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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列上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与张玉凤同时调至毛泽东车厢的，还有一位老大姐。
这一回，毛泽东离开专列，进入滴水洞，需人照料，也就命张玉凤随行。据云，汪东兴考虑到毛泽东到滴水洞，必定要去附近的韶山水库游泳，而张玉凤水性甚好，也是要张玉凤同行的缘由之一。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一住便是十一天。他在这幽静的山谷里深思着。每天，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给毛泽东递送着北京最新信息。
就在滴水洞里，毛泽东写就一封文字隐晦、含意深沉的长信。只要翻看一下《毛泽东书信选集》，便可知道毛泽东在解放后诸事冗杂的情况下，信件差不多成了“电报式”，百把字，二、三百字一封，而此信竟长达近两千字！
毛泽东此信，是写给江青的。他在滴水洞中写好初稿后，便装入信封，要秘书妥为保管——他没有马上发出……
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不寻常的长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要离开滴水洞了。临走之际，他依依不舍。
“好几位领导同志要陪同毛主席下山，几次说：主席，走吧！要上轿车时，毛主席忽然又转过身来往回走，步子迈得很大，很缓，边走边用韶山乡音低低地念叨：‘我还不想走呐，我还要再往一夜呐！’回到楼内的办公室，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独自坐在写字台前，默默抽烟，凝神沉思……足足四十五分钟之后，只见他老人家缓缓站起来，喃喃说道：‘还是走吧，我也身不由己呐！’”①
①赵景云，《灵秀聚钟人莫识—一韶山滴水洞印象》，《文艺报》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的专列，由长沙驶向武汉。他在那里公开露面，接见了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沙阿王太子，又接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观察员。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接到江青六月二十九日从上海发来的信。他把在滴水洞里写就的草槁，加以修改，补写了前面几句，于七月八日发给江青。
这是一封不平常的信。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五？一六”通知》。它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却不像他的别的著作那样容易理解，容易读懂。大抵是由于内中许多思绪还不能公之于众，甚至还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员们，而他又以为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结果应当写下来，留存下来。思之再三，最恰当的形式，便是以写给妻子的信的形式来表达——这是一封具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信。
鉴于此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又鲜见于书刊，现全文照录于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引者注：指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引者注：指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引者注：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尔王国王太子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观察员），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引者注：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引者注：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引者注：指《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坚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五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引者注：此处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士。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七月八日①
①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
毛泽东此信，从论二十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的未来。这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寻常的信。他把这一切写给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当时对江青是充分信赖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赖的人已不多了。
毛泽东写罢给江青的信，曾在武汉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这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对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泽东多次来武汉，向来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泽东行动机密，路过一些省、市时，往往不喜欢当地首长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泽东路过武汉，总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欢送。
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此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来想借助毛泽东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过分。
毛泽东同意了。
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惊。阅后，当即向毛泽东表示悔悟之意。
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何况林彪正在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
不过，此信保留了一份抄件。
在林彪倒台之后，一九七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此信作为会议主要文件印发，于是才为世人所知。
点火于北京高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特大喜讯”，还配发了社论。
其实，这“喜讯”发生在十天前——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全国各报也都刊载这一“特大喜讯”。
在新华社所发的通讯《毛主席畅游长江》，透露了毛泽东游泳时所讲的话：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①
①《毛主席畅游长江》，《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②
②《毛主席畅游长江》，《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这篇报道，给人造成的假象，似乎毛泽东仍在外地，仍在武汉。
其实，毛泽东在七月十八日晚，已经回到了北京。
正焦头烂额的刘少奇，闻讯急急赶去，却被秘书挡驾——因为康生和陈伯达抢先一步，已在那里向毛泽东诉说刘少奇如何向各大学派工作组，阻止学生们起来造反。
翌日，毛泽东才开始听取刘少奇的汇报，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的。
听了刘少奇的汇报，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说了一番不悦之言：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③
③《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走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④
④《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一席严厉的批评，注定了刘少奇倒台的命运。
紧接着，两天之后，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说及了自己回京一事：
“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
那阵子，江青频频前往北京大学，“点火于基层”。
她在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就和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出现在北京大学。
最初，她的话不多，口气也还算不大。她七月二十二日首次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不过这么几句：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伯达同志讲讲。
七月二十三日，江青二赴北大，话也不多，还算“谦虚”
革命同学们：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站在革命派一边。……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翌日——七月二十四日，江青率“中央文革”出现在北京广播学院。这一回，她的调子明显地比前两日提高，声言“我要来放火”了：
我们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同志，曾到你们这里来讲过话。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完全同意他们两位的意见。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也同意，他们说是你们的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热情应该鼓起来，不应该泼冷水。
我代表毛主席问候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你们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许你们很关心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很健康。你们的情况还要继续了解，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子：“XX不准进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也就在这一天，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当众把江青大大地吹了一番。这番话，迅速被印成传单、抄成大字报，为“树”江青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用令人难以听懂的闽南“普通话”讲话时，由王力担任他的“翻译”。现从当年的传单上，抄录陈伯达的话如下：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遂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入党（引者注：应为在青岛入党）。我认识介绍江青同志入党的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赞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革命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
京剧改革前，我到剧院去看，很少人去看戏。京剧改革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买票定座了，很久很久才能看到，都是满满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很大变化，是开端。不要小看这个开端，这个改革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生活在北京的人，每个人都要看戏吧。
京剧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问题，京剧改革引起了对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批判，这就引起了要检查我们的文艺路线是否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执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是执行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革命是经常从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的，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这个条子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所有革命者没有不受诽谤的，不受迫害的，你们不是有一百多人受迫害，被当成反革命压制了自由，受了围攻吗？一个革命者就是要在这种围攻中站得住。
刚才递条子是揭露诽谤的，可见有人在这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诽谤，要警惕！
追溯起来，《纪要》中林彪那几句话，可算是第一次“树”江青，但也只是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陈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