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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活动。这个组织不仅渗透到军队的各个领域，还渗透到军队以外的各个领域。这就是“军统局”的前身。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曾派出一百多人进行专门训练，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参加了“复兴社”这个组织。
这一年的冬天，十九路军在厦门破获了一个组织，抓了一些人，有人曾供出他们的任务就是来暗杀省府主席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事对他俩人震动很大，由防备到憎恨。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高级军官阴谋叛变的事件。原来，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是江西安义人，禀承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利用同乡关系，拉拢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阴谋倒戈；杨永泰拉拢四十九师师长张贞：“复兴社”干将分子张炎元，主动策反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和旅长赵一肩等人；郑介民亲自出马，策反七十八师旅长云应霖、张君嵩，同时还利用其他人策反六十师团长多人。郑介民是广东海南人，1897年生，曾用名娉炳，别号耀全，化名杰夫，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也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成立“复兴社”时为干事会干事。从此，他也就成了一个老牌特务。幸亏这事发现的早，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蒋介石贼心不死，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又秘密收买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新编二师师长卢兴邦，专门用来监视十九路军的行动。蒋光鼐、蔡廷锴在这种局势下高度警惕。这些情况都促使了他俩人的反思。那么同红军作战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1933年7月1日，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东方军从广昌出发，5日到达闽西的宁化以西地区。8日围攻泉上，10日卢兴邦新编二师的一个团，出清流前去增援，行进到延洋，被寻淮州的第五师消灭五个连。区寿年七十八师的一个团由上堡向北运动，行进到马屋附近，被程子华的三十四师击溃一个团。红四、五师于14日占领清流。接着在泉上又歼灭新编二师一个团。7月底，红军三师和四师的一部，在朋口消灭七十八师守军一个团的大部和增援的一个团，使区寿年的七十八师险些全军覆灭，弃城逃向永安。红军一路东进，占将乐，攻顺昌，夺南平，下尤溪口，一个多月连克六城。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同红军作战，连连败北。虽未有大的损失，也是弄得丢盔弃甲，军心浮动。这时，蒋介石偏偏来了通令，严厉批评十九路军作战不力，丢失口令，泄露机密，扬言要重重查办。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蔡廷锴十九路军的任务，是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东进和北上。
“九一八事变”使蔡认识了蒋介石；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使他了解了蒋介石；在民族危亡之际，假抗战，真投降，积极打内战，使他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本来面目。他们秘密地策划，暗地里积极行动，准备举起反蒋联共抗日的大旗。在“围剿”中他俩多次率领十九路军深入到苏区，对共产党的红军作战。他开始由同情共产党到后来相信共产党。
因此，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团结内部，在军事上同红军密切合作，才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蒋光鼐和蔡廷锴积极物色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中间人，最后选中了陈公培。
陈公培是湖南长沙人，1901年生，曾经改名吴明、无名。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翌年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曾经两次参加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也一度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撤出南昌，转战到广东的潮汕地区。这时候，他脱离了共产党。他俩人看中他的就是这一点。陈公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对共产党了解，而且在共产党方面有很多老朋友。
于是，9月22日，陈公培携带着蒋光鼐的亲笔信，由福州秘密出发，坐船从海上到达厦门，绕了一个大弯，而后到达东方军的司令部，延平的王台。
彭德怀热情地招待了陈公培。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就把两张方桌合并在一起，用脸盆盛上猪肉、鸡、菜和米，满满放了六大盆。
当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陪着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代表陈公培进来后，彭德怀歉意地说：“陈先生，没有好东西相待，仅此而已了。”
陈公培也毫不在意地说：“彭总太客气了。请总指挥尽快向中央汇报，我十九路军脱蒋联共，出自爱国之心。蒋、蔡司令官在淞沪抗战，众所周知。”
彭德怀诚恳地说：“我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赞赏贵军的行动。毛泽东主席曾以政府的名义发表过《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我们欢迎你们站在人民一边。”
陈公培客气地说：“我就静候贵党的佳音了。”
“我们马上就发报给中央。”彭德怀表示。
在独立房子的博古、张闻天、李德，接到了彭德怀从前线发来的电报。他们经过商议，感到对十九路军的详细情况还不十分了解，一时间拿不定注意。博古通知彭德怀，同意他同十九路军的代表接触，有情况随时电告。后来又听说彭德怀用脸盆招待十九路军的代表，有失雅观。去电还批评了他们的有些作法。
彭德怀接到临时中央的电报，积极同陈公培接触。时过不久，他又收到了博古的第二封电报。彭德怀将电报往桌上一拍，气愤地说：“前后两个电报，两种态度，朝令夕改。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要我们‘耍一个滑头’，这么大的事情视同儿戏！”
滕代远也感到临时中央处理事情不够慎重。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犹豫和虚假，更不能去投机。彭德怀拿起桌上的电报，抖了抖，说：“不诚心，如何同别人谈？”陈公培见短期内得不到结果，只好打道回福州。事后，毛泽东才知道，十分惋惜地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争取十九路军站在抗战一边。
联合十九路军不仅能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还能扩大苏区，推动革命的进程。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暴动，对蒋介石打击就很大，这次十九路军反蒋，更是如此啊。“
远在福州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处于诚心，第二次又派陈公培和他的秘书长徐名鸿，于10月下旬再次到苏区。
在瑞金的沙洲坝，毛泽东正伏在桌前整理《才溪乡调查》，刚安不久的军用电话铃响了。毛泽东停笔接电话。
“我是毛泽东，哦，博古同志……十九路军派来了陈公培、徐名鸿为谈判代表，什么？由政府出面谈判。好，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参加。……嗯……潘健行为全权代表……我马上去。”
毛泽东放下电话，特地换上一套新衣服。
潘健行就是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生，1925年加入共产党；曾参加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岁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并且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以后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1933年5月，因他的堂兄被逮捕，他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就化名潘健行到了苏区瑞金。他到瑞金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在特二科时，他就和徐名鸿相识。
在中央政府的一间大房里，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潘健行同陈公培、徐名鸿等人坐在一张长条桌旁。谈判很顺利，气氛也好。
一份《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传到徐名鸿手中。徐名鸿诚挚地说：“感谢贵党贵政府的真诚合作，协议很快达成。我回去后，向蒋光鼐将军、蔡廷锴将军传达各位将军的合作。”
毛泽东接过徐名鸿的话说：“我们对贵军联合共产党反蒋抗日，表示欢迎。在国难当头之际，蔡公与蒋公二位将军以民族大业为重，为广大民众所敬佩。抗日救国救民，才有出路。我们党愿意同一切反蒋抗日的社会团体联合起来。”
周恩来和毛泽东到独立房子向博古汇报谈判情况。张闻天、项英、李德也在座。周恩来汇报完后，问道：“明天，十九路军的代表就要回福建了，中央还有什么指示？”
博古认为他们是投机革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对他们不能抱希望。
毛泽东则认为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反日反蒋，是我们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鉴于目前的局势，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我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自动退却，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起到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之作用。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恰好刘参谋进来，向他们报告。
“彭总从前线拍来电报。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以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博古一听，大为恼火，他不敢当面批评毛泽东，就借题发挥。
“此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依此建议，必定断送革命！”
此言以出，谁还敢多言，结果不欢而散。
十九路军的代表走了，带回去了一纸协议。由于临时中央还是左的一套，没有利用这一有利事件，坐失良机。
在抚州北路军总司令部里，蒋介石住处的门前有棵桔子树。虽是初冬时节，果实挂满枝头，甚是好看。整个对苏区的“围剿”，正按着蒋介石的布置进展顺利。今天，他的心情特别好，穿了件深兰色长衫，立在树前观看桔子。
顾祝同、蒋鼎文神色异常地进来。蒋介石一见他俩神色慌张，不由一怔，问道：“墨三、铭三，何事如此惊慌？”
顾祝同：“校长，福建的蒋光鼐、蔡廷锴已派陈公培前去同共产党联系，准备联共倒戈。”
蒋介石听后很震惊，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心急如焚，在院中踱了几个来回，突然咽回快到口边的话，又不停地走起来。
顾、蒋望着这位显赫的领袖，不敢妄言。
蒋介石停在他的两位将军面前：“淞沪私自开战，给了我一个难看。这次又要在背后插一刀，实为十恶不赦。你们要密切注意福建的动向，阻止他们的行动，绝不能再出现宁都第二十六路军类似的情况！每日多派飞机侦察，并轮番轰炸‘匪区’。”
蒋介石回到住室，独自坐在那里，显得忧心忡忡。他一会儿拿起自编的《剿匪手本》看上几眼，一会儿又放下，兀自发呆。
早饭后，蒋介石一个人在室内徘徊不止，口中哼着歌，一上午都是如此。他的侍卫长走到住室窗户外，透过窗见蒋介石在高唱，忙离去。不多时，侍卫长找来了侍从室主任，俩人来到窗前偷视。
蒋介石想着福建发生的事，着实令他坐卧不安、食不甘味。此时，他举止失态。
侍卫长小声讲：“先生发神经了。”
侍从室主任：“走吧，小心挨克。”
这时，宋美龄健步走进院内，俩人见后，忙站在一边：“夫人好。”
宋美龄打过招呼，进了室内：“达令。”宋美龄娇滴滴地叫道。
蒋介石醒悟过来：“喔、夫人。何时到的，怎么也没招呼一声？”
宋美龄坐下撒娇地说：“我来看看你嘛。”
蒋介石移过一个老式电扇，调得稍慢一些对准她吹风。
翌日一早。蒋介石在花园式的住处，曲径通幽的道上散步，身后跟着侍卫长和侍从室主任。走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停下来。问：“有没有十九路军同‘赤匪’联系的情报？”
侍从室主任：“先生，没有。”
蒋介石吩咐他们：“一有这方面的情况，要立即送我。”
侍从室主任：“是！先生。”
蒋介石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们不同共产党发生联系，一切都好解决。一旦共产党插手此事，那将变得复杂化，就难办了。”
他们在院内散步，宋美龄在屋内却从床下搜出一个小菜坛，上面有“宁波”字样，脸色不由大变，她又在床下搜寻，又搜出一坛，她气恼的提起两个小罐，不管三七二十一狠命地摔在屋正中。
蒋介石散步回来，刚好碰上。罐内的东西和破碎的瓦皮溅起弄脏了他的衣服。蒋介石刚要发火，当他看清被摔碎的是他家中原配夫人毛氏送来的宁波小菜时，倒先软了三分。
“夫人。”
宋美龄气怒地“哼”了一声，扭身一边。
蒋介石走过去，又轻声叫道：“夫人。”
宋美龄杏眼圆睁：“你，你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想着别的。你……”她一屁股坐在一边的沙发上，竟自哭了起来。
宋美龄，原籍海南文昌，1897年生于上海。她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大姐宋蔼龄，嫁给孔祥熙为妻；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哥哥宋子文，1927年后，曾就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外交部部长。宋氏家族，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家族。
1907年的宋美龄年仅10岁，就同二姐宋庆龄一同到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就学，后来又到麻省卫尔斯莱女子学院就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她在美国一呆就是十年，1917年回国。
蒋介石随着地位不断地提高，其名声也愈来愈显赫。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可以说是她大姐宋蔼龄的杰作，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结合。
蒋介石对宋美龄早已倾心，只是没有机会。蒋介石不仅看中了宋美龄的美貌、才识，更看中了她的出身、地位。从“宁汉之争”中的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拉拢冯玉祥利用宋子文就可以看出端倪，他蒋介石要想登上领导者的最高宝座，非得有宋氏家族的支持不可。宋蔼龄独具慧眼，她觉得蒋介石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她也想把她的小妹妹嫁给“拿破仑”式的人物蒋介石。可是，这位微露峥嵘的“拿破仑”，早已有了三房妻室。前妻毛氏，在老家的溪口，他早已休掉，不足为虑；第二房妻子姚氏，也划入另册，也不须多虑；只是现在的妻子陈洁如，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早在1926年的8月间，宋蔼龄邀请蒋介石夫妇到她家参加宴会，就是一种试探。当时在宴会上作陪的有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她一眼就看出宋蔼龄的用意。她曾警告过陈洁如，要她小心。
要顺利地实施这一计划，得排除三个障碍：一是世俗观念。当时蒋介石的名声并不好听。这个似乎还不算太大。第二个障碍阻力较大。首先要排除宋母倪桂珍的阻力。她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宋母送到日本，减少压力。宋庆龄反对尤为强烈，宋子文也是从中作梗。但是，她（他）俩人毕竟是姐妹关系，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宋蔼龄就给他们打“迂回战”。在1927年5月5日，经过宋蔼龄的精心安排，宋美龄和蒋介石到镇江作十日游，以此来加深他俩人之间的感情。
宋庆龄是坚决反蒋的，由于武汉政府的垮台，她不得不搬到上海的法租界寓所里。蒋介石的特务一直在监视、跟踪、威胁。宋蔼龄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叫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让宋庆龄出国旅游，脱离险境。宋庆龄迫于内外压力，只好在8月28日秘密离开上海，去苏联访问。
宋庆龄一走，宋子文成了孤掌难鸣。为了解决这一个最后障碍，宋蔼龄搬出了宋子文的恩师谭延辏プ鏊墓ぷ鳌Ｌ费雨＇果不负她望，马到成功。第二个障碍也是最大的障碍。都被宋蔼龄一一化解了。这第三个障碍，蒋介石拿出五万美元，要陈洁如到美国就学；姚氏以一栋二层小洋楼，被安置在苏州；毛福梅由蒋介石的娘舅出面，也顺利谈妥。
蒋介石在宋蔼龄使出浑身解数，扫除一个个障碍后，于12月1日，在上海的西摩路宋府和大华饭店，分两处举行了宗教婚礼和世俗婚礼。从这一日开始，宋美龄就走向了“中国第一夫人”的道路。
今年，是她和蒋介石结婚的第六年。蒋介石比她大整整10岁。他也处处敬畏她三分。宋美龄一撒娇、发怒，他就百倍体贴，好言劝说。他正要劝说，一旁的电话铃响了。
当他知道了事件的原委后，脸色变得铁青。宋美龄见蒋介石面色突变，也知道出了大事情，就止住哭泣。
蒋介石一迈进北路军总司令部，就对顾祝同讲：“福建的十九路军出了大的变故。蒋光鼐和蔡廷锴另立了政府，要迅速抽调兵力平息‘福建事变’！你马上把熊式辉、陈诚叫来，商量一个稳妥的解决办法。”
陈诚、熊式辉很快就赶到了北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