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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事变’！你马上把熊式辉、陈诚叫来，商量一个稳妥的解决办法。”
陈诚、熊式辉很快就赶到了北路军司令部。蒋介石同顾祝同他们秘密策划了几天，决定调遣蒋鼎文率领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从赣东入闽西北；调遣张治中指挥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进到闽北的建瓯地区，驻守闽北的刘和鼎的五十六师也划归张治中指挥；调遣卫立煌率领邢震南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刘戡的八十三师，王仲廉的八十九师，由赣东南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地区。动用十个师的兵力，围剿十九路军。
“福建事变”的第七天，蒋介石在顾祝同的陪同下，到了南城的三、九师驻地。他对两个师的官兵说：“十九路军是叛逆，在福州另立政府，公开违背总理遗嘱，并更换了民国的旗帜。这是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的反动。此次出师讨逆，乃为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为抗日而讨逆，为剿匪而讨逆。”
蒋介石旋即从南城回到抚州，对准备出师的十师、三十六师、八十三师、八十九师，又发表了镇压“福建事变”的讲话。不久，他亲自飞到了建瓯前线，指挥作战。又调遣两个装备精良的炮兵团开赴到前线，同时调遣海军到福州海面封锁港口，还调来了大批的轰炸机，对福州地区实行狂轰滥炸。
1934年2月初，不到两个月的“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蔡廷锴只好孤身离开部队去了香港，他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大批师、旅、团长被迫离开部队。
第三部 血沃红土（七）
17。肖劲光受审
八角亭，位于抚河东岸，浒弯以南，距离抚州几十公里。
八角亭战斗，是肖劲光和寻淮州的第七军团北进时同敌人相遇，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由于敌人占绝对优势，红三军团前去增援又受阻，红七军团阵地被敌人突破，于11月12日仓忙撤出战场。
博古、李德俩人听到八角亭战斗失败的坏消息，在独立房子中焦虑不安地徘徊。张闻天坐在一边，无动于衷，显得是那样的平静。
博古那颗跳动不安的心，经过激烈的思考后，对他们说：“浒湾八角亭战斗的失败，是肖劲光指挥不当，作战不力所至。
他肖劲光上次在黎川不战自退，他就是‘罗明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要把他押上军事法庭！“
按理说，这种北进到敌人碉堡间隙中作战的战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恰恰这场战略的决策者，不去认识这个问题，反而责怪执行者。再说，寻淮州是军团长，是军事指挥官。而肖劲光是政委。他们不去追究寻淮州，而追究肖劲光，也是对上一次黎川失守的追究。这里面还有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就是肖劲光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这是一个没有说明、也不能说明的问题。
这时的张闻天，似乎对这次反“围剿”的策略，若明若暗的有些异样的说不清的感觉。他对肖劲光不尽了解。在当时，就向他不了解毛泽东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到苏区不重视毛泽东，但并没有特别仇视和有意打击的心理。对肖劲光也是一样。他望着激动、烦躁、气怒的博古，突然又产生了一种以往所没有的感觉。他在内心自问，到苏区后，不管是亲眼所见，还是听他人所说，红军每战必胜，如今又是为什么？此时，他有点“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心理。
博古停止了徘徊，望着毫无表情的张闻天欲言又止。继而，他又转向李德，李德极为赞同，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审判肖劲光。彭德怀三军团增援不力，也应负责任。”
此时的博古还不想树敌太多，想了想心有余悸地说：“彭德怀增援迟缓，贻误了战机，是应负责任的。目前，想动他也不能动他。”
李德生硬地问：“为何？”
博古自有他自己的道理：“他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目前，很多人对中央局的路线还不十分理解，此时再把彭德怀牵进去，怕是麻烦太多。”
项英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慢悠悠地插话说：“肖劲光在黎川不放一枪率部匆忙撤走，这是过时的游击战的回潮。丢失一个县城事小，游击战回潮是大。八角亭战斗失败，不严厉惩处，后患无穷。”
李德把手一劈：“开军事法庭，审判肖劲光！”
肖劲光就这样受审了。
瑞金的临时军事裁判庭召开公审大会。大会严肃、紧张。
台下是旁听的几百名红军战士、干部和地方群众。
肖劲光被两名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押进审判庭。会场立时响起了口号：“反对逃跑主义！”
“肖劲光是军队的‘罗明路线’代理人！”
“……”
台上端坐着保卫局局长邓发。书记员宣读控告书：“肖劲光，男，31岁，湖南长沙人，捕前系红七军团政委，曾担任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33年9月28日，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视敌如虎，放弃抵抗，不战而退，将苏区北大门黎川城，双手奉献给敌人。1933年11月12日，在八角亭战斗中伤亡惨重，丧失阵地，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为严肃党纪、军纪……”
肖劲光忍无可忍，大声道：“我不服！你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台下有人领着呼口号：“肖劲光是机会主义！”
、“打倒机会主义！”
、“肖劲光是怕死鬼！”
这是有人为了壮大声势，事先有意安排的。
肖劲光不理会口号声，继续说：“众所周知，我手上的兵一部分调往东方军入闽随三军团作战，一部调往硝石配合一军团行动，我手上仅有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敌人进攻黎川是三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我是在敌人差不多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撤出的。这有什么错？”
台下人员听到真相后，心里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滋味。因此，再也没有人高呼口号，倒显得鸦雀无声，大部分人脸上反而出现了同情的表情。
肖劲光仍据理争辩：“八角亭战斗，伤亡是大，死伤一千多个好同志。我不是铁石心肠，怎么能不伤心。可为什么死伤这么多？大家问过为什么吗？敌我强弱悬殊，弹药不足，打阵地战拚实力，拚消耗，我们能拚住敌人吗？敌人有敌人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可我们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嘛！”
结果，审判大会不欢而散。
毛泽东知道那边在审判肖劲光，他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本来他要据理力争，静静一想，他没有去那样做，反而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研究起战局来了。他面前展开着一张绘制的敌我态势地图。地图上，在苏区四周标满了碉堡和封锁线。他凝视着地图，满脸严肃，眉头紧锁。
贺子珍进来见状又悄悄退下，不忍心打扰他。
毛泽东已听出贺子珍的脚步声，叫了一声：“子珍。”
贺子珍闻声转身反回来。
毛泽东的注意力仍在地图上，头也没回地说：“子珍，你代我去看看肖劲光同志，目前他的处境不好，去安慰他一下。”
肖劲光被关押起来了。关押的地方，是一间小屋，四壁空空，墙角处铺着稻草，稻草上放着一条他多年使用的旧毛毯。他从法庭被押回来，就一直坐在稻草上，静静地想问题，门开处，贺子珍满面愁容地进来。肖劲光见后一惊，忙站起身来。
贺子珍小声告诉他：“主席让我专门来看看您。”
肖劲光非常动容：“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你们处境也不好，还关心我……”他不由热泪盈眶。
贺子珍还告诉他：“主席说‘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对你的处罚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你保重身体，稼祥同志也支持你。”肖劲光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审判肖劲光大会后，邓发受临时中央的委托，到野战医院找到还在治病的王稼祥，传达了博古、项英和李德的意见。
王稼祥气愤地望着桌上对肖劲光的判决书。
邓发立在一边，说：“王副主席：博古、项英同志，还有李德同志，都希望你能在判决书上签字。”
王稼祥愤怒了：“这个字我不能签！审判一个高级干部，视同儿戏，谁想签就签好了！”
王稼祥气怒地在病房里走动着，突然停在邓发面前大声说：“前方战士在欲血奋战，我们却在后方打内战，成何体统！”
王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不在审判书上签字，审判书就不产生法律效果。周恩来和朱德也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加上还有其他领导的强烈反对，肖劲光仅仅判了几个月的徒刑。
这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平息“福建事变”，临时中央也正在这个时候，1934年1月15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博古、陈云、张闻天分别作了报告。18日，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为十一人政治局委员的最后一名。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为政治局常委。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打破蒋介石军事“围剿”的意见和策略，再一次的被否决，把左的错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张闻天虽然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排在第二位，他也像王稼祥那样，开始对当时的政策有了冷静的反思，在言论和行动上和博古总差那么半拍。博古也开始对他有了看法，想出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来1月22日，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红军。朱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实际上军事指挥大权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就是博古的“一箭双雕”，既把张闻天排除在中央常委之外，又能有效地监视在政府工作的毛泽东。这时的顾作霖，因王稼祥久病不愈，决定由他代理王稼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顾作霖随红军总部也到了广昌前线。他亲眼目睹了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后，组成了抚河河西、河东两个纵队，看到国民党军队和拉来的民夫，在抢修永久性碉堡。路上到处是运砖、运石、运水泥、运钢筋的汽车和抬东西的人流。我方一侧红军战士在砍伐松木、开挖战壕和掩体。他就开始了对“阵地战”、“防御战”战略决策的怀疑。
博古和李德不顾红军连续作战的疲劳，抽调了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协同广昌的九军团，开始了广昌保卫战。广昌北面的无名高地上，张震带领人员正紧张地用松木搭成永久性的工事。双方碉堡林立，相距仅二三百米。这是一场抢时间、抢速度的争夺战。
我方阵地上树立着“保卫广昌，血战到底！”
的标语牌子。
彭德怀、滕代远来到高地检查防御。张震看见迎上去立正敬礼，彭、滕还礼后继续向前走。张震跟在后面。当他们来到用松木搭成的工事前，彭德怀看看对面的钢筋水泥碉堡，又用手推推工事上的松木，还算牢固，便问：“张营长，你们营还有多少人？”
张震：“报告首长，还有一百多人。”
滕代远告诉他：“部队伤亡很大，损耗也很大，一仗接一仗地打来不及补充，你们要作最坏的打算。”
张震有苦难言，下了很大决心才鼓起勇气说：“首长，这仗打的有些憋气。以前可不是这个打法。”
滕代远只是苦笑笑。他清楚，他也有意见，但他怎么能向下级讲清楚呢？张震带着情绪说：“现在被动挨打，发挥不了我们的特长，部队中议论很多，情绪也很大，但都闹不明白，为啥子这样打？”
彭德怀唬着脸，一直在望着敌人的碉堡，也一直在听着张震同滕代远的对话。此时，他回过头来，问：“敌人修碉堡的速度如何？”
张震气愤地回答：“像竹笋那样快，一天就冒出一大片。”
确实，敌人一侧的阵地上，碉堡如雨后春笋。也就在这个时候，罗卓英带领一群属下，也来到了前沿阵地，在观察我方阵地。他从属下手中要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我方阵地上的壕沟、松木工事，七歪八扭，松松垮垮，心中暗自发笑。
突然，“保卫广昌，血战到底！”
的红色大字闯入他的镜头。
罗卓英放下望远镜，嘴角露出轻蔑的笑：“哼！他们那是工事？在我军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将化为一片焦土！”
属下一阵随声附和，罗卓英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不过，我们面对的对手是老冤家彭德怀！”
彭德怀面对眼前的情形，有股说不出的压抑。他气怒地取下军帽往大腿上一摔：“阵地战、防御战，明摆着是吃亏战！靠他们在独立房子里纸上谈兵，胡乱划圈圈，我们跳圈圈，不打败仗才怪哩！”
张震试探性地问：“为何毛主席不指挥战斗？以前反‘围剿’，我们3万人对10万、20万、30万照样打胜仗。现在8万人对50万人，为啥老打败仗？”
滕代远话中多少带些伤感，却又是语重心长地说：“有些事你不清楚，也不可能弄清楚。以后你会明白的。”他拍拍张震的肩头。
张震似懂非懂地看着两位首长。彭德怀粗声粗气地说：“他们排挤毛主席，等你弄明白了，一切都完了！”
他说完独自向前走去，滕代远追上去，张震紧紧跟在后面。以后，谁也没在说什么，只顾沿着前沿阵地向东检查。
对中央战略决策的认识，是经过实践中的事实使人们逐渐认识的。尤其是以前的中央代表和党的领导人的认识。王稼祥是第一个先认识的，接着就是任弼时，再就是张闻天和顾作霖。在广昌战役的决策上，张闻天同博古发生了大的矛盾冲突和争论。俩人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尽管这样，独立房子依然还是指挥前线作战的司令部，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李德、博古伏在地图前，用尺子比划着，计算着并在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记着，显得十分认真。
刘参谋进来：“彭总从广昌发来电报。”
博古接过看后，用俄语向李德报告。
“彭德怀提出广昌不能固守，主要是敌人军事装备好，又有飞机大炮支援，再死守广昌就要全军覆没，提出撤退。”
李德一听火了，将红蓝铅笔往桌子上一丢，两手激动地比划着，并用俄语说：“又一个‘右倾’主义者，要死守广昌，以堡垒对堡垒！我们没有飞机，可我们有坚强的革命意志！”
伍修权翻译成中文。
博古依然是那样的自信：“敌人要夺广昌，我们就一定要守广昌，要敌人在广昌败北！在江西首先实现胜利的革命目标！”
毛泽东进到独立房子，博古、李德见到毛泽东连招呼也不打。毛泽东也不理会这些，诚恳地告诫他们：“仗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不然，连老本都要输光的！”
博古顶了他一句：“你的任务是做政府工作。军事上的事，就不用再操心了。你不是身体不适吗？可以到上海疗养。”
李德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还可以去莫斯科休养。”
毛泽东心中明白他俩的用意，坚决地说：“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可以适应工作，如果你们认为我碍事，我可以到粤赣省去。”毛泽东讲完大步离开了独立房。
博古、李德望着毛泽东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李德卷起地图，像下了决心：“我们到广昌去指挥，也顺便看看代政治部主任顾作霖。”
在内外反对呼声很高的时候，博古、李德由刘伯承等人陪同，手里拿着竹棍，来到了广昌大街上。顾作霖也在其中，不过此时的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一直默默无言地跟随着。街上行人稀少，仅有的是红军战士和游击队的担架队，行色匆匆。刘伯承也是一言不发。可以看出，他心中有气。刚才也为广昌战役的决策同他们发生了冲突。
街道两边房屋的墙上，到处刷着标语：“为保卫广昌而战！”
“要么胜利，要么死去！”
“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为革命而战！”
“以牙还牙，拒敌人于国门之外！”
博古、李德看着标语，表情上出现了喜色。
刘伯承看到他们刚愎自用的样子，心中十分不快地说：“根据目前的情形看，我们同敌人死打硬拚，是断送革命的行为。”
博古听后，如同火上浇油，非常气愤，极为不满地说：“你是参谋长，有如此思想是很成问题的，在敌人面前害怕了吗？！”
蒋介石把他的嫡系部队陈诚的五纵、樊崧浦的三纵和刘兴的八纵，共11个师调到广昌以北的前线，足以说明他要在广昌同红军展开一场大决战。德国顾问赛克特不顾高龄，在陈诚、罗卓英陪同下来到了前沿阵地。赛克特看着错落有致的坚固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