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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辞去军校筹备委员长职务后，擅自离开广州，跑到上海消极对抗。他给廖仲恺的信中托词说明他为什么要离广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对孙中山的政绩不满，二是对廖仲恺的财政不满，三是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不信任。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委托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明言他想当这个校长。
孙中山在蒋介石的辞职书上批复：“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为了不影响军校筹备工作的进程，2月23日，孙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恺兼理筹委会委员长之职，同时邀请邓演达、叶剑英等一道办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恺忠心耿耿，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同时竭力催促蒋介石回广州复职。孙中山后又电催蒋介石回粤复职，责问：“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廖仲恺也电催蒋介石南归，责令“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3月14日，蒋介石复函廖仲恺，表示不相信国共始终合作。对蒋介石的如此要挟，孙中山和廖仲恺仍是苦口婆心地劝说，3月16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孙总理勉励同志文》，再次阐述联俄、联共的必要性。
为了切实做好招生工作，孙中山指示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仍公布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等9人为委员，经孙中山批准于3月21日成立。因当时蒋介石离职，指定李济深为代理委员长。
军校筹备工作日益繁忙，蒋介石却逍遥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这一期间，廖仲恺连日电催蒋介石南归，3月26日询问：“归否？俾得自决。”表示作最后通知。3月30日蒋介石致电廖仲恺，借口怀疑军校经费不足，黄埔军校校党代表廖仲恺表示对军校失去信心。廖仲恺复电表示，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学，惟请即来。然而，蒋介石未达目的，哪肯罢休，仍以种种理由不归，暗中也在四处探听孙中山对校长一职的安排。为了革命大业，孙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许崇智专程到奉化劝说蒋介石回校，并说明如果蒋介石再不回广州，军校之责就只好另请别人了。4月21日，蒋介石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凶多吉少的情况下，他这才重返广州。
蒋介石回广州后，在未正式下达校长命令前，仍是对筹委会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当时，筹措办校经费是一大困难，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质问廖仲恺：军校费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恺为使蒋放心，对他说：“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实际上，从筹备到办校，廖仲恺为解决军校经费问题，常常不得不以极大耐心同控制了广东财政收入的西南军阀交涉，甚至要跑到杨希闵的鸦片烟床前耐心做工作，才能够从他们霸占的税收中得到一点拨款。廖仲恺扶持军校的苦心，使师生深为感动，誉称他为“黄埔慈母”。同时参与军校筹备工作的叶剑英后来就此事评价说：“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1956年11月10日《文汇报》）
蒋介石不顾大局，闹个人意见，孙中山欲想换人，但权衡之下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于是想出了一个妥协而又明智的巧妙办法：决定让出校长一职给蒋介石，另设军校总理一职由自己亲任，仍位驾于校长之上，并设校党代表由廖仲恺担任，以制约校长。5月3日，签署了“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任命；5月9日，签署了“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的任命。
筹备处自2月6日成立，至5月9日本校开课，军校办事机构在黄埔岛正式开张，南堤筹委会改为军校驻省办事处。筹委会历时3个月，共召开筹备会议32次。这一时期，蒋介石在筹委会仅工作了很短的时筹办军官学校的报道间，许多重大事情是廖仲恺负责筹划的。然而，蒋介石却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这里面既有蒋介石的投机成分在内，也是由多种因素组合造成的这一历史必然。首先是国民党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先期要求出使苏俄，造成了先入为主、舍其无人的态势，从而迫使孙中山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
孙中山对黄埔军校十分重视，他作为军校总理与校长、党代表3人组成校本部，这是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校本部之下，除原设5个部外，为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决定增设政治部。另设教官室主管战术训练工作。后又增设教育长一职。建校之初，政治部以戴季陶为主任，张申府（当时是共产党员）为副主任；教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兼总队长；教授部以王伯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管理部以林振雄为主任；军需部以周骏彦为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军医部以宋荣昌为主任，李其芳为副主任；以何应钦为战术总教官。教育长则先后由胡谦、王伯龄、何应钦、邓演达等担任。后又增设参谋处，以钱大钧为处长。
黄埔军校以造就革命军干部为目的，所以教练部特别注意各级官长的人选，以作为学生的楷模。筹委会规定，凡是由各方举荐的人员，先填写履历表，再经过详细考察，然后任用。3月24日，军校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内举行下级干部考试，对各方举荐人员严格考察。各学生队分队长、副分队长则从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和西江讲武堂毕业生中挑选。筹委会负责人在对下级干部考试中讲话，赞扬他们来校为党牺牲的决心，要求本校教职员必须明了党纪、军纪及自己的地位和责任。建校筹备工作至4月1日基本结束。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创办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在蒋介石访苏期间，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创办军校的问题，并让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廖仲恺等人负责筹办。国民党“一大”闭幕后，鲍罗廷随即将首批苏联军事顾问推荐给孙中山，帮助规划黄埔军校。苏联又应孙中山的要求，为黄埔军校派来了以切列潘诺夫为组长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还给军校赠送了武器和经费。随后，苏联又派遣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将军率领4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在黄埔军校工作。苏联顾问的工作中心就是创建黄埔军校，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创建军校作出了贡献。这是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能在短期内收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埔军校宣告成立后，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由于经费拮据，武器奇缺，孙中山曾批准发给黄埔军校300支毛瑟枪，但兵工厂最初只能发给30支，勉强够卫兵放哨用。这时，苏联政府给予慷慨援助，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施以无偿支援，帮助黄埔军校渡过难关。据统计，第一次拨交学校开办费10万卢布，同年，又给广东政府45万卢布，作为编练新军的费用，苏联先后无条件地拨交黄埔军校的开办经费共达250万卢布。第一次运给军校的枪8000多支，子弹400多万发，以后逐年增加。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支，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派来了由军事政治干部组成的顾问运送武器的苏联水兵和黄埔师生举行联欢团协助军校工作。先后来黄埔军校担任顾问的有：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军事总顾问加伦，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礼别列夫，炮兵顾问加列里，工兵顾问互林，政治顾问喀拉觉夫等人。
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的影响，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黄埔军校显著的教育成绩，是与苏联顾问在教学实践中的帮助分不开的。他们帮助制定教学计划，提供苏联红军最新资料，修订各科教程，在教学中亲自示范和教练，为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提供了保障。
在参照苏联模式后，军校以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军事政治人才。为此，国共两党对该校都极为重视，皆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孙中山亲自兼任校总理，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正是孙中山试图通过黄埔师生为纽带，团结两党共同革命的写照。
黄埔军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从黄埔军校开设的政治课中，也可看出深受苏联的影响。在苏联顾问的直接参与下，军校开办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生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
第一期黄埔生开考
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各地有志青年报考十分踊跃。因为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军事学校，招考的第1期学生多采用秘密招生方式。为了保证学生政治质量，每一名学生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当时除在广州可以公开进行招生外，其余各省因都在军阀统治下，不能在这些地区公开招生，因之委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各省代表回原籍后代为秘密物色选拔考生来校应考。
由于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发出第7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预备在将来参加军人运动。共产党人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1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恽代英负责上海的招生工作。
考试是严格的，标准要求也很高。报考者一般要经过3关，第一步是
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
基本程序是，全国19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
1924年2月；黄埔军校筹备处公布的下级干部复试名单。
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如当时毛泽东即在上海负责复试工作，复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军队也是如此，东路军总部及其所辖各部队之下的军官数十人报考军校，东路军总部为慎重起见，先在本部预考，合格者再送军校复试。从总体上看，报考青年的文化水准也比较高，约有1/3是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报考人数至3月27日已达1200余人，超过计划招生人数3倍多。
在报考军校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有鱼目混珠者。有些人把报考军校作为追名逐利的捷径，想通过不正当办法进入军校。为保证学生质量，军校试验委员会于4月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公开启事，谢绝各方推荐函件，郑重声明坚决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新生。
3月27日，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试场，举行第1期新生入学考试。第一门考作文，题目是要求考生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试。参加考试的学生共1200余人，3天试毕，因考生学识较佳者颇多，故酌量多取。4月28日发榜，经严格考试，第1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还有说360人或372人），备取生120人（黄埔一期生徐向前还有说117人或100余人）。在第1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近60人，占学生总数的1/8。
当时负责筹建军校和招生工作的张申府回忆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孙中山请来几名苏联教官作为军事顾问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他们中间有人讲英语、德语，由我给校长蒋介石当翻译。那时我一面在广东大学教书，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具体负责第1期学生的报名、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并负责安排课程表。不久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招生简章在报上登出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学生十分踊跃。初试合格的各地学生需要到广州再通过复试才能最后被录取。第1期学生的试题，是我同几位苏联顾问事先商定的。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我主要负责学生的口试，同时还兼管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
徐向前（象谦）投考黄埔军校，是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招生简章》。这个因为在学堂上大讲雪耻救国故事而被迫辞职的小学教师，从此立下宏愿，要到黄埔军校去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悄悄约上几个同乡白龙亭、孔昭林、赵荣忠、郭树棫等，从山西来到上海，在环龙路一号进行了初考，被录取后，又从上海直奔广州。
出身书香门第的杜聿明和他的要好同学阎揆要（阎奎耀）、关麟徵、张耀明等，也是从《新青年》杂志上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的，便从陕西匆匆赶来。然而，考期已过，多亏了陕西同乡、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举黄埔一期生，时任师长的宋希濂。荐，才获准补考。否则，在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方阵里就会少一位阎揆要中将；在后来的长城抗战中，国民革命军里也就少了一位关麟徵师长，昆仑关大战则会少了一位杜聿明军长。
陈赓、宋希濂等报考黄埔军校，则是属于现代职场中的“跳槽”行为。他们原先报考的是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主办的“湘军讲武堂”，被录取后于1924年1月到广州入校学习。3月，当黄埔军校招生的布告贴出后，陈赓、宋希濂等在沿珠江长堤散步时看到了《招生简章》，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一面仔细地研读，一面在心中琢磨：“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陈赓《我的自传》，见《陈赓日记》，第229页）他们当即议定：退出讲武学校，报考黄埔。陈赓、宋希濂在入学考试后被顺利录取。他们的这一行动，也带动了原讲武学校的其他学生如左权等坚决要求转学到黄埔军校，由此有了半年后的集体大“跳槽”，原讲武学校停办，却为黄埔军校多增了150多名学生。
在第1期考生中，以后成为著名将领的胡宗南则是哭进黄埔军校的。胡出生于浙东宁波镇海陈华埔朱家塘村一户小药店主之家，聪慧好学，读小学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毕业，读中学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窘迫，他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被迫回到孝丰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除教书外，他把大多数时间用来阅读古代史学名著，了解天下大事。1921年暑假，他游历了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随后他便断言10年后，中日必然发生战争，恰好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凭他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他在黄埔军校读书时被公认为“预言家”。
广东黄埔军校在上海秘密招生时，胡宗南决心报名投考。黄埔军校在华南国民党控制地区是公开招生的，但是在北洋政府控制的地区只能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地下秘密主持进行。先是在上海初试，合格者再去广东复试。上海初试的主考官是毛泽东。胡宗南十分容易地通过了初试，然后发给路费。学生们分期分批被秘密送往广东。
广东的复试特别严格，首先是资格审查，按照黄埔军校《招生简章》第4条第1项规定，投考者“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内”，而胡宗南当时已经是29岁，根本就不符合条件，但可以在报名册上做一下手脚。接下来便是按照黄埔军校《招生简章》第5条的规定，进行身高、肺活量、视力、听力、体重等项的检查，军校考试委员会把身高放在了体检的第一位。
考官先让考生排成一队，这一下胡宗南的身高弱势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长长的队伍里，他这个不足1。60米的个子差不多比别人矮了一头还多，身体又较弱。考官当即把胡从队伍里拉了出来，并且毫不客气地说：“你根本不是当兵的材料。”这也就是说，胡宗南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黄埔一期生胡宗南这一结果对胡宗南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他看着教官那张严肃的脸，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再想到自己有家不可回，上海的生意又欠债累累，就放声大哭起来。举目无亲，找不出一个朋友或熟悉的人来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