌人当成主人公来描写，让敌人占领了我们的银幕”……刘志坚等只得“洗耳恭听”，又不准作记录，记不住她的意见又无法回去汇报……
就这样，“座谈会”在上海开张了。
“一人谈”的“座谈会”
这是世所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罢了！
“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最使刘志坚为难的是，在江青午睡起床后，嘱秘书打电话，要刘志坚前来谈话。这时，江青谈，刘志坚听，又不好作记录，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见”。每次谈毕，刘志坚一回去，赶紧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转述，由陈亚丁作记录，以免日后忘掉。这么一来，刘志坚简直是充当一台“录音机”！据刘志坚回忆，这样的个别交谈，江青跟他谈了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
正儿八经的“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其中一次是头一天见面，另一次是二月九日和《南海长城》剧组谈话，因此实际上只两次。
会议中间，二月九日，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二月十日飞回北京向肖华汇报，十六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谓“有事”，是从上海去杭州，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二月八日在武昌跟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作了谈话，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打听彭真的动向。那时，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刚刚写出《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要以她在上海举行的“座谈会”，跟彭真的《二月提纲》相抗衡。
经过中间“休会”之后，“座谈会”在十六日继续举行。到了十九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样，终于结束了这个奇特的“一人谈”的“座谈会”。
刘志坚刚刚如释重负，透了一口气，又犯难了。这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言西语、颠颠倒倒的“一人谈”，怎向总政汇报？怎向林彪汇报？
所幸每次“一人谈”之后，存有陈亚丁根据刘志坚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约三千多字，以供向上汇报之用。
二十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三十份。
这时，刘志坚陷于踌躇之中：要不要把《汇报提纲》送江青过目？
刘志坚曾对笔者说及自己当时矛盾的心理：“不给她看吧，日后她知道了，肯定会发脾气，会责问为什么背着她搞，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事先未跟她打过招呼，而且这份记录只是供汇报用的，她不见得会满意。”
经过四人反复讨论，以为还是送一份《汇报提纲》给江青为好，因为江青迟早会知道此事。于是，在二十一日，刘志坚把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了江青。
二十二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林彪如此说，刘志坚以为这下子可以“交差”了。
这样，二十三日上午，刘志坚心情轻松，跟其余五人一起乘飞机由济南回北京，“打道回衙”了。
飞机刚刚在北京机场着陆，刘志坚才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通知他：上海来了长途电话，等他去接！
刘志坚在战争中受过伤，腿脚不灵便，此刻仍加快步子走过去。一听电话，是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给刘志坚浇了一盆冷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这一突然变化，使刘志坚等感到意外。他马上给肖华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刘志坚一行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
肖华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
陈伯达、张春桥参加改《纪要》
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也只是“客串”，一起看过几回电影。张春桥算是参加较多的一个，但也没有出席全过程。由这两位“大秀才”参加修改，说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琐琐碎碎、唠唠叨叨的话，上升为“理论”。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注：十七年指一九四九年到当时的一九六六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注：王明三十年代在上海所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转为右倾机会主义，此处，不知为什么”理论家“把王明说成右倾机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对于陈伯达的指点，江青欢欣鼓舞：“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干多宇增至一万字。
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十一处改动。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月十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进行修改。
三月十四日、十七日，毛泽东又两次修改《纪要》。毛泽东在十七日写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既然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变成“出师有名”、“名正言顺”，是受“林彪同志委托”而“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时也提高了江青的身价，提高了这个“一人谈”的“座谈会”的地位。
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以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林彪那时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不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们的信。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的这封信，对《纪要》作出了高度评价。信中默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信未说“以便报中央审批”，意味着《纪要》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北京在起草《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的二月，风云突变的前夜。当江青和刘志坚等五个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座谈”之际，北京钓鱼台也有五个人在开会。
上海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二日，北京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三日。
上海“座谈会”写出了《纪要》，北京的小组会写出了《提纲》。
《提纲》和《纪要》针锋相对。
北京那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是一九六四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负责指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学术批判。前已提及，这五人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五人小组写出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不过，后来康生“声明”，他是反对《二月提纲》的——尽管他也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上“沉默”。
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于是，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二月提纲》显然是针对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五人小组”的动向，引起江青的注意，难怪她以“有事”为理由，中断了“座谈会”，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探听消息。
三月上旬，正当江青忙于修改《纪要》时，在北京爆发了“电话事件”。
那是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水直去京。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问”指谁。
杨永直在三月十一日返沪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复。那是许立群记下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汇报，对话的记录如下，颇为微妙：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水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了张春桥。
张春桥听罢，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加快了《纪要》的定稿进度，她要以《纪要》跟《二月提纲》相抗衡。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向毛泽东密报了“电话事件”。
那个原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的康生，精于权术，见风使舵，此时反戈，攻彭真，批《二月提纲》。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和康生作了两次谈话。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作了谈话。
毛泽东这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人小组”的正、副组长彭真、陆定一，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说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闹（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二六八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