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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稿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藉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八月五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日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八月七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续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三年九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哩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九月四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九月十五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九月二十七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辨》、《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林”也罢，“批孔”也罢，“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也罢，反正孔子已经死去那么多年，林彪也已葬身异国。
江青为什么拿出那么大的劲头，批判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孔于和林彪？
王洪文的话，泄露了江青的“天机”：
“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那势头，真的有点像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斗谁呢？
只要细细捉摸“江青写作组”抛出的“大块文章”，字里行间，已经点明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所载“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他把孔子写作“宰相儒”。
当年，江青们在批《海瑞罢官》时，说吴晗“借古讽今”。如今，江青们倒真的在玩弄借古讽今！
“宰相儒”指谁？不就是影射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据云“相当”于“宰相”！江青们玩弄的政治把戏，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发表在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红旗》杂志上、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这不是明显地影射周恩来！
文章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其实是影射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日报》所载“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特意描写了孔子“端起胳膊”，更明显影射周恩来。文中用一连串的话，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
“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尤其是知道毛泽东写了两首诗批判他，郭沫若有点顶不住了。出于无奈，这位一代文学巨匠，史学名家，不得不写一首诗表态：
呈毛主席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团劣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党视归趋。
这简直是一首“忏悔诗”！郭沫若竟然把“批林批孔”运动比作了“春雷惊大地”！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终于病情日见沉重。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检查病情。十五日下午病情稍好，周恩来就出院。当天晚上回家，在床上批阅积压的文件，达四小时之久。
江青得知周恩来病了，大喜，求见毛泽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作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
不料，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此信全文如下：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七四、三、二十日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清楚表明：“批林批孔”他赞成，批“周公”他反对。江青仍一意孤行，因为周恩来已是她最大的“权力障碍”，非打倒不可。
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地加重着：
四月二十八日，发生缺氧病状；
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相继三次发生缺氧病状。
可是，他的工作是那样忙碌，三个月内由他亲自接待、会谈的外宾有：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英国前首相希思，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从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六月一日，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外，工作日子达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的有九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有一次！
周恩来沉疴在身，如此忙碌地工作着，还要遭受江青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解放军三○五医院。
从此，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岁月……
江青知道周恩来住入医院，越发得意。六月二十二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跟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时，她要那个妇女改名“周克周”。江青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周’，克制他那个‘周’！”
他那个“周”是谁？周恩来！
第二十章 “组阁”失败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