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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庆起义军移驻开江后，立即进行整训，枪决了出卖前线的连长，整顿了军纪，使起义军官兵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志，加强了纪律，深得当地群众好评。
与此同时，泸州方面也受到多方敌人的压力，起义军首领多次派人赴中共四川地委，请求派刘伯承和政治工作人员到泸州去。此时，刘伯承已回到四川地委请示工作，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在一起召开军委会，决定派刘伯承、韩伯诚等十几名军政人员去泸州指挥革命军。
但此时，刘伯承在重庆也已受到刘湘派遣的反动分子的监视，为了躲开密探，刘伯承巧施“金蝉脱壳”之计，从容出走。一天清晨，一位头包青布帕子衣衫褴褛的挑粪人，穿过晨雾，来到浮图关刘伯承的家里。几分钟后，“挑粪人”又挑着满捅大粪出来，不慌不忙向着来的方向走去。这一切，被藏在附近的密探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毫无二致的挑粪人竟是他们严加监视的刘总指挥。
刘伯承来到泸州后，很快设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派政工人员向部队宣传革命思想，还创办了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并亲任校长，对各部队中的下级军官和有志青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与此同时，还对军饷问题实行公开公布，严禁克扣士兵军饷，改善官兵关系；他还推行政权建设，并运用政治力量解决当地财政问题。泸州本是富庶之地，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泛滥，弄得民不聊生。对此，刘伯承实行了军民兼顾、公平分配的原则，严禁军人把持税收、军饷不向民众摊派，并简化纳税手续。这些措施受到群众的称赞。当地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刘伯承、似天神。
忽然来到泸州城。
坏事变好事、坏人变好人。
四川军阀害百姓，匪梳兵篦害死人。
刘将军急急律令，赏罚严明面目新。
对人多和气，买卖更公平。
昨日兵民是仇敌，今日亲如一家人。
变得快！变得好！
从前滥军队，今朝革命军。
干革命，亲又亲。
功高望重刘将军。
人称小诸葛。
敢比诸葛强几分，赛过刘伯温。
起义军不断发展，犹入一把利剑，直插敌人胸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与此同时，刘湘也声称已于数月前接到蒋介石关于讨伐泸州的命令，并拼凑了川黔反革命联军近十万人开始围攻泸州。刘伯承坐镇泸州，就近讨伐刘湘以牵制川军东出援蒋。
泸州城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刘伯承利用当地条件，在通往泸州的咽喉龙透关修工事、设伏兵，在长江防线设置障碍，防敌登岸，又在城墙上安放草人和汽灯以迷惑敌人，致使强敌四十余日多次攻城未克。
刘伯承以两旅之师抗击十倍于己的强敌，但泸州城仍巍然屹立。起义军虽困守孤城，且无外援，又无补给，但军民齐心，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这是他们赖以克敌制胜的法宝。
这时，起义军内部的一些投机分子正在私下与敌人沟通。
以陈兰亭、皮光策为首的一少部分人经不住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竟准备以扣留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作为投降诚意的表现，在这危急关头，袁品文一再劝刘伯承等人先行出走。刘伯承审时度势，决定和一部分政工人员先行撤离。
五月十五日，在袁品文一连士兵护送下，刘伯承出龙透关，沿小路顺利通过了原旧友张仲铬的防地到达富顺。此时，意欲悬赏活捉刘伯承的军阀刘湘得知刘伯承潜出泸州的消息后，立即派旅长兰文彬跟踪追捕。刘伯承等人化装离开富顺，行经荣县地界时，与兰文彬相遇，刘伯承发觉后，急忙转入一个山间小路，等兰文彬发觉追赶时，刘伯承一行已经走远了。
摆脱犬鼻鹰眼的兰文彬后，刘伯承一行取道大足、达县入陕西，当他们行至柴阳县毛坝关附近的崎岖山道时，突然发现一只猛虎眼露凶光紧盯着他们。刘伯承沉着应付，叮嘱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喊叫，在老虎面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当他们登上停在附近河流的一条小船后，刘伯承回头拱手向老虎道：“老虎，真不错，这回没帮倒忙”，大家擦着脸上的冷汗，都忍不住笑了。
刘伯承虎口脱险，颇具神奇色彩，一直被当地人民做为神话传诵着，人们说：刘伯承使命未完，老虎怎会吃他？老虎是来护送刘伯承的。此后，刘伯承又闯过一道道险关到达汉口，找到党中央，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南昌起义。
2。4 “龙下凡”——巧渡金沙江
遵义会议后，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当时，从红军内部看，形势已有了根本的好转，但就整个形势来说，敌情仍十分严重，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五十多个团，四十余万人，开始合围中央红军。如果不摆脱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将难以保全红军。
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后，全部南渡乌江，进入云南，准备北渡金沙江入川。这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意图，天天派飞机在红军队伍上空转，并且命令金沙江北岸的部队全力以赴占领金沙江各渡口，封锁金沙江，其他围追红军的部队都向金沙江收拢。红军若不能尽快渡江，仍有被敌人压在这一带的危险。
情况紧急，中央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干部团抢占绞平渡。
但是，由于龙街渡江面太宽，加之有敌机低空骚扰，一军团无法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也因水流太急，渡江未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军从绞平渡渡江。
渡江任务全部压在了中央军委干部团的肩上，为便于指挥、万无一失，刘伯承亲自率领先遣队向绞平渡疾进。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先遣队到达了距绞平渡四五十里的村子里，部队一到，立即封锁消息，到村里了解敌情和绞平渡渡口的情况，开始，老乡们怕是敌军，都非常害怕，后来，当他们看到刘伯承和蔼可亲的样子时，觉得是同国民党兵不一样，才说了实话。原来，敌人估计红军要渡江北上，就把这一带的大小渡口都控制起来了，而且把南岸的船只都掳过江去，断绝了两岸的交通，还不时派侦探划船过来探查消息。
没有船只如何渡江？刘伯承又来到山庄背后由山上向四处眺望：只见金沙江气势磅礴，江水从深山峡谷里流出，流速很快，涉水？不行，架桥？也不行，唯有一条路、就是摆渡。可是，江上连一叶小舟也没有，怎么办？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当他带领前卫连来到渡口观察时，却发现江边停着两只小船，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估计这可能是敌军过江侦察情况的船。连长肖应棠命令部队隐蔽，派出一个侦察组了解情况，果然是敌侦察兵的船。但船上除了船夫并无他人，侦察员们走到江边，敌人的船夫以为是自己上岸的人侦察回来了，毫无反应，当前卫侦察员的枪口对准他的胸口时，才知道当了俘虏。
刘伯承从俘虏口中了解到绞平渡对岸的镇子上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另有一个管收税的厘金局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由于敌人还没估计到红军会这么快赶到，因此戒备不严。
刘伯承对干部团政委宋任穷说：“真是天赐良机。”
他果断命令前卫连：“迅速渡江。”
遵照命令，肖应棠带领先遣队两个排分乘两只小船向对岸划去，当船一登陆，敌哨兵以为是自己的船，根本没在意，结果成了红军的俘虏，接着，战斗很快在镇中展开，前卫连没费多大劲就解决了敌守兵和保安队，绞平渡完全控制在红军手中。
控制渡口的信号传到对岸，刘伯承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并亲自率领先遣队继续前进，为大部队提负警戒。同时，他还命令干部团沿北岸向东西两侧派出部队，一方面寻找船只，一方面准备阻止敌人可能从两侧的进攻。
当大部队到达江边时，干部团在群众的帮助下又从上游和下游收集了七条小船，为使渡江工作顺利进行，刘伯承亲自指挥渡江，并派人到附近村庄雇请和动员了一批内行船家帮助摆渡，渡江工作井然有序。
九条小船九天九夜，硬是把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渡过了金沙江，把几十万国民党部队远远甩在了后面。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渡过江后，面对金沙江，不由得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巧妙和组织渡江工作倍加赞赏，主席高兴地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来的。”在场的人听了主席的话都笑了。
在四川，人们都传说刘伯承是龙下凡。传说归传说，但刘伯承的神奇经历如他在战场上的神勇，却使许多人都相信这个传说。
2。5 死里逃生——与张国焘的斗争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红一方面军翻过雪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给两军的指战员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但是，这种高昂的战斗激情却随着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出现很快破灭了，刘伯承、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也在与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险遭不测。
1931年初，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进入了鄂豫皖根据地，不久，便担任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几年来，他完全主宰着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但是，懋功会议后，当他看到中央及中央红军的现状时，个人野心开始膨胀，这种膨胀驱使他产生了篡夺中央最高领导权的野心。
为了解决会师后的军事行动问题，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会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毛泽东北上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向川康边界南下，他的主张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对，刘伯承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出于对红军的负责态度，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以元老自居的张国焘，对政治局内反对的人十分恼恨，尤其象刘伯承这样一个非政治局委员也敢批评自己，简直象遭到了极大的污辱，难以容忍，但鉴于自己是极少数，他只有表面上同意了红军北上的意见。
两河口会议后，红军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全军先头部队一军团马上行动，按计划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很快接近了松藩附近的毛儿盖，经过战斗，击溃了胡宗南，很快占领了毛儿盖。
张国焘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举手赞成红军北上，但在执行上却一再玩弄花招，抑制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北上的方针。他还公然提出“谁有军队，谁就应该当领导”。甚至提出要“改组中央”，并提出了一大批名单，同时他还指使人以提意见为名，要挟中央，“如不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则无法北进，无法顺利灭敌”。
这些情况，中央已有觉察和预料，所以在两河口会议后，就派出了由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去帮助传达、贯彻两汉口会议精神，宣传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对此，张国焘非常恼火，他表面上欢迎中央慰问团，背地里却严格限制慰问团同广大官兵接触，把一些向中央慰问团反映情况的人隔离起来，甚至在慰问团到来前后杀害了个别了解他底细的人。
尽管如此，中央慰问团仍然了解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许多情况，为了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刘伯承等人一方面耐心地和张国焘协商迅速北上的问题，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情况。
在刘伯承等人的督促下，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北上。
四方面军刚刚接近毛儿盖，张国焘又以种种理由停止北进，并重新提出南下川康边界或西进退却的主张，党中央在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多月耐心等待张国焘率军北上，因此而错过时机，致使敌人已准备就绪、不断向北进逼。
在这种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还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左路军由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第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第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直接率领。
毛儿盖会议结束后，刘伯承立即随朱德一起部署左路部队的北进行动，但一心想着南下的张国焘以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行动为借口、迟迟不行动。
刘伯承对张国焘出尔反尔十分不满，但红军的组织纪律使他不能公开对抗红军总政委，于是，他根据朱德的指示，加紧制订部队的行动计划，说服张国焘，使他相信“草地是可以过得去的”。由于当时形势对左路军很不利，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向阿坝方向前进。
八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经过千辛万苦和重大牺牲走出了草地，这时，左路军已到阿坝，按原计划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却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以嗄曲河水上涨为由拒绝渡河，刘伯承为此亲自测试河水，想用事实说服张国焘，然而，张国焘却极不耐烦地说：“算啦、算啦，现在敌情我情都发生了变化，北进已经对我们很不利了。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部队应该回师南下的问题。”
张国焘的话，使朱德、刘伯承大吃一惊。他俩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不仅要停止左路军行动，而且还要把右路军和中央全部拉回，他们感到，分裂已不可避免。
此后，张国焘便加剧了分裂活动。他电告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要他挟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电报首先让在前敌指挥部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得到了，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主席。于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立即举行会议，当机立断，决定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
张国焘此时不仅置中央的劝告和命令于不顾，而且继续分裂党和红军，发布南下命令，并电告陈昌浩将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经草地带回。
刘伯承、朱德想方设法阻止张国焘南下，并拒绝制定南下作战计划，还不断向部队做工作，宣传北上的意义。张国焘对此极为恼火，他派人偷走刘伯承、朱德的马匹，并严密监视两人的行动，减少他们同外界的接触。由于刘伯承曾多次批评过张国焘，张国焘从一开始就对刘伯承恨之入骨，此时，更是蛮横地停止了刘伯承总参谋长应该行使的一切权利，连电报都不让他们看。
为了使刘伯承、朱德屈服，张国焘还召集一些所谓的党的活动分子开会斗争刘、朱二人。一天，张国焘向在座的党员干部做了动员后，一些人便吵吵闹闹的发言，有人问：“快说，你们为什么要坚持北上？”
朱德从容地说：“北上的决议我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拥护北上，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议。”
“别说了，我们现在要南下，你支持不支持？”
“我支持北上，但你们要南下，我也没办法……”
一时间骂声四起，这些人指着朱德大骂“老糊涂”、“老右派”。
此时，刘伯承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厉声喝道：“你们是在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
会场的矛头又一下对准了刘伯承：“你不用喊，你的罪状也不小。”
刘伯承从容地向大家分析局势，说明北上的意义和南下自投罗网的后果，一些人显然被打动。张国焘怕冷场，随即宣布散会。
不久，张国焘就公然成立“临时中央”、“中央军委”等非法组织，并凶相毕露地打电报给中央：“以后不准再用中央的命义”。同时，宣布南下。为了挽救张国焘，刘伯承、朱德等人忍辱负重随军南下，准备寻机再做工作。
为了进一步制造舆论，张国焘逼迫刘伯承、朱德发表反对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遭到刘伯承、朱德的严辞拒绝，并明确表示：“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北上是正确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