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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的详细地址记不清了，只记得排戏的大厅为长方形，颇似中小学的教室。我们进去时，刚排完第一幕，大家正休息。有的吸烟，有的喝茶，有的闲聊，其中有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
在场的人士中，如应云卫（好像是业余剧人协会的理事长）、金山、赵丹、魏鹤龄等都是熟人，只有章泯（引者注：《娜拉》的三位导演之一）是初次会面。戏剧界的朋友希望新闻界的人替他们宣传。所以我前往参观，他们甚表欢迎。应云卫很爽快，开门见山说：“希望老兄多捧捧。”
我笑答：“当然，当然。”
洪深是编、导、演一把抓的千手观音，他的翩然光临，大家正求之不得。
本来大家正在休息，我们两人一进去，室内突然热闹起来。正在大家聊得起劲，那位穿阴丹士林旗袍、走来走去背台词的姑娘走过来，向洪深打招呼，态度很恭敬。洪深向她说：“蓝苹，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我常对你说过的崔先生，我的老朋友、你的同乡前辈。”
蓝苹态度很自然，大方说：“我拜读过崔先生很多著作，久仰得很。”
洪深又向我说：
“她就是蓝苹，我的学生、你的同乡，捧捧她。”
我笑答：“当然，当然。”
应云卫喜欢凑热闹、开玩笑，插嘴说道：“不能只捧同乡，要把大家一道捧。”
我仍笑答：“当然，当然。”
我怕因应云卫的打岔，冷落了这位年轻女同乡，便问她：“山东那一县？”
“诸城。”
本来她说的是普通国语，“诸城”两字露出了乡音。
“诸城是文风很发达的县分，我有很多师友出身诸城。”
“哦？”她很感兴趣。“等这出戏演完，我去拜访崔先生，一方面领教，一方面谈谈故乡的事。”
“领教不敢当，来聊天，随时欢迎。”
当天的谈话，到此为止，接着她便去排戏；我和洪深各自有事，看排戏看完了第三幕，便告辞而去。临别我对她说：“预祝你演出成功。”
我回忆初次看见蓝苹的印象，虽非妖艳动人的美人，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聪明伶俐，“好容貌”也。可惜江青的门牙，有一只是黄色，不便用“皓齿”恭维她。
这一颗黄牙齿，她却充分利用了。她飞黄腾达后，曾对电影局人员说：“我童年时代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就抵制封建主义。”她对维特克夫人也谈过她父亲打她母亲的事。
但上海出版的《电声》周刊（引者注：当时上海的电影杂志）报道；蓝苹在苏州拍戏失慎，折落门牙两枚。莫论两说孰是，门牙发黄，则是事实，所以不便恭维她“皓齿”。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上海金城大戏院门口，高悬话剧《娜拉》巨幅海报，写着“赵丹、蓝苹领衔主演”。那时的赵丹已是上海的名演员，“蓝苹”这陌生的名字头一回亮相，就跟赵丹并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当夜幕笼罩着上海，金城大戏院变得热闹非凡。《娜拉》在这里首演。
“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在当年的上海，话剧已沉寂多时。《娜拉》的公演，成了新闻热点。金城大戏院里座无虚席。公演持续了一周，上座率一直保持满座。鲁迅也去观看了《娜拉》。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蓝苹”的大名，被用铅字印在许多报纸上，飞入千家万户。
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蓝苹的大幅剧照。
上海《晨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载苏灵的《观（娜拉）演出》一文，这样评论了赵丹和蓝苹的演技：
赵丹，他是一个年青的艺人，他的长处并不是天赋的，他没有标准的健美体格，而且他也并没有怎样好的嗓音；但他努力，诚恳，对于剧中人的人格，思想，情感，肯下功夫去体验。而在艺术上，他肯刻苦地锻炼。在《娜拉》中他饰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他能刻画出郝尔茂这样的一种人物来，一个家庭的主人翁，一个社会上有着相当地位的功利主义的绅士。在易卜生当时代的欧洲一直到现代的中国，郝尔茂正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娜拉》这剧中，郝尔茂要算是难演的角色，但赵丹很轻易的胜任了。
其次，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与说白的天才！她的说白我没有发现有第二个有她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只有稍微的地方显缺点，即有时的步行太多雀跃了；有时的说白国太快因而失却情感了。
在首演的翌日，《民报》刊出海士的《看过（娜拉）以后》一文，也写及蓝苹：
人物配得适当而演技也恰到好处的，应当记起蓝苹，金山，魏鹤龄，吴湄，赵丹五人，每个人物的性格，是被他们创造了，而对白也那样完美。尤其是第二幕，为了蓝苹的卖气力，那动作和表情，就像一个乐曲的“旋律”一样，非常感动人，到带着眼泪，跳西班牙舞时，这旋律是到顶点了，觉得全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都压榨在她身上，可怜极了。
二十一岁的蓝苹，头一炮打响，她成功了！
她能够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她一遍又一遍读《娜拉》。她发觉，娜拉那“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是那样的相似！她以为，娜拉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员”！
她在《从（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来了。
“记得在演《娜拉》的时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极了，好像娜拉与我自己之间没了距离，把娜拉的话当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为挪拉的，什么都没有担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来了。”
后来，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国艺坛画报》所载的《我与娜拉》一文中，也这么写道：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
“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
“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初出茅庐，初登舞台，蓝苹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报纸把一九三五年称为“《娜拉》年”——这当然是从中国的戏剧史的角度作出的评价。
不过，舞台毕竟受着多方局限，一场戏的观众不过几百人、上干人，难以出“大名”。
蓝苹期待着在上海出“大名”。她看中了电影——如果当上电影演员，银幕拥有比话剧多得多的观众，她便可以名扬四海了。
进入电通影业公司
上海电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靓女在那里进进出出，其实风不平，浪不静。国共两党在暗中激烈地争斗着。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成立了“电影小组”，共五人，即夏衍、钱杏邨（亦即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另外，阳翰笙是“文委”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虽然没有加入电影小组，但他们分别打进“艺华”、“联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也活跃于电影界。
那时，蒋介石正指挥几十万大军，在江西围剿朱毛红军，岂容中共文化人渗入上海电影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大美晚报》登出如下新闻：
“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脑脱路（引者注：今康定路）金司徒店附近新建的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大呼一声，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宇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等。
“据各报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产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
紧接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又刊出《影界铲共会警告电影院拒演田汉等之影片》；对上海各电影院发出警告：
“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对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
这里提及的沈端先，亦即夏衍。
不久，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又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开列了二十八个“反动文人”名单，内中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起应（即周扬）、巴金、冯雪峰等，查禁一百四十九种著作。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围剿，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不得不退出艺华等电影公司。
接着，国民党警察抓捕了田汉、阳翰笙。
这时，中共电影小组的夏衍另打主意，看中了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堂兄司徒逸民开设了“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本来只是做电影器材生意，中共电影小组策动该公司在一九三四年春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
于是，左翼影界人士纷纷转往“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的左翼电影阵地。程秀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么评价电通影业公司的建立：“
“‘电通’的成立，标志了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电通”推出了它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吴蔚云摄影。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好评，使“电通”站稳了脚跟。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一时成了“流行”歌曲。
一九三五年初，电通影业公司迁入上海虹口荆州路四○五号原岭南中学内，在那里盖起摄影棚，拍摄了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电影的故事原是田汉写的。由于田汉被捕，由夏衍改编成摄制台本，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传唱全国，以至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就在《风云儿女》即将完成之际，蓝苹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据说，介绍她进“电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导演史东山。
当年的《电影新闻》图画周刊，记述了蓝苹初到电通影业公司的情景，写得倒还真实：
“有一天，施超正与几个同事，在网球场上玩球，忽然门房领了一个姑娘进来，看她秀发垂肩，身段苗条，穿着一件蓝布旗袍。当她问讯的时候，说得好一口北平话。她是来访编剧先生唐纳，因为唐纳不在，她就改访了玉莹与袁牧之。可是偏偏不巧，他们两位也出去了。于是她便坐在网球场旁闲眺。不一刻，也手痒起来，居然也提了丢在一旁的网拍，参战起来，只挥拍几记，就知道她是内行。”
“晚上，在膳厅里，经理马德骥，替她介绍，方知这位是新近参加演员阵容的蓝苹小姐，并且还替她补自一句说：‘蓝苹小姐是话剧界有名之士。’”
仅仅演过一部《娜拉》，蓝苹就成了“话剧界有名之士”；以此为跳板，她跳进了电影圈子里。
蓝苹进入“电通”，正值“电通”在筹拍第三部影片《自由神》，该片由夏衍编剧，由司徒慧敏导演（这是司徒慧敏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杨霁明摄影，演员有王莹、施超、周伯勋、吴湄。蓝苹来到之后，也就加入了《自由神》的拍摄，饰演影片中的女兵余月英一角。
从《蓝苹访问记》看蓝苹
自从主演话剧《娜拉》一举成名，关于蓝苹的种种报道多了起来。她进入“电通”，成为“影星”，更是记者追逐的对象。
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各种报道之中，笔者以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连载于《民报》的《蓝苹访问记》，还算比较真切地写出当年二十一岁的蓝苹初入电影界时的形象。
现照录原文如下：
蓝苹访问
《民报》记者李成
八月四日，吃好了中饭，搭十七路无轨电车到荆州路下来，向西约摸跑了数十步，那用白漆写在黑篱笆上斗大的“电通影业公司”这几个字已映在我底眼睑里了；虽然酷炎的太阳光芒直射着我，满身如雨般淌着汗珠，但因为好容易被我找到了处所，所以这却使我有“乐极忘悲”之感，只兴奋地向前迈进。
跨进了大门，门房便站了起来问我找谁，我一边用手巾拭着汗珠，一边告诉他要找蓝苹小姐，但他也只应一声“唉”，却不再问我底姓名就一溜烟地向宿舍那里跑进去了。过了一会，门房转出来，站在摄影（棚）底门口，用手在招呼着我，于是我就大阔步地跟着他走进了会客室。
这时，刚巧有一个青年埋头在弹钢琴，蓝苹小姐很起劲地站在旁边练习嗓子。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条子纺绸旗袍，脚上也只穿一双白帆布鞋，连短统反口的袜子都没有穿而裸着。她底脸上既没有擦一点粉，又没施胭脂，当然口红更是谈不到了。还有她底头发也不像‘娜拉’那样卷烫着，却只在前额上留着几根短发（俗呼‘前留海’），其余都是朝后梳着，真使人感到不如摩登女郎那样的妖艳与讨厌，而是好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蓝小姐一听到我底皮鞋声，她把头回了过来一看，就好像“小鸟儿”一般活泼泼地向着我迎面跳过来，一边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一边满脸浮现着笑容开口说道：
“今天天气特别来得热。唉，这里还有一点儿风，李先生，请坐吧！”
“是的，今天特别来得热。蓝小姐很忙吧？”我就把上衣卸下来挂在椅背上。
“没有什么，空闲得很，因为司徒慧敏先生这几天生病，所以没有拍戏……”她把头低着，沉思了一下，道：“唉，我底嗓子太不行了，像演《娜拉》似的，虽然我自己拼着命吊起来嗓子，但台下较远的观众老是听不清楚，所以我近来每天在练习嗓子。”接着她便谦虚地笑嘻嘻说道：“李先生，请指教！”
这使我感到为难了，我既不是批评家，又对于戏剧毫无研究，是门外汉，当然我只有用“很好”二字来回答她了。
“那可不敢当。前些时候报纸上批评我底台词念得太快了一点，就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我时常想矫正过来，事实上却很不容易。这就是我底缺点。但是，假使第三次再演《娜拉》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可以办得到了。”
这时，大家都静默无言地对坐着，凉风不时还可以从窗口送进来。于是我就把自己底话匣打开来：
“蓝小姐府上哪儿？”
“山东济南。”
“府上还有谁？堂上大人都健在吧？”
“只有一个白发年迈的老母，父亲是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死了，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小弟弟。此外，还有一个可怜的姐姐和她底两个孩子。”
“蓝小姐今年芳龄……”
“一百岁。”她自己不觉破口大笑起来，接着又反问我：“你猜？”
“……”我摇了摇头答她。
“告诉你吧，老了，已经有二十二岁了（指虚岁——引者注），哦……”长叹了一口气：“真的，女人过了二十五岁，一切都完了，不是快要老了吗？”
“哪里？年轻得很，你是有极大的前途的！蓝小姐，进‘电通’已有多少时候了？”我一边勉励她，一边又问她。“
“在公演《娜拉》以前，虽然已经进电通了，但那时还是临时演员，完全是试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