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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进行分组讨论会。在分组讨论会上，项英坐在一边心绪不定地听着大家的发言。
黄公略认为现在我军士气正旺，上下团结，求战心切。我们又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加上地方群众的支持，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他一部，一定能打败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蔡会文也认为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地方政府和群众同意在苏区打，反对中央红军退出红区。
林彪平时少言寡语，显得深沉，尤其是他那两道浓眉下的眼睛却有一股异样的目光。他的看法是在战略上主动退却，避其锐气是对的，但绝不是逃跑主义，战略退却和逃跑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他的观点很明显是毛泽东的观点。其他领导都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基本上认识趋向一致。项英虽没有表示什么，可他心中仍有疑虑。
在另一座民房内，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也在开碰头会，李韶九也挤了进来。他们认为项英处理“富田事变”的做法，完全是错误的。他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完全模糊了它的性质。王稼祥也认为“AB团”危害之大，是人所共知的。对于“富田事变”的领导和参与者，决不能手软。同时提出对李文林、曾炳春也要进行审查。
李韶九见中央代表的观点是支持他的，不无得意地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一匹好马，有一条好枪了。”
顾作霖问他：“那个人是谁”？“谁？”李韶九却神秘地说：“那可是个大人物。”
是谁李韶九没有直说，他们也没有再问，后来他们的话题又转到这次军事行动上。他们三人虽不像项英那样锋芒毕露，但从心里是支持项英的。这一点，毛泽东和朱德俩人心中是清楚的。
会后，毛泽东来到朱德住处，同朱德就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进行商量。这一对老搭档彼此心心相印，每逢大的行动，都要在一起研究出具体行动方案，每逢遇到难处俩人总在一起商量对策。对这次反“围剿”的方针，有人反对，是早有预料的，尽管这样，面对反对的是中央派来的大员和中央派来的代表，深感压力重大。
俩人都感到事情很棘手，一时竟沉默不语。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说服他们，争取他们，是这次反‘围剿’成败的关键。”
朱德说：“《战前部队集中命令》已下达，20日方面军主力向龙冈地区集中。到达龙冈后，有时间分别再找他们谈谈，必要时，再开一次扩大会，统一思想认识。”
毛泽东同意朱德的建议，目前只好先按命令行事。
部队按着总部的命令开始行动。龙冈大山深处的山道上，树林间斜进无数个带光环的缕缕阳光，毛泽东、朱德同大队人马一起转移。
战士们见总部首长跟着部队一起行军，情绪高涨，都忍不住投过去一眼，并无声地招招手。毛泽东、朱德走热了，胸前的衣扣也解开了，停在路边借喘息之际同战士们打招呼。
天幕低垂，上弦月挂在西边天空。红军主力仍夜行在山林中，没有声音，没有光亮，只有脚步声。
在龙冈大坪，也就是第一次反“围剿”时抓到张辉瓒的地方。总部首长已先期到达。毛泽东、朱德、周以栗正拿着地图研究情况。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也来到了大坪上，望着身边走过的队伍。电台班在王铮的带领下，正在忙碌着架机器。
参谋处长郭化若已是代参谋长，他走过来报告情况，说“刚接到各路军的报告，他们都到达了指定的地点集中。”
毛泽东：“参谋长，你把东固地区的情况讲一讲。”这时项英也走了过来。郭化若指着自制的地图讲道：“东固四面环山。东南有‘狐狸十八歇’，南有大乌山和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是九寸岭，正北是钟鼓山和东固岭。
山上只有五条小道，易守难攻。东固的北面、西面、南面都有敌人驻守，并且挨得很近。“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风趣地说：“东固有点像井冈山啰。
那五条小道不就是五大哨口吗？山高林密便于集结部队，利于隐蔽，易于封锁消息。命令部队再向西转移40里，到东固地区集中，隐蔽集结，等待时机，先吃掉王金钰部。“
项英听到毛泽东还要部队继续向西，迎着敌人前进，以为这是在冒险，是个人英雄主义。就不悦地说：“部队到东固集中，一旦走漏消息，就是三面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拿几万红军的生命当儿戏。你这是在钻牛角！”
毛泽东早掌握了敌情，也了解敌人的战术。古人讲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也不客气地讲：“我们就是要钻这个牛角！将敌人对我军的大‘围剿’，变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变不利为有利，变劣势为优势，变弱为强。这个牛角值得钻！”
部队按照毛泽东的命令，集中在东固这个狭小的地带。大山深处的东固，一向平静，突然热闹了起来。
3万大军悄然云集到这个地方，伺机待动。可这万人的东固镇陡然增加了几倍的人员，供应问题顿时紧张起来。
在十二军军部，罗炳辉、谭震林也正在为红军的供应问题发愁。
罗炳辉军长为难地说出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东固本来就不富裕，加上敌人的多次抢劫，农民自己生活都很困难，一下子又增加了这么多的部队，供应成了大问题。从今日起，全军一律改三餐为两餐。”有人担心战士受不了。罗军长专门强调，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来处理。革命战士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经受考验。艰苦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也是考验。
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原名叫罗德富，字宿星，1897年生，19岁从军，曾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和北伐战争，33岁那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也就是1929年。这一年的10月，他在吉安率领吉安靖卫大队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的6月被任命为红十二军军长。
谭震林政委补充道：“没菜吃可以上山挖野菜，下田逮泥鳅、摸田螺嘛。在我们家乡这个时候的野菜可好吃啰。只要把战士发动起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大家想想，咱们参加革命后，那一天不在和困难作斗争？”经这两位首长一讲，大家的担心和疑虑就没有了。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1902年出生，23岁参加革命，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第二、四纵队政委。1930年6月升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委。他为人耿直，办事认真。
他还强调各部队要进行教育，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得违犯群众纪律。将令一出，各级闻风而动。他俩人布置好，就一同走出东固镇，沿着稻田地旁边的小河埂向前走着，河里的水不深，他俩老远就看见前面的小河里有人裤腿卷得老高正弯腰在河里摸东西，其中一个背后还背着个大斗笠，看不清是谁。俩人同时都琢磨开了，这是谁行动这么快？
罗炳辉、谭震林走近他们，看见河边放着的斗笠中装了不少田螺，一声不响地立在他们背后悄悄地观战，看看到底是谁。小河中的人聚精会神地在水中摸鱼，根本没有发现来人。突然，在水中摸鱼的那人站起来，高兴地叫道：“抓到一条鱼。”鱼在他手中乱蹦乱跳地挣扎着。
罗炳辉、谭震林同时惊讶地叫道：“老总。”
朱德满脸泥水，手里抓着足有一斤多重的鱼，开心地笑了。
谭震林既心疼又关切地说：“山里的水凉，小心生病。”
朱德的警卫员小王高兴地从水蹚中过来，从朱德手中接过鱼。
罗炳辉、谭震林俩人伸手将朱德从水中拉上岸。朱德却笑呵呵地说：“没那么娇气。”
罗炳辉说：“我们军刚开会布置下去，没想到总部首长，比我们想得早，行动得快。”
朱德指着东固镇说：“这么个弹丸之地，一下子来了好几万张口，粮、菜还不紧张？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更要体谅人民的困难！”
罗炳辉半批评半开玩笑地对小王说：“你这小鬼让老总下水，着了凉小心挨刮。”小王略带羞色，不由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
朱德这才打量着他俩人问：“你们这是弄啥子去？”
罗炳辉回答说：“跟老总一样，搞生活自救去。”
朱德一听，脸上带着笑说：“生活自救？嗯，这个提法好！快去告诉毛总政委，号召全军开展一场生产自救活动。”
罗炳辉和谭震林俩人都有个雷厉风行的作风，马上就要去找毛总政委，被朱德叫住：“总政委不在镇里，早上山去了。”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已是满载而归。他俩人满头是汗的从山上下来，看上去，吴吉清背后的布袋里装得鼓囊囊的。毛泽东又弯腰拔下几棵野菜拿在手上。他们俩人下了山坡，拐向乡间小道，边走边在路旁寻觅。
罗炳辉、谭震林俩人远远地看见从山上下来的毛泽东，不由加快了步子。毛泽东也看见了他俩人，立在路边，望着匆匆而来的罗炳辉和谭震林风趣地说：“二位大将，如此匆忙，有何贵干呐？”
罗炳辉、谭震林来到毛泽东面前。罗炳辉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行动太迟缓了，该向首长作检查呀！”
毛泽东看他两位那认真的样子，也一时摸不着头脑，疑惑地问：“你们俩人作何检查？十二军每次行军打仗、执行任务，从未落后呐。这次又随总部行动，动作迅速。有啥子可检查的？”
罗炳辉、谭震林见毛泽东挺认真，不由笑了起来。
毛泽东更是疑云满腹：“笑啥子。”毛泽东突然明白过来：“你们都想到了，很好嘛。一个好指挥员不仅仅是会打仗，更重要的是随机应变，克服困难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学会生存的军队，才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罗炳辉饶有兴趣地翻弄着吴吉清背后的袋子。见里面野菜的品种很多，还有野竹笋。
毛泽东指着野竹笋说：“这东西炒辣子，好吃的很哩。我小时候，常到山上挖竹笋。”正说着总部通讯员马全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报告总政委，郭参谋长通知，请首长回去。”
毛泽东预料到敌情可能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同罗炳辉、谭震林匆匆分手，急冲冲走回总部。
原来是在南昌行营坐镇指挥的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派特务潜入苏区搞扰乱和暗杀活动。刚接到报告，有一些积极分子和干部被暗杀。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部署反渗透工作。然而，在红军战士忍受饥饿，隐蔽待命，伺机歼敌的同时，最高决策者还在为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争论不休。为了统一意见，又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吸收各军军长、政委参加了会议。
项英坐在最显眼的地方，他是会议的当然主持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也在座。经过充分地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作了精辟的最后发言。大意是：一个多月来，经过四次会议的讨论，就如何打退敌人的“围剿”问题，认识基本趋向一致。但是，还有一些人的思想，没有完全转过弯子来。他认为“分兵退敌”到苏区外去打不可取。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去，这更不可取。我们还是老办法“诱敌深入”，在苏区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进攻我们的军事力量数量多，但有许多弱点：一是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存在着指挥上的不统一；二是地形不熟，运输困难。我们虽然处于劣势，但我们有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红军好，上下团结，情绪高；第二群众好，拥护红军，支援红军；第三地势好，我们可以利用熟悉的地形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思想认识统一后，还有一个先打哪一路敌人的问题，大家也有认识上的分歧。有的要先打蔡廷锴部，也有的要先打朱绍良部。他的意见是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他们战斗力不强，地形不熟，胆怯心虚。我军可在运动中打它一部，而后向东扫去，直指福建的建宁。
毛泽东的讲话引来了一阵鼓掌声。任弼时、王稼祥带头鼓掌。项英见状，也不得不随着众人迎合地拍几下巴掌。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和朱德就召集总部人员研究分析敌情。
“根据种种迹象来看，敌人也在耍花招。是要‘以静制动’，引我们上钩。我们不能上这个当，要设法调动敌人。”毛泽东讲到关键时，把胸前的衣服敞开，一手卡腰，一手击在桌面上。
朱德十分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又补充道：“对！迫使敌人就范。”
毛泽东还有一种担心，反复告诫大家：“机会总是有的。
但同志们在大山里等了好多天，可能会出现急躁情绪，告诉大家，情况转机往往是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突然，传来了雷声，毛泽东、朱德等不约而同地望着门外。
外面下起了雨，愈下愈大。周以栗不无担心地说：“这场雨，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但，也给敌人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这时，大家都望着门外的滂沱大雨，谁也不说话。密集的雨点形成了道道水幕。门外的高山在烟雨中时隐时现。
雨水冲刷着道路，形成了一道道沟。河水也在暴涨，许多木桥被冲垮。有的山体还出现了滑坡，堵塞了道路。
16。富田战斗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一直得不到江西进剿红军的大捷消息，常来电督促在南昌行营坐镇的何应钦。何应钦也为抓不住红军的踪影而大伤脑筋。他望着手中蒋介石拍来的督促进剿电报，正举棋不定。他的高参望着他作难的样子，欲言又止。
何应钦在想，20万人马，西起赣江，东到福建的建宁，东西联营八百里，像梳头的篦子一般，由北向南推进，怎么会连个影子也发现不了呢？他对少将高参说：“电告各路军，相机紧缩包围圈。”
在陂下的王金钰总指挥部里，他严肃地站在门口，望着门外不停的大雨和房檐下如注的落水。他接到了南昌行营催促进剿的电报，心中在埋怨老天不作美，下起来就没个完。
在富田的公秉藩，也接到了南昌行营进剿的电报，也在为不停的大雨发愁。这时，他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打来了电话。告诉他，他们旅的哨兵抓获红军的一个排长，据初步交待，朱、毛、彭、黄正在东固，并有七八个军的兵力在此集中。
公秉藩听后一阵暗喜，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建功立业，树各路军之先声，在此一举。冲动的热度还不到几秒钟，他又一想，带着满腹地疑虑问道：“他是怎么跑出来的？”
王懋德旅长在电话里解释说：“据他讲，他是犯了严重错误，受到关押，乘监视疏忽之机逃出来投城的。”
公秉藩历来疑心甚重，半信半疑地问：“不会是苦肉计吧？”
王懋德又告诉他：“听他口气不像。”
公秉藩似信非信地对他说：“你们要看好他，别让他跑了。
要严加审讯。“王懋德要他放心。公秉藩放下耳机，暗想道：”东固离富田，近在咫尺，我们的侦察队怎么一点也没有发现？再说，红军明知国军在这一带有重兵把守，他们怎能把自己至于死地呢？难道是“置死地而后生”？“接着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可能。“不管怎样，他得把这一消息报告南昌行营。他快步走出师部来到后院大功率的电台室，电台人员见师长亲自来电台室，知道事关重大，一个个忙立身站好等待吩咐。
公秉藩一进来就焦急地说：“赶快向南昌发报。”
电台发报员坐下手摸电键等待他的口述。
公秉藩思考一下，说：“南昌：我师抓获一名共军军官，据云共军集结于东固地区，请示派飞机侦察。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5月8日于富田。”
南昌的何应钦接到公秉藩的电报，也是将信将疑。东固离富田这么近，就在国军的眼皮底下，他想毛泽东、朱德绝不会冒这个险。如果说是少数人还可信，几万之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管怎样，侦察了再说。于是飞机从南昌陆续起飞，到东固地区反复侦察。
这时，东固地区上空，已经烟消云散。标有晴天白日旗的侦察机在大山的上空低空盘旋飞行。飞机的机翼下是：群山起伏，苍茫辽阔；青松翠竹，白云漂浮。飞行员向下鸟瞰大山：山是静静的山，树林是静静的树林，无有一丝异常。
飞机下面的山林中，在树荫的笼罩下，正集结着红军的千军万马，有的在开动员会，有的围成一个圆圈，在兴致勃勃地做游戏，有的在学习，有的在讨论。
飞机从头顶上空飞过，红军战士不受任何影响，照常进行着自己的事情。
飞机连续侦察了两天，没有发现目标。在富田的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到了5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