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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①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已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就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整整一个月——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信，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德怀：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消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那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是由江青通过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四十五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二十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
韩爱晶一楞，海瑞是明朝人，怎么个“弄回来进行批判”？
成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韩爱晶顿开茅塞。来自“中央文革”的特别使命，使“天派”红卫兵异常兴奋。那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号称“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颇有影响。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是谁抢走彭德怀呢？
是“地派”！
所谓“地派”，亦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他们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来“揪海瑞”！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在威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天派”红卫兵显然更为“能干”，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况，一下子抓住了彭德怀。“地派”红卫兵闻讯，岂肯让“天派”红卫兵抢了头功？立即从“天派”那里夺走了彭德怀。
“天派”又反过来袭击“地派”，要重新夺回彭德怀。正在争执之际，“中央文革”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
于是，彭德怀被交给了“天派”红卫兵。
来自大西南的凶讯，迅速被周恩来获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①
①马辂、佩璞、马泰泉，《国防部长浮沉记》，昆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就这样，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
到了北京，正当北京卫戍部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前来迎接时，一大群红卫生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涌上软卧车厢，前去劫走彭德怀！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和“地派”红卫兵共管彭德怀。
江青庆幸自己的“胜利”，她表扬了戚本禹：“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个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论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
从此，戚本禹得一浑号，曰“威大帅”。
一九七九年，戚本禹在受审时曾写下笔供：
“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本来，彭德怀一到北京，戚本禹就准备煽动红卫兵斗争他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致信江青道：“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由于周恩来的于涉，保护了彭德怀，红卫兵未能公开批斗他彭德怀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引者注：应为二十四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引者注：应为二十五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彭德怀此信，显然是向毛泽东报告自己眼下的处境。他已预感到难逃劫难，所以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红卫兵要彭德怀写“认罪读后感”。
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红卫兵逼着要彭德怀写，彭德怀无奈，只得提起笔来。他，干脆写了一封给姚文元的信：
“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评〈海瑞罢官〉》的“大左派”！
江青日益得势，彭德怀的日于越来越不好过。
江青通过那个“戚大帅”，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给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下达了“战斗任务”：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别”！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监护情况》如下：
“自十九日参加批斗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来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今天（二十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经受这样的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这位昔日威震疆场的彭大将军，在一九七三年春末患直肠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含恨死于狱中，终年七十六岁。
如果不是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把海瑞等同于彭德怀，如果不是“文革”，彭德怀不至于死得那么凄惨……
施毒计离间刘少奇家庭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所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姚文元的“三评”之———即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周扬。在这篇评周扬的文章即将发表时，姚文元根据“形势需要”，在文末添加了一段长注。长注的末句，发出了新的“战斗讯号”：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不言而喻，姚文元所指的是刘少奇！
这时，刘少奇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姚文元不过是“中央文革”组员。
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未点名公开攻击刘少奇！
这段匆匆加上的话，是为了配合正在北京掀起的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恶风浊浪。
那是在十多天前——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暗示道：“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二十一岁的蒯大富，本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不仅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而且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人称“红三司”）的“司令”，得了“蒯司令”之称。
张春桥口中几句话，到了“蒯司令”那里变成了一阵狂风。人称“红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十二月十五日，首都首次出现“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巨幅标语。“红三司”到处在张贴大字报，呼喊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正在这时，姚文元赶紧加上那长注。姚文元的文章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富有“权威性”，一下子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提高了十倍、百倍……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哼哈二将。在一片倒刘声中，江青出马了，来到了清华园。那是一九六六年岁末。在那里，江青发表煽动性讲话：“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江青选中清华大学讲这番话，张春桥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密谈，内中有一重要原因：清华大学原本是刘少奇的“点”！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下午，王光美出现在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学生们发现了熟悉的面孔，欢呼着，要她讲话。王光美说道：“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两天之后，王光美悄然再去清华大学。刘少奇要她在那里蹲点，以求摸清基层的“文革”情况。
刘少奇、王光美看中清华大学，是因为刘少奇的第四个孩子
——女儿刘涛正在清华大学上学。刘涛在那里，人头熟，内情熟，自然便于王光美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
就在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蒯大富的会议。王光美没有在会场露面，但是在清华园里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会上发言，批判蒯大富。
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是四十年代中共党员，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岁月，他并不畏惧刘涛、贺鹏飞这样的高干子女，并不畏惧清华大学工作组。
一次又一次会上较量，蒯大富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后来，他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
来自江青、来自“中央文革”的支持，一下子使蒯大富成了反工作组的“英雄”，成了清华园内红卫兵的领袖人物。这样，蒯大富手下的“井冈山”红卫兵，也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嫡系部队”。
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倒皆倒，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倒了，刘涛倒了，王光美倒了，刘少奇也倒了。
就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之后，就在清华园里“打倒刘少奇”之声沸沸扬扬，就在刘涛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时候，忽地有一个神秘的人物来找她。来者自称是奉江青之命，约她聊聊。
刘涛不知“江阿姨”找她何事，也就去了。一到那里，她的弟弟——刘少奇的第五个孩子刘允真也在呢！
“江阿姨”怎么忽地“关心”起他们呢？
“江阿姨”在跟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革命形势”之后，终于点出了话题：“涛涛，丁丁（刘允真的小名），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哦，江青在施展毒计：因为刘涛、刘允真系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王前所生，江青要这两个孩子去见王前，“跟你们的生母一起揭发刘少奇”！
孩子不知这是江青的政治圈套，果真去见王前，果真“一起揭发刘少奇”。
刘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父亲刘少奇，顿时清华大学为之轰动，北京为之震动，全国为之惊动！大字报马上被印成传单，飞向四面八方。大字报从生活上丑化刘少奇，说刘少奇和王前结婚时“瞒了十岁”，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的大字报，比蒯大富的“红三司”的震天响的“打倒刘少奇”之声要厉害得多！
“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江青得意地大笑。她这一毒计，一箭三雕：丑化了刘少奇；挑拔了刘涛、刘允真和刘少奇的关系；使王光美难堪。
那张大字报，如同在刘少奇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刘少奇无法容忍对于他的人格的侮辱，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为自己严正辩证：
“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从生活作风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子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刘少奇的申辩，据理据实驳斥。可是，在那种荒唐的年月，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共和国的主席眼看着要跌入没顶之灾……
恶作剧“智擒王光美”的幕后指挥
就在姚文元的那条长注见报后的第三天——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一幕惊险剧在北京发生。
那天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电话铃声响了。
王光美和刘少奇正在家中。王光美接电话，耳机里传来急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