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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起来，《纪要》中林彪那几句话，可算是第一次“树”江青，但也只是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陈伯达这番话，对江青作了全面的歌颂，为江青上台吹响了喇叭。
“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
江青这人，在露“峥嵘”之际，也往往露“真容”。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她在北京大学露“真容”，曾使听众一片哗然。
那是前一日——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尖锐地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
仿佛持“尚方宝剑”，江青在二十六日晚率“中央文革”成员们前往北京大学，万名师生聚集于大操场，“聆听”着他们的演说。会议的主旨，在于批判那“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时，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代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职权——因为在聂元祥等七人的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之后，原本以陆平、彭佩云为正、副书记的中共北大党委也就垮台了。
才过了五十多天，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又陷入了陆平、彭佩云一样的困境！
陈伯达、康生的讲话，清算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种种错误。江青在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声中，侃侃而谈，严厉批判张承先，批判工作组。
渐渐地，江青激动起来，也就说走了嘴。
江青忽地说起了自己家里的事。据当时的传单所载：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缉的政治骗子，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江青一言既出，举座万人皆惊！
张文秋何许人？怎么她是“政治骗子”？
张少华又是何许人？怎么“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其实，张文秋是毛泽东的亲家，她的长女即毛岸英之妻刘松林（刘思齐）；次女即张少华，毛泽东的次于毛岸青之妻。
刘松林与张少华，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张文秋，湖北京山县人氏，本名张国兰，号文秋。一九二六年她加入中共时，便在武汉结识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张文秋和刘谦初在武汉结婚。刘谦初也是中共党员。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刘谦初死于国民党刑场。张文秋不久产下遗腹女，即刘思齐——刘谦初曾就读于齐鲁大学，所以预先给孩子取了此名。
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
一九三七年冬，张文秋在延安再婚，男方是彭德怀部将陈振亚。翌年秋，生一女，从母姓，取名张少华，后来改名邵华。
张文秋颇为不幸，新婚才一年多，陈振亚遇害于新疆迪化。张文秋又生下一遗腹女，取名张少林。
美国《法兰克福日报》女记者史沫特莱在三十年代曾采访过张文秋，那时张文秋化名珊飞。史沫特莱在所著《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书中，其中有一节《共产党员栅飞》，写的便是张文秋。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刘松林跟毛岸英结婚，从此张文秋成了毛泽东的亲家。可是，没多久，毛岸英走上朝鲜战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岸英被美军轰炸机炸死于朝鲜。
十年之后，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的消息，传人江青的耳朵，江青大为不快。几年前，江青曾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跟毛泽东大闹一番。眼下，又担心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加强了家中“杨家将”的势力。对待丈夫的前妻子女，江青没有王光美那样的胸怀。
无奈，毛泽东赞成这一婚事。知道刘松林要带着妹妹到大连看望病中的毛岸青，毛泽东写了一信托她们带去：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的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祝愉快！
父亲①
①彬子编，《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毛泽东的信，表明了他对岸青、少华婚事的首肯，江青也就不便再从中作梗。
就在毛泽东写此信之后，毛岸青和张少华在大连结婚。张文秋也就成了毛泽东的“双倍”的亲家！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的三女儿张少林曾笑道：“可惜我没有三个儿子，没法让你成为我的媳妇，你就当我的干女儿吧！”
张少华和妹妹张少林，双双就读于北京大学，一个在中文系，一个西语系。
“文革”开始后，张少华曾在一张保张承先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江青得知后，笑道：“哈哈，你倒楣的日子到了！”
江青心中的积怨迸发了！正因为这样，她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点了张少华的名，点了张文秋的名。
在外人看来，江青把家庭内部的矛盾，把“婆媳”之间的矛盾，当众捅了出来，简直不可理解；
在江青说来，她早已恨透张家母女，此时此际借机发泄，倒是完全符合“逻辑”！
江青说“根本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在当年的传单上，还有下面一段文字：
“在这当中江青同志讲了过程，讲时非常激动，流了泪，我们未记清，大意是：主席有个儿子，得神经分裂症，让大夫护士看，后来张少华去了，把护士赶走，没有一点儿人道主义，就和他结婚，出来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其实，毛泽东那封给毛岸青的信，最清楚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江青既然“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于是张文秋说自己是毛泽东的亲家也就成了“政治骗子”！
笔者访问了刘松林①，她回忆道：
①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七日及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多次采访刘松林。
“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放了炮，我们家就倒楣了！
“少华和少林，连夜骑着自行车出走。少华被说成是‘钻进毛主席家中的坏分子’！
“北大贴出许多批判我母亲和少华的大字报。母亲没办法，只得带着我两个妹妹，在北京流浪，借住在老战友家，躲避一下风头。”
“我母亲是董老（引者注：指董必武）的学生。董老说，少华怎么会成了‘主席家中的坏分子’？这是江青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了！我实在无法容忍。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知道了，保护了我母亲和少华，这才避免了大灾难……”“
扎营钓鱼台
江青的轿车，进出于北京西郊。
“中央文革”大员们的轿车，也进出于北京西郊。
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的钓鱼台，被江青看中，“中央文革”在那里安营扎寨了。
“金主銮舆几度来，钓鱼高欲比金台。”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看中此地，前来垂钓，开始在此建园林，人称“钓鱼台”。元初，宰相廉希宠在此建了别墅“万柳堂”。
清朝时，乾隆皇帝在此兴建了行宫，挖了人工湖，从此钓鱼台成了北京十大园林之一。就连慈禧太后，也来此垂钓。
一九五八年，钓鱼台大兴土木，其规模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朝代。那是因为此处被选定为国宾馆，以高标准建造了十六幢别墅式的新楼，以接待外国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大批国家元首要前来北京……
不料，在国宾馆落成之后，这里却变得冷落，并没有出现贵宾如云的景象。那是因为中苏两党的关系日益尖锐，而当时中美又未曾建交，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也冷漠。此后，这里的常住贵馆，只有柬埔寨那位一时回不了自己祖国的西哈努克亲王。直至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住进此地六号楼。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以及后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美国总统布什、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住进此地，国宾馆才变得热闹起来，才变得名副其实。
就在钓鱼台的冷落的日子里，江青看中了这豪华、幽雅、秀丽的国宾馆。“中央文革”先是“进驻”此地的十四号楼，作为办公楼，陈伯达住在那里。江青看中了乳白色的十一号楼，住了进来，享受着国宾的待遇。从此，江青的代号为“十一楼”。康生也占了一座楼。后来，张春桥、姚文元也来此“占楼为王”。这样“中央文革”占领了钓鱼台南半部的五座楼，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一时间，“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一时间，钓鱼台和中南海、毛家湾，成了中国政局的“三角中心”。
“中央文革”原本是个松散的组织。这时，江青把“中央文革”“捏拢”了，变成了掌握实权、大权的组织。关锋、戚本禹也迁进钓鱼台。江青差不多天天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江青的操纵下，“中央文革”这么个“小组”，一下子膨胀起来。她从军队里调来团以上干部一百多人，以“记者”名义派往全国各地，搜集各地动态，出版《快报》。这样，江青的“触角”便遍及全国，再不是最初的只有机要秘书一人的状态。
“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主任易人。本来的主任是穆欣。穆欣本名杜莱米，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曾任《晋绥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后，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文革”之火，烧到了这位《光明日报》总编辑头上。另外，据王力回忆，穆欣倒台的原因之一是有人密告江青，穆欣在“文革”前曾说过江青有精神病。江青改为任命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由《解放军报》社宋琼接替王力。两个月后，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马列研究院的王光宁任组长。
“中央文革”本是个“小组”。江青在这“小组”之下，又设“文艺组”、“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分管各口，那势头是要把正在受到猛烈冲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步步取代过来。
“中央文革”成了“江记班子”。
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组长，实际权力已落入江青这位第一副组长手中。
江青坐镇钓鱼台之后，很快就显示了她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她以“中央文革”副组长身份出席了会议。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初稿为“十五条”，刘志坚提出对军队的“文革”应列一条，于是成了“十六条”）。
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称赞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尖锐批评了自六月上旬起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①”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谁都明白，他所“炮打”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刘少奇本是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此时成了毛泽东所称的“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最初，他写在一份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上。那天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随手在社论左边的空白处，写了那张“大字报”（其实是“小字报”），无标题，末尾署“八月五日”。后来由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誊抄，毛泽东又作了若干修改，加上了标题。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以大字报形式张贴，而是作为会议文件印发。这一“炮”，震垮了刘少奇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刘少奇不再是“第二号人物”，林彪取代了他。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重新排列。
最初的名单是：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不满意于这张名单。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找了林彪，要把邓小平的名字往后推，改成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又一次不满意于这张名单。她说：“‘老夫子’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把陶铸提上来！”
这样，当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开见报时，又一次变化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张政治局常委名单顺序的一改再改，显示了江青的影响力。她，简直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成了凌驾于常委之上的“影子常委”！
“旗手”的登基典礼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对于江青来说，是永远难忘的。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声鼎沸，那“战斗”的歌声此伏彼起，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在人群中挥舞着。
两万多人把人民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内中有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来。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里举行。台下的济济人头，是江青“统率”的“文艺大军”。这次大会，是江青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的登基典礼。
在万众欢呼声中，江青踌躇满志地出现在主席台上。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陈伯达发表演说，称颂江青的贡献。
“……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新文艺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江青接着作长篇讲话。她追述了自己如何在养病中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如何去“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然后“才想到要改”，即进行所谓“京剧革命”。
江青在谈及北京京剧一团时，点了一连串的名：
“至于你们团内某些负责人，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于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在这里，江青第一次把“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三旧”。在她的讲话之后，一下子便在全国掀起批“三旧”的高潮。
江青声称：
“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
江青在讲话中提及：“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此言一出，她手下那班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物，也就加以“延伸”，把她加封为“领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旗手”之冠，便是这么来的。
在大会上，谢镗忠宣布：经中共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