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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因此，继承和发扬“亲爱精诚”的革命精神，在祖国尚未统一的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团结合作”是黄埔精神的显著特点
黄埔军校之所以是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新”的最耀眼亮点，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校庆60周年时聂荣臻的题词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果实落到了新军阀手里。孙中山为了救国救民，继续奋斗，然而“他的活动渐渐地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正当孙中山进退两难的时候，国际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这使孙中山深受鼓舞。
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先后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给孙中山提出了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这个党要联合各界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二是要有革命武装，要建立军官学校；三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苏俄代表还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红军的规模、组织和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对此，孙中山极感兴趣。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给了孙中山以极大的影响。李大钊和孙中山讨论了“振兴中华”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建议和帮助表示欢迎。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重新创建革命事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他在1924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成为不断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各项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创办黄埔军校的精神支柱。黄埔精神，即是在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这一新情况下应运产生的。
黄埔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坚持贯彻了校总理孙中山当时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精神。这是黄埔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正因为如此，它才有着极强的感召力，“表现在国内外是怎样的伟大，怎样的普遍”。贯彻三大政策，国共两党亲密配合，共同致力振兴中华，这是当时许多有志青年投奔黄埔的初衷，也是真正的黄埔精神之所在。
国共两党密切合作的黄埔军校建立之初，这里是一块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可同时谈论的土地，校中的政治言论比较自由。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除了政治课所阅读的《三民主义浅说》、《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概论》这些小
郑洞国（前）等1978年6月在厦门前沿观察大小金门岛
册子之外，还有机会读到诸如《苏联研究》、《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原理》、《经济学大纲》、《中国职工运动》、《中国农民运动》这种政治色彩很红的书。
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黄埔军校首创崭新的革命制度，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赫赫战功，驰名中外。军校迅速发展成为体制健全、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革命武装组织，国共两党的许多著名人物都出身于该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先后在潮州、南宁、长沙、武汉又设立了4所分校。黄埔军校学生在国民革命时期前后招收了6期，其中毕业4期。第5期在大革命失败时即将毕业。这5期学生，大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成为军中的骨干力量。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里，黄埔军校荣获“国民革命中心”的崇高称号，领受了“东方红军”的灿烂锦旗，对推动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埔军校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年里，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共两党的真正合作。
国共两党在那时的合作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因而两党能从军校的筹建、开办到革命军的建立、东征与北伐，真诚团结，合作战斗，汗水、鲜血流在一起。当然，团结合作必须坚持国家
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颐和园会见黄埔校友。前排左起：李奇中、周恩来、陈赓、邵力子、张治中、郑洞国。中排左起：黄维、唐生明、覃异之、侯镜如、杜聿明、周振强。后排左起：王耀武、杨伯涛 、郑庭芨、周嘉彬、宋希濂。
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必须和包括国民党左派在内的一切进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与反对团结合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的极右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统一战线才能巩固。反之，只讲消极团结，忽视积极的斗争，甚至采取妥协退让、步步后退的政策，反动势力就会得势，统一战线就会遭到破坏，国家民族就会遭殃。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教训是深刻的。由于国民党右派背离了共同的目标，破坏了国共合作，从而改变了黄埔军校的性质和方向，使军校变成了培养反革命骨干的基地。当年同窗学友，战场上又兵戈相见，致使国共两党都受到损失。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但是孙中山所倡导的黄埔革命精神并没有泯灭。它由革命的黄埔生保持着，并在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继续发挥着革命的作用。反共内战时期，日军乘虚而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共产党人和革命的黄埔生高举团结抗日的革命大旗，推动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在民族危机前，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并肩战斗。黄埔出身的教员学生又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统一号召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抗战，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和平建国，但遗憾的是，在国家需要和平建设、同胞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蒋介石却撕毁了国共两党于1946年10月10日签订的和平建国协定。他过分相信军事解决问题，结果在他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第二年，就从大陆败退到台湾，致使台湾与大陆同胞骨肉分离。究其原因，是他背离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违背了“团结合作”的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的发展史证明，团结则兴，分裂则衰，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和永恒的规律。
4。“奋斗牺牲”是黄埔精神的朴素诠释
黄埔创校的方针，是培养牺牲个人一切的革命军人。“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这是矗立在黄埔军校校门前的一副对联，横批“革命者来”。奋斗，牺牲，在一代又一廖仲恺题词代的黄埔人心中扎根，是他们一生坚守的“黄埔精神”的最朴素诠释。
孙中山在1924年开学典礼上的演讲中说：“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做标准呢？简单地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里就是视死如归；以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后，便能够成仁取义。”黄埔军校师生官兵受这种教育与精神的熏陶，在平时奋力做事，竭尽职守，洁身自律；在作战中义无反顾，不怕牺牲，拼死战斗。
通过军校教育，新入校的黄埔生明白了“主义”的内容，明白了世界上血染的东西最珍贵，明白了什么是无我，什么是牺牲。死亡无处不在，但一些人的生，恰恰是另外一些人的死换来的，人在关键时候必须舍弃自己。
黄埔军校的课堂时刻连通着战场。从军校创办之初的东征、北伐到后来的抗日战争，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师生不胜枚举。每次战役，无不洒有黄埔师生的鲜血；每个战场，无不埋有黄埔师生的忠骨；每本战史，无不记载着黄埔师生的业绩。无数黄埔师生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不懈奋斗，勇于牺牲，铸就了这座军校的赫赫战功和声誉威名，也铸就了一段忠魂浩荡的鲜活历史。
在平定商团叛乱之战中，800名入学不到半年的黄埔学生初鸣啼声，3天时间便打得4000敌人全部缴械投降。商团反革命势力被消灭后，广州的政治形势有所缓和，但是革命政府尚未实现统一广东。当时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受英帝国主义和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唆使，阴谋周恩来为左权将军题写的墓碑袭击广州。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和统一广东，1925年2月国共两党共同组织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以军校教导团第1、第2团为主力，东征军从出师到攻取平山，“为时半月，驱敌数百里”。继而又以锐不可当之势光复潮安、汕头。在战斗中，黄埔健儿，奋勇拼搏，所向披靡。
棉湖战役中，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与10倍于己的精锐敌军相遇，军校全体官兵英勇顽强，不顾性命与敌相拼。校军因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全军政治方向明确，再加上平时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因而战斗力在战斗中发挥到最高程度，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虽然损失极大，仍严守命令。这次战役，教1团死伤半数以上。以3营为例：营党代表、副营长阵亡；3个连长，2死1伤；9位排长中，7人阵亡，1人负伤；士兵共385人，战后仅剩110人。虽然有这样大的伤亡，但3营阵线却始终未动，勇克敌军劲旅。仅从这些牺牲数字，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教1团将士之英勇，时人称奇。
攻打潮安城时，学生军只有12人冲入城内，吓跑了驻在城内的洪兆鳞部守军。打淡水时，学生军争先恐后，不知道什么是生死。一个士兵身临城下，敌人在城上俯射，将这位士兵的军帽打掉，但他毫不畏惧，“从容地反将敌人打死”。他们中，有的头被敌人打伤了，就“用自己的手巾裹着血头，仍奋勇登城”。共产党员刘畴西身负重伤，战后截去左臂。蒋先云总结这次东征的情况时说：“我校教导团的士兵，受训练最久的，也不过六七个月……可是‘革命军’3个字，早已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身上没有半文钱，沿途不敢侵犯乡民一草一木”。他们在战斗中“个个不怕死”，“这种精神，亦就是平日主义训练的结晶”。由此可见，具备了“黄埔精神”的校军，作战时勇往直前，是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关键。
朱德为左权将军题写的悼词第二次东征从1925年10月初开始，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彻底打垮了以陈炯明为首的军阀，收复东江，实现了广东的统一。周恩来在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黄埔军校建立之前，“虽有20余万粤、湘、滇等军，与陈炯明等部酣战于东江、西江、北江、南路各地，而胜负不决”。黄埔军校建立后，仅以黄埔生为骨干成立了两个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黄埔生李奇中也以赞扬的语言说：“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次战斗中，黄埔军确实发挥了黄埔精神，取得了革命的光荣称号。”两次东征，黄埔师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全歼陈炯明叛军，而且对百姓秋毫无犯，赢得了广泛地支持。
北伐战争时，革命的黄埔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乘胜前进。他们作为北伐军的核心力量，对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起着重要的作用。如第4军独立团，营、连长多数是黄埔军校第1、第2期毕业生，其中有许多基层指挥员是共产党人。他们既是指挥员、战斗员，同时又是宣传员。为了统一中国，他们冲杀在前，起到了先锋和模范作用。因而“不及半载，迭克名城，会师武汉，其奋斗勇敢之精神，至可钦佩”。又如第1军第2师第6团的营、连长，他们中多数是黄埔军校第1、第2期毕业生。他们与叶挺独立团并肩作战，互策互励，格外奋勇。在攻打武昌，推荐敢死队队长时，黄埔出身的连长，都纷纷报名，他们分别带领敢死队队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争先登城。有位队长在登上两丈高的城墙时，被敌人打了下来，他爬起来，立即以备用云梯爬在前头，指挥作战。在他们的带领下，攻城官兵精神抖擞，英勇杀敌，视死如归。在叶挺独立师任团长的共产党员蒋先云，作战中负了伤，坐着担架还在指挥，牺牲时年仅25岁。这些有“革命军的特色”的黄埔健儿，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黄埔军校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给黄埔革命精神增添了光彩。
由于这些出身黄埔的精兵强将在北伐战争中起着模范和骨干作用，他们“为民众求解放”的革命行动，赢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其奋斗勇敢之精神，至可钦佩”。因而北伐军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饮马长江，扫荡中原，歼灭吴佩孚、孙传芳数十万大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黄埔之名，盛极一时。吴佩孚曾哀叹，自己的军队是“不怕死”，而黄埔军是“不知死”，“胜败之分，就在于此”。
黄埔第4期毕业生陈毅安烈士“杀尽敌人方罢手，完成革命始回头。”这是当年黄埔军校墙壁上的一幅大标语。黄埔军校师生的勇于牺牲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而且这种牺牲不仅是在战场上，包括家庭、亲情和爱情。陈毅安，中共党员，湖南湘阴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先编入炮兵，后在经理科学习，9月毕业。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给他当时在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未婚妻李志强写过很多信，把自己当时在军校的状况告诉李志强。陈毅安为了革命，一再推迟婚期，与李志强通信长达8年才结婚。在这些书信中，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个真正革命者高尚的情操，为了革命宁可舍弃自己的爱情，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1930年，陈毅安任红3军团第8军第1纵队队长，在率队参加长沙战役时壮烈牺牲。1958年，彭德怀元帅亲笔为陈毅安题词：“生为人民，生得伟大；死为人民，死得光荣。”
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黄埔师生再次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在8年抗战中，国共两党黄埔师生几乎无役不从。史料记载，在抗战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有200多名黄埔生担任师长以上军职，指挥全国三分之二的精锐之师，在全国各战场上抗击或抵御日本侵略者。由黄埔师生统领的国民党中央军以及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力军。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黄埔军校师生是中国的灵魂人物。中国军队发扬黄埔精神，无数黄埔学生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
台湾八旬老人王鼎钧在《从八年抗战念黄埔先进》一文中写道：“军事为庶政之父，有黄埔军校才有国民革命军，才有北伐统一，才有以后的十年建设，史家称为‘黄金十年’，中国人这才建立了民族自信心……如果没有黄埔军校，真不知道日本军队打进来以后弄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中国人的生命变成什么样子。黄埔精神产生这样的军官，有这样的军官才有这样的士兵，才有8年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才没做亡国奴。”（2005年7月12日《参考消息》）
1933年3月，日军先头部队由东北长驱直入，一直深入到热河境内的长城脚下。蒋介石迫于战局和舆论压力，急调中央军增援长城前线。先后奉调的第107军3个师，军官几乎全是黄埔生。第2师师长黄杰、旅长郑洞国，第25师师长关麟徵、副师长杜聿明，第81师师长刘戡，全是黄埔一期生。黄埔名将戴安澜、王润波、郑庭笈、覃异黄埔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时任淞沪前线总指挥。之、罗奇等人，都参加了这次战役。这3个师在长城一线，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激战了两个月，古北口一带所有的高地都化作了焦土，共有170多名黄埔生的忠魂长眠于长城脚下。
赵尚志，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生，从1932年开始到1942年牺牲，他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本侵略军和汉奸卖国贼周旋鏖战了10年，经历了常人不可想像的困难，也经历了常人不可想像的磨难。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仅8个月，24岁的共产党员赵尚志担任了“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一到任，立即着手组织动员各路各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