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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着他也在暗想：“看得出他心中很苦闷，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也看得出，他的思想起了变化……”
俩人无声地继续走着。张闻天告诉他：“我同博古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发生了冲突，是关于广昌战斗的讨论。”
那是4月初的一天，在独立房子内，博古、李德、顾作霖、朱德、周恩来、项英等正在讨论广昌战斗，伍修权在一旁翻译。张闻天言词激烈地说：“广昌保卫战，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这是我们同敌人硬拚，搞阵地防御战的结果。如果不及时采取应有的措施，那就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
博古也动了情，指责张闻天说：“你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是十分危险的，你的思想也快滑到‘右倾’主义的边缘了！”
张闻天十分气愤地反驳：“你这是污蔑！不要拿大帽子压人，我们应该清醒地面对现实，不能闭着眼睛指挥打仗，现在是该清醒的时候了！”
朱德对张闻天的话既惊又喜。
博古还想说什么，他一抬头见在座的都盯着他，他把要说的话咽回肚子里。
会议出现了冷场，谁也不发言。
李德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都绷着脸。
顾作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说道：“我代政治部主任后，在广昌前线，亲眼目睹了敌我双方战斗的场面，我也感到我们的打法有问题，而且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
博古听后更是一惊：“你……”
顾作霖心情沉重地说：“想起以前的所作所为，我感到太幼稚了……”
张闻天自己认准的事，是非坚持不可的：“我再说一遍，仗再这样拚下去，高兴的是敌人！应该马上采取措施！”
张闻天想到此不由看看身边的毛泽东，毛泽东好像没有在意他的表情变化，仍在竹林中行走，走得很慢。
张闻天：“我们之间的矛盾在加深。有次博古找到我，说‘李德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他暗示我内部不要闹磨擦，当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这时，两个小和尚各担一担水从他们身边走过，落在后面的老和尚东能，向毛泽东、张闻天行佛教礼。毛泽东也照此还礼。
张闻天继续说：“由于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上，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小中央排挤出去的第一步。他们这是一箭双雕、既排挤了我，又架空了你。第二步再把我排挤出政府，好换别人来。派我去闽赣省做巡视工作，就是第二步。在背后批评我，攻击我，是常有的事。”
毛泽东听罢张闻天对他坦露的不满，没有表示什么。俩人又默默地向前走了一段路。毛泽东在心里说：“他们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乱扣帽子，无情打击。破坏了党的纪律。这哪里还有民主而言。”
张闻天又说：“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反对‘左’曲解为‘右’加以打击。我们党内好同志都惧怕他这一点，连我也是胆战心惊。战场上打得很激烈，可我们的后方斗争也很激烈，圈外人是不曾了解这一点的。”
毛泽东同张闻天长谈后，思绪万千，久久难平。云石山的夜，静谧而凉爽。
毛泽东伏在灯下，用毛笔在毛边黄纸上写下“建议”两个字，停下笔又陷入了矛盾的思索之中。
贺子珍一直立在他一边，注视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小毛毛在床上已熟睡。
毛泽东将“建议”二字涂掉，想了许久，又重新写上“建议”二字。
贺子珍终于忍不住了，劝说道：“我劝你不要劳神了，你的建议再好，他们不采纳又有什么作用。”
毛泽东也动了感情：“我还是政府主席，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局势到了非常严重的关头，我不能不讲。”
贺子珍：“上次的建议不是被打回来了吗？我劝你找一下周副主席和朱老总，如果他们俩支持你，事情就会好办多了。”
毛泽东：“我找他们谈过，他二人支持我的建议。”
贺子珍：“你再去找找，他们二人同意了，博古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站起身：“就依你之言。”
毛泽东到了朱德住处，刚好周恩来也在。三人都落了座。
朱德：“在目前看，江西这块地方是呆不住了，必须重新开辟一块根据地。”
周恩来：“目前，东征已失去了意义。”
朱德：“关键是失去了良机，没有利用好十九路军在福建的‘事变’。”
毛泽东一直听着他俩人的意见，没有先表示自己的意见。
朱德像是发现了什么：“润芝，你不是来找我们闲坐的吧？”
“是有事来找两位老总。”毛泽东最后深思熟虑地说：“我们不能再迟疑了。犹豫就等于死亡。我建议红军主力取高排，渡过濂江，经龙市西北，直下南康、崇义，越过湘赣边界的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来阳，越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员，以求突破国民党的封锁。”他俩人听后，都在认真的思考。周恩来像是下了决心：“我这就去找他们谈谈。”
李德、博古正在几张稿纸上写写划划，看见周恩来进来，一方面热情地让座，一方面把纸张翻了个面。周恩来已觉察到了他们的细微举动，不过他没在意。他把毛泽东的意见加上自己的见解，全盘向他们托出，最后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央应该考虑。无论如何，他指挥打仗还是有一套的。”
博古听后心中很不舒服，愠怒地打断了他的话：“关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我和李德同志已有了个意见，准备同你商量后执行。关于毛泽东同志，目前，于都还有事需要他去处理。”
周恩来大为震惊，憋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
21。病重于都
9月中旬，毛泽东要离开云石山到于都去了。陈昌奉、吴吉清、卫生员钟福昌、文书黄祖炎、伙夫、马夫等人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担着背着该带的东西，在寺门前等候出发。
这一天早晨，张闻天和早早特意赶来送行的傅连暲也在等候。第四次反“围剿”后，傅连暲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红军，并被任命为红军医院院长。
毛泽东同抱着小毛毛的贺子珍一起走出庙门。
“哦，都准备好了。闻天同志。”毛泽东握住张闻天的手。
张闻天依依不舍地握着毛泽东的手：“主席，要多保重。”
“你也要保重啊。”毛泽东说着又转向傅连暲：“傅院长，谢谢你。”
傅连暲很动情地说：“主席，你身体不好，要多保重。”
毛泽东握住傅连暲的手，使劲摇了摇，然后大步向前走了几步，又回头向贺子珍、张闻天、傅连暲招招手。
傅连暲拉住钟福昌，又叮嘱道：“到了毛主席身边，一定要细心谨慎，好好护理毛主席，决不可疏忽大意，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我帮助你解决。”
钟福昌嘴角挂着笑，一面点头一面说：“请院长放心，我一定护理好主席，并随时向你报告。”
张闻天、傅连暲、贺子珍抱着小毛毛向前走了几步，向毛泽东招招手。毛泽东要下山了，他站在下山的路口向送行的人招手告别。
送行的三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心态。傅连暲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贺子珍除担心他的身体外，还多了一层对他安全的担心。张闻天的担心，比他们还多一层。他知道博古和李德已有了大转移的意向，并且对走留人员也有了个初步的内定。
毛泽东是第一个要留下的人。大批红军撤走后，留少数游击队绝对是保不住苏区这块地方的，其处境是不难想象的。他还清楚博古和李德的用意，那就是撤职、批判还没有完全使他威信扫地，他们想通过蒋介石的手来实现想达到而没有达到的目的。当然，这种心机博古和李德是不会告诉人的，不过在行动上已有所表露。但是，不了解内情的人是看不出这一点的。他张闻天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考虑的是红军的前途，是整个苏区的前途，唯独没有考虑个人的前途。他心中也十分明白，红军快被他们拼掉了，苏区快被他们拼掉了，最后只有走逃跑这条路了。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只好来个大转移。走已成定局，只是迟早的问题。主力红军走很容易，但走后这里的人民怎么办？地方游击队怎么办？坚持在这里开展斗争的领导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不能不解决。他们已经为中国革命付出的东西太多了……没有他们，便没有红军的一切。他们再也经不起敌人的扫荡了。可面对现实，他们还要经受一次大的、还可以说是残酷的、甚至是有灭顶之灾的洗劫。为了苏区人民，为了这块土地，为了将来他必须下去做工作，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不管是送行的贺子珍、傅连暲、张闻天，还是要走的毛泽东，都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情感。也许，这一走就会成为永别。可他们又是乐观的，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毛泽东一行到了于都。于都南临贡水，是个傍水而筑的县城。
毛泽东一行十余人，由李富春带着来到城北门一条小巷深处的灰色建筑房前。这是一处有前后两进的院落，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任江西省省委书记的李富春专门为毛泽东腾出了房子。大家忙着整理东西。左耳房毛泽东住，中间房大一些，吴吉清他们住，右耳房是文书黄祖炎的住处。
毛泽东把李富春拉到一边，告诉他说：“富春，你安排一下，我们明天召开一个座谈会。”
李富春：“主席，你在路上走了两天，应该休息两天再说。”
毛泽东：“富春，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抓紧呐。”
李富春迟疑一下，还是应了下来：“好吧。明天我安排。”
毛泽东到于都后，一刻也没休息，忙着开座谈会，搞调查，找个别人谈话，常常是忙了一整天，晚上还要开夜车。有时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又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多日来高烧不退。
毛泽东病危的消息传到了云石山。这一天，张闻天在房内正在起草文件，一旁的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耳机，对方的声音很小，他大声问道：“你是哪里？于都，什么？毛主席病了！高烧不止，要派医生？你们等着，马上派人去。你是谁……”他放下电话，焦急地走了几个来回后，匆匆奔出住室，他想找人亲自去叫医生，结果一个人也没见到。他又回到屋里打电话，摇了好长时间才要通。他告诉对方，他要找傅连暲院长，有急事，请他立即到云石山来。
张闻天打过电话，心中仍不踏实，十分焦急的一会屋里一会屋外，在不停地走动。太阳已经被西部的山头挡住了半个脸，他还不住地向上山的山道上张望。正在他焦急难忍时，傅连暲匆匆大步来到云石山。
“什么事，这么急？”傅连暲边走边问。
张闻天上前拉住他小声地告诉他：“傅院长，你可来了。
毛主席病了。“
傅连暲十分惊讶，焦急地问：“主席病了？”
“是啊。病好几天了，高烧得很厉害，你看怎么办？”张闻天十分不放心。
傅连暲来不急多想，马上说：“我马上去。”
“这事就拜托你了。”张闻天抓住他的肩头，轻轻拍了两下。
傅连暲赶回医院，拿上药物和医疗器具，就骑马上路了。
山道上，月光下，快马驮着傅连暲在狂奔。傅连暲骑在马背上，浑身是汗，他不时擦着脸上的汗水。
毛泽东躺在床上，发着高烧。李富春、钟福昌、吴吉清守候在床前。钟福昌十分内疚地说：“李书记，我没尽到责任，对不起组织。”他说着眼中的泪珠直往下掉。李富春安慰他。
“小钟，这也不怪你。我已打电话告诉了张闻天同志，会派人来的。”
翌日一早，钟福昌就焦急地立在巷中张望，等候傅院长的到来。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还不见傅院长的身影，失望中带着焦急。他正想回身时，只见小巷口出现了傅连暲打马而来的身影。他一阵高兴，蹦跳着跑进院，大声嚷道：“傅院长来了，傅院长来了！”
旋即他又奔到门口，接住赶来的傅连暲，帮他取下药物背在身上一同进了院子。
李富春、吴吉清、陈昌奉迎出来，傅连暲第一句话就问：“主席在哪里？”
钟福昌一脸愁容：“在屋里。”
毛泽东躺在床铺上，额头上敷着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
傅连暲立在床前，望着毛泽东清瘦的脸。
毛泽东睁开眼睛，声音低微地说：“傅院长，你来了。”
傅连暲心中一阵难过：“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歉意地说：“又要麻烦你了。”
傅连暲见毛泽东精神疲劳，不能多说话，也不敢多问，打开药箱，取出体温计，放到毛泽东干裂的口中。
傅连暲焦急地等待着，众人也焦急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傅连暲从毛泽东口中取出体温计，看后大惊，但他极力保持镇静，给毛泽东检查胸部、背部。他取下听诊器，把钟福昌拉到屋外一旁，了解病情。这时吴吉清和文书黄祖炎也跟了出来。
吴吉清急问：“傅院长，主席的病怎样？”
“热度很高。”傅连暲转问钟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发的烧，吃过什么药？”
钟福昌如实回答他：“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
“还吃过什么东西？”
“三天来，仅喝过一点米汤。”
“有时昏迷吗？”
“不昏迷，就是头痛得厉害。”
傅连暲想了想，进到屋内。
傅连暲立在毛泽东床前，尽量把病情说得轻一些，并征求意见地说：“主席，经检查，您可能患了恶性疟疾。我准备给您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再服用奎宁丸。您看如何？”
毛泽东：“你是医生，我听你的。”
傅连暲给毛泽东打针后，为了让毛泽东休息，大家都退了出来。
傅连暲到了右厢房坐在为他铺好的床上。
黄祖炎放心地说：“你来了就好了。这几天，我们都急坏了。”
傅连暲也累了，他躺在床上说：“没有化验仪器，靠判断是没多大把握的。”
黄祖炎又问：“是疟疾吗？”
傅连暲：“恶性疟疾。”
傅连暲既像安慰他，又像安慰自己：“很快就会好的。”
过了一会，傅连暲心中放心不下，起身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已经安稳地睡去。傅连暲立在那里仔细听了听，呼吸很均匀，就踮着脚轻轻地退出来，并慢慢地把门关好，生怕惊醒了毛泽东。
已经到了后半夜。傅连暲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旁边床上的黄祖炎，也是翻来复去，弄得床板“咯咯”直响。
傅连暲望着屋顶，自己问自己：“毛主席不知道退烧了没有？我的判断不会错吧？药下的合适吧？”
传来了毛泽东的咳嗽声。傅连暲不放心地坐起来，走到毛泽东的住房，量过体温，告诉他说：“主席，退烧了，现在体温正常。”
“我自己也感觉好多了。”毛泽东说着坐了起来，接着下地走到没有油漆的桌前要工作。
傅连暲：“主席，你烧了六七天，又没有很好吃东西，身体还很虚弱，你必须卧床休息三天，三天！”
毛泽东望着傅连暲，严肃地说：“休息？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你知道形势很紧张。”
傅连暲：“正因为这样，主席才应更加保重身体，快速恢复体力。”
毛泽东见他担心地神色，笑了笑，安慰他道：“我好了，你放心吧！”
傅连暲是了解毛泽东的。他知道再讲也无益，只好悄悄退出来。
黄祖炎就在门外，他一见傅连暲出来，忙悄声问：“傅院长，主席的病好点了吗？”
傅连暲：“主席退烧了，体温正常。”
“太好了！”
黄祖炎高兴地跳了起来。
傅连暲怕影响毛泽东工作，将他拉到院子里。这时，吴吉清、陈昌奉、钟福昌都围了上来。
吴吉清特别兴奋地说：“傅院长，多亏你来了。我们大家都感谢你。”
傅连暲：“谢什么？治病是我的责职。主席身体刚好，就又工作了。”
钟福昌心疼地说：“前几天，主席已经病了，还一手支着头一手写东西呢！”
陈昌奉：“主席关心别人总胜过自己，他却没日没夜地工作，连钟福昌都改行了。”
傅连暲这才注意到钟福昌，背着驳壳枪，兼做起警卫员工作来了。
钟福昌说：“主席说自己‘身体不错，用不着护理，干点别的事吧。’因此，我就当起了警卫员。”
吴吉清：“傅院长，你应该劝劝主席，不要太劳累了。”
傅连暲深知主席的秉性，无可奈何地说：“劝也没有用。”
到了午饭时间，吴吉清双手端着江西出的土罐，放到傅连暲面前。此时傅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