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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儿还有水！”
“是啊，可是水压在下降，最好不要冲厕所！”
他似乎还是幸运的，总算能做点什么事儿。一个小伙子碰巧听到了他的警告， 便顺着走廊跑了起来，边跑边喊：“不要冲厕所，把水省下来，水要停了！”
“只要我们还有水，我们就多少放心点儿。”有一个声音说，“说不定要持续好几天呢。”
我和那个穿晨衣的人跟一群小伙子站在一起，人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到床上去躺下，等到明天。”他在圈子中间说，“到了白天情况就不会这么糟了。”
“我早就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一切就要崩溃。”有人说，“它不会有好结果，太多的计算机，太多的电子，太多了，多得人们都弄不明白了。现在好啦，您看看吧。”他指着应急灯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实用技术，一开开关它就亮了，这很灵。自给自足，随手可用，其它的一切都是魔鬼。这灯能用多长时间呢？”
“几个小时。”那个男人说，“大概可以用到明天黎明吧。我现在回去睡了，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门开着，我把灯留在那儿，这样大家都会有一点儿光亮。”
“谢谢。”圈子里有一个人说，其余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
“要不要有人看着这盏灯？我是说，别的楼层会不会……”有人问。
“也许我们该把自己武装起来。”另外一个人说。听他的口气，他说的是真心话。
我慢慢地向我的房门走去，我再也不能听别人对这场大灾难的唠叨了，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渐渐地，走廊上的人也各自回他们的房间去了，走廊里变得空荡荡的。可是各个房间的门都开着，有的用椅子，有的用废纸篓顶着，也有用坐垫或是单只鞋挡着的。我的手还一直拿着那支蜡烛，我又把它点着，好让房间里也有一点点光亮。
原来坐在我房间里的人也都走了，只有坐在窗边的一位女士还趴在窗台上。
“您住在这儿，是吗？”她问。
“是啊。”我说着，把蜡烛立在桌子上，“您就隔一个门，对吗？”
她点点头，“我把自己关在外面了，我吓得慌了神，门就在我身后关上了，我真害怕。”
“没关系，您可以留在这儿，等电来了再说。”我安慰她。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单薄的人，看上去很脆弱，像个小布娃娃。像布娃娃那样的头上留着剪得很短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很黑，露出受了惊吓的眼神。两只手的手指不停地互相搓着，在指缝和指骨节上不停地抓呀，擦呀，指甲都快抠进肉里去了。
我坐下来，脸朝着她，就像下棋一样，下“伙计你别生气”棋或是强手棋。好长时间没下棋了，最后一次是和诺拉下的。蜡烛就立在我们两个之间。
“您用不着害怕。”我又说，“不过是停电事故，很快就过去了。”
“说起来轻松。”她轻声说。
寂静蔓延开来，房间里，个人通讯机的黑洞洞的屏幕瞪着空空的、无神的眼睛，了不起的戈尔斯也闭上了嘴巴，屏幕上也没有了母亲喋喋不休的唠叨。屏幕的一角也没有了鲜花商人“重要消息，请速收看”的提示，或是沃维森西１区的菲亚特公司代表的同类提示。寂静布满了整个房间，延伸到各个角落，它就像甜粥童话里的粥那样正在变得越来越多，铺得越来越大。要是我能对她说什么，那我要说，我在想着莉迪娅，盼着她给我说点儿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您就是那个听音乐的吗？”我终于说了话。
她慢慢地转过头，不明白我的意思。
“您的音乐，您总是在放音乐。我在这儿听到您的低音嘭嘭地响，我就知道您什么时候在家。”
“上帝保佑，实在对不起。”她慢慢地说，“我并没有想打扰您，您为什么从来不抱怨呢？您只要过来说一下就行了。”
“不，不，”我说，“已经习惯了，我并没有不愉快，而是相反，那就像一个生命的记号，您懂吗？它让我知道，在这个小屋子之外还有别的人。”
“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害怕吗？”她问。
我耸耸肩，“害怕？我不知道。也许那就是害怕，我必须承认，那并不给我什么快乐。”
“我总是害怕，”她小声说，“它伤害着我的身体。”
“您叫什么？”
“诺拉，诺拉·洛贝娜。”
“什么？您真的叫诺拉？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很少有的名字。”
她摇摇头，“那是爱尔兰人的名字，我的祖父是爱尔兰人，这个名字叫起来像是个幸运儿、圣诞儿，或是这一类的，这名字并不稀罕。”
“噢，是啊。”我说，“我也认识一个叫诺拉的，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也叫诺拉，也是爱尔兰人，是个幸运儿，是您说的，对吗？”
“反正是这样。我总觉得它是玩世不恭的意思，我可不是幸运儿，无论怎样也不是。”
我站起来，灌下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她不想喝酒，绝对不想喝酒，她更希望喝一杯咖啡。哎呀，现在可没有电呀，可是我有雀巢咖啡，她感动了，因为她是真的想喝，反正不能睡觉，一杯用水管里放出来的不冷不热的温水冲的咖啡也不错。
当我又回到沙发上坐下时，她的眼睛已经闭上了。我在她的腿上盖了一条毯子，她的腿已经开始变冷了，然后我坐到另一张沙发上，注视着她。
六个月来只有音乐的撞击声透过墙来，那是她恐惧的心的搏动，那是为一个瘦小、胆怯的女人有节奏地摇动着的摇篮。她有一张布娃娃的脸和火柴杆一样的黑头发。诺拉，这是我生活中的第二个诺拉，关在一个二十七点五平方米的单身牢房里，可以远眺森林、草地和人工天鹅湖。
三点刚过，还是没有电，从我的房间到走廊的门仍然开着，自来水只能流出一根细细的水柱。个人通讯机的屏幕还是一片漆黑。
在走廊的外面，我可以想像地平线上已是晨曦微露，早晨就要到来了。天要亮了，要有光亮了，光亮就是开始。
我被身边窸窸率窣的声音惊醒了，我发现自己在沙发上，面对着这位女士，她把杯子放到桌子上时弄出的声音太响了。
“天要亮了！”她说。
诺拉。停电。我把数据中心炸毁了，我把沃维森弄瘫痪了。这座房子倒是没有着火，这个女人叫诺拉，她很害怕。在外面，天快要亮了。
“到现在还没有电。”她说，“我可以留在这儿吗？”
我点点头。在过了这样的夜晚之后我不想谈论早晨。
她又从她的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雀巢咖啡，它过了夜已经凉了，走味了。我觉得喉咙里堵得慌，就站了起来，指指她的杯子。
“我去换点儿新的吧？”我说。
她摇摇头，“还没有电呢。”
我点点头，拿了她的杯子。
“还是没有来电。”她第三次这样说，“您煮不了咖啡，您不明白吗？”
我又坐下了，她是对的，当然啦，没有电。
“牛奶？”我问。她点点头。
冰箱里黑乎乎的，很暖和，牛奶变酸和桃子腐烂的异味从里面不断地涌出来，然后向下扑去，在我光着的脚上留下一种湿乎乎的腐烂的感觉。
“您做什么工作？”我问。因为我想到，从表上的时间，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我又想到了我在数据中心的工作，想到了我的来访者诺拉，最后，她做什么工作的问题就跳了出来，我并不真的感兴趣。
她没有听见我的话，大概我是在冰箱里问的。
“不要在冰箱里问话！”这是母亲说的。
每当我找啤酒或是奶酪找不着的时候，母亲就会说：“不要在冰箱里提问题，否则我听不清你说什么。”她在慕尼黑有电吗？我把多少地方弄瘫痪了？她也许正坐在沙发上为自己担心，可她的儿子现在正处在混乱之中，到处是火光冲天。我可以想像昨天夜里的新闻图片。它会不会造成伤害？或者死亡？我是不是杀了人？
“您做什么工作——诺拉？”这个名字在我的舌头上就像一个胆小鬼，它应该跳出来，我必须用力，用全部力量才能把它挤出来，可它还是这样抵抗着。诺拉这个名字，对着一张陌生的脸。
“我靠救济生活。”她惶恐地说，“我失业了。”
“您整天都在这儿吗？”
她点点头，“大部分时间，是的。我原来是售货员，可是我受不了那份工作，您知道，整天人们围在我身边，空气都往下沉。我原来在市中心，在繁华地段，您认识那地方吗？那里没有窗子，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我受到太多的损害，总是生病。后来我出来了，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人再给我一份工作。肯定在什么地方储存着信息，说我有太多的病。”
再也不会了，我静静地想。它过去储存了邻居诺拉，可是它现在已经都被抹去了。我，图波尔·博特，我亲自想办法把它抹掉了。我们全都穿着洁白无暇的衬衣，再也没有人认识你的邻居诺拉，把你的π卡扔掉，因为你再也不叫什么１２３４５６７ＸＹＺ了，你又叫诺拉了，并且将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有时给我那种坐在屏幕前的工作，可我不能长时间看着屏幕，那样会让我变瞎的。我说，我干不了那活儿，可他们说，这是拒绝工作，给我的报酬更少了。您能在屏幕前呆呆地看上一整天吗？”
“没问题。”我说。
她耸耸肩。
这不是恰当的做法，我不能在早晨作这种诊疗交谈。这个女人需要的是同情，图波尔。她那样做不是要惹你生气，她说得这么多，是要把心里的东西倒出来，你难道不懂吗？不，我懂，不过我有别的问题，我刚刚把世界都炸毁了，可我还不知道爆炸声有多大呢。
“您还没有结婚吧？还是已经结了婚？”她问，可立刻又自己作了回答，“不，没结婚，当然没结婚，在这些房子里住的人都是不结婚的。我有一次听人家说，他们要把所有的单身都弄到一块儿，这样我们可以更快地认识。真是胡说八道，不是吗？自从您住到这儿来，您认识哪个人了吗？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吧？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快两年了，可在我看来已经有千百年了。有时候我给汉堡打打电话，给一个女友打。她认为这是我的单身牢房，开头我总是笑，可是慢慢地我懂了。您去过汉堡吗？我是从那儿来的。我在那儿结了婚，说实话吧，时间不长，就三年，他现在还一直住在那儿，我们有时候也打个电话，我们……”
“我在这个城市的另一边有一个女友。”我说。
她停止了她的叙述。
“这多好。”
我突然浑身发冷，“她有一个孩子，那孩子在监护站，他需要动手术。”
“他得了什么病？很严重吗？”
“他刚要做手术，可是停电了。”
她惊愕地紧紧盯着我。她明白了我几秒钟之前刚刚意识到的事情。
“那儿肯定有应急供电，是吗？”
“是的，”我说，“我想过了，我希望他们有。”
我喝了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它一整夜都放在桌子上。我已经不能挽回任何东西了，我的罪过意识深深地钻进了我的心里，像肾上腺素穿过我的全身和四肢，使我坐立不安，要让我猛地弹起来，奔跑回去，让一切不曾发生，使那一切愚蠢的举动、可怕的愚蠢的举动统统不曾发生。
诺拉，我的女邻居，这个思路开阔、健谈难缠的人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她从她的前夫讲到汉堡，讲到易北河的气候，讲到她可以眺望到内城的房子，突然她又停住了。
“您听！”她说。
我屏住气，听到一种轻轻的咝咝声，然后是嗡嗡的声音，忽然，从半开着的冰箱门里漏出了灯光。
“电又来啦！”她喊着。
就在这时，我房间里的扬声器开始咔咔地响，不是那种我听惯了的低沉的声音，而是一种很少听见的、叫人头皮发麻的吱吱啦啦的计算机的声音。就像邻居诺拉唠叨了整整半夜，扬声器也突然大段地演讲起来：“注意！紧急情况！请您留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早上好，博特夫人！检查进入资格，密码不符！现在是十七点五十二分，您好，博特先生！请您自己指示可能的出口路线，关上所有的门窗！”
诺拉惊慌得不知所措，她想把门关上。
“等一下！”我喊住她，“计算机发了昏，它在胡说八道！”
“可它不是说紧急情况吗？”
“它连正确的时间都不知道，现在不是十七点，它已经掉了半个脑袋，它还想用另外半个脑袋说话，您忘了吗？”
计算机的重新通报现在变得有点正规了：“你们好，博特夫人，博特先生，现在是十七点五十三分，请检查你们的进入资格，你们的密码不相符。”偶尔也发生中断，“请您不要使用电梯，请使用应急出口楼梯。”
走廊上又开始活跃起来，人们一忽儿兴高采烈，一忽儿又愁眉苦脸，在走廊上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有两个人出现在我们的门口，他们脸色苍白，可是都咧嘴笑着，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两个人。
“我们一整夜都被困在电梯里，整整一夜，您想想吧！”说完他们又朝前走了，他们的身后跟着一群喜笑颜开的人。
我终于想起来要打开我的个人通讯机。
屏幕上叫人奇怪地显示出没有颜色、没有修饰的黑白字。
“通讯通道受到干扰，只能使用直接ＢＣＮ服务。转换＜Ｊ／Ｎ＞。”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ＢＣＮ服务是什么东西，可我还是在键盘上按下了Ｊ键，屏幕显示延续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屏幕上不停地闪烁着干扰信号，接着，它显示了ＡＲＤ的沃维森地区新闻频道，可那是一个空无一人的演播室。从那些开着个人通讯机的房间里，欢呼声透过门传了出来。这时，终于有一个男人来到了新闻播音员的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都准备好了吗？”他问，然后把自己的领带结弄弄端正。
“我们准备演播了吗？”他朝空荡荡的演播室里问了一声，把姿势坐正。在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冷漠的微笑，这种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角。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他从一张纸上读着，“沃维森和周围地区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有史以来前所未闻的最大的数据和能源事故，有五个多小时没有能源、水和数据供应，因此，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了。欧洲大部分主要的数据传输渠道都发生了事故，其中包括交通系统的警报和数据通道，因此，在许多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发生了无法防范的灾害。至少有五十人在交通阻塞引起的事故中丧生，另外还有十二人在沃维森数据中心的大火中死去。据推测，整个数据网的灾难性的崩溃是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救援组织的负责人宣称，死亡和受伤人数还会上升。大家暂时先留在家里，尽量少用水、电和煤气。请不要使用电梯，也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目前还要统计其它的间接事故。有关沃维森的这次灾难的进一步报道大家可以在下面的特别节目里收看。”
我让个人通讯机开着，我的心跳得怦怦响。我想，诺拉肯定也察觉到了我的紧张，她坐在我身边，恐惧地紧紧盯着那些死人和遭到破坏的支离破碎的镜头。
深夜里腾起的大火，人们在被火包围的高层楼房里嘶叫，还有人用巨大的梯子进行的救援行动，都被现场拍摄下来。我的邻居震惊得泪水涟涟，张大了嘴巴。
沃维森一家医院的病人的疏散以及它造成的连续交通阻塞，只被一个画外音平淡无奇地描述了一下。
接下来是数据中心，在它的后部接二连三地发生爆炸，接着出现了一幅有机玻璃通道的图像，一台压火机正穿过这条通道碾压着，有机玻璃在熔化，浓烟滚滚。一个背上着了火的消防队员正从一栋大楼里跑出来，还有很多人被人们从楼里背出来。
我仔细地盯着，一张熟悉的脸也没看到。虽然不认识他们，也没跟他们在一起共过事，可他们都是我的同事。
“很糟糕，是吗？”诺拉问我。她的目光没有离开屏幕，她站了起来，把她的空杯子和我的酒杯拿到了厨房里的架子上。
我的门控器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它又以低沉的声音说话了：“早晨好，图波尔，现在是六点十九分。”
我看看表，时间是对的。
“它又说话了，”我对诺拉说，“慢慢地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她忐忑不安地看着我，“您是说，我该走了吗？您是说，我的门又能开了吗？”
我点点头，“大概是的，您试试吧。”
她走过去，走到她关着的门前，我跟着她走在后面。
“请开门！”她对门上的扬声器说。
“无卡开门吗？”扬声器反问说。
“是的。”邻居诺拉回答。她朝我点点头，显然她了解无卡开门的特殊程序。
“请通报姓名。”计算机说。
“诺拉·洛贝娜。”诺拉回答。
“您的密码？”
“汉堡！”
“密码和嗓音识别正确，无卡开门已记下。早晨好，诺拉。”她的计算机也是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话，只是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