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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以前与波兰革命家简·麦克耶斯基（1866—1926）合作拟订了几次革命方案。麦克耶斯基有力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作为新统治阶级的理论。在一系列著作中，诺麦也如法炮制。他把麦克耶斯基的观点呈献于美国文化。正如诺麦的著作充分表现的那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无论词汇还是概念都算不得新东西。今天，这些边缘的关注——诺麦的写作从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渐渐地向中心移动，而有关独立知识分子的论争却悄然隐退了。
不仅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的问题预示着时代的变迁；几乎到处都已经开始了对教授形象的重新设计。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小说中，教授都是游荡于社会中的无害的环境不适者；他就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普宁》（1957）中的普宁教授，完全忘了周五演讲的路；或是玛丽·麦卡锡的《学术丛林》中的马里海教授，他的车——“车顶漏了；前窗的玻璃没有了；雨刮器断了”——体现了他的生活。
也许这样的人物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对于虚构的小说来说也已稀少得不能再少了，以至于不再被写进小说，甚至不再被取笑了。当代小说需要有点时代味儿的素材。把教授写成一个头脑不够用的书呆子，将会使这部小说被贬斥为过时之作；确切地说，现在的教授充满古怪的情欲或专业抱负。在唐·狄里罗《白色噪音》中，默里为了得到一些忠告，拜访了他的同事杰克。默里对他大加称赞并表示了自己的敬佩。杰克开创了希特勒研究，这在学界成了一个小小的产业。每个人都敬重他、服从他甚至奉承他；他被邀请出席无数次会议。“围绕这个人物＇希特勒＇，你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形成了有无数分支的宏大的结构……我叹服于你的努力。这是大师的、锐利的、了不起的创新。这是我想用猫王（普莱斯利）作研究的东西。”
近期学界讽刺小说的一个批评家对这种境况作了如下总结：
过去，如果你想让人们嘲笑教授，你得把他们描写成凸眼的知识分子，如此地偏离现实世界，穿着不合脚的鞋子，并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废话。今天……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已经被一群举止文雅的人所代替……新一代带有喜剧色彩的教授，不再从纷繁的现实世界隐退，而是过多地投身于这个世界。他渴望得到一大笔钱，开着赛车，贪求授予各种职位，并为得到爱、奢华和名誉而奔赴一个又一个的会议。
1965年，哈罗德·罗森伯格回顾了过去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讨论。罗森伯格（1906—1978）受过律师培训，在他成为《纽约人》的艺术批评家以前，他已有一个多样化的生涯，既是诗人又是政府和广告公司的顾问。在20世纪60年代，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他反映了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
他的论文《正在消失的知识分子》重新考察了一些著述，包括霍夫斯塔特的《反智主义》和科塞尔的《观念的人》。罗森伯格并不担忧知识分子会失踪；他相信知识分子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姿态和假象，并且他们常常在被当作历史的垃圾后又重新亮相。知识分子躲避着各种分类，他们避开了对他们即将死亡的各种预测。罗森伯格相信知识分子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罗森伯格在他的文章结尾提到科塞尔参与编辑的杂志《异议》，最近报道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学生运动。报道把伯克利称为“校园知识分子、唯美主义者和政客们的熔炉”；它描述了在校园餐厅和在电信大街上咖啡屋里的人群：“这里……学生的比例大得惊人，他们都是校园里思想上最严肃、道德上最警觉的学生。”对罗森伯格来说，寓意是很清楚的：“关于20年代‘波西米亚的衰亡’，以及不依附任何组织的独立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就此为止。””’对罗森伯格和许多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人来说，60年代的种种辩驳已使所有对妥协的或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怀疑都结束了。然而，当灰尘——泥土、岩石，还有卵石——都已经平息堆积后，这种怀疑又死灰复燃。
第五章 校园新左派I：自由的学人
在《预言的少数》（1966）中，杰克·纽菲尔德（1938—）考查了新左派的起源及其影响。这本书也许是早期研究中最好的一部，它提出新左派——“预言的少数”——注定会越来越重要。他预测在15年内，“学院课堂上将会讲授鲍勃·狄伦的诗”，艺术剧院里将会放映披头士的电影。他还大胆地猜测新左派理论家将作为社会的下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汤姆·海登、诺曼·弗鲁西尔、罗布·伯莱奇、马里罗·萨维欧、里查德·弗莱克斯、鲍勃·帕里斯以及卡尔·奥格莱斯比将成为主要的社会批评家。”
作为一个文化观察家，纽菲尔德的表现不错。披头土的电影有时被艺术剧院订购，鲍勃·狄伦，虽然他的诗也许没有被研究，但他在诗坛仍很活跃。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预言家，纽菲尔德只能得零分。明确地说，“主要的社会批评家”是一个不准确的分类。在他列举了这份名单的20年后，名单上的人物没有一个有哪怕极小的可能被视为主要的社会批评家和著名的知识分子。当然，汤姆·海登（1939），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改革派的民主党人（简·芳达的丈夫）名声不小，但是他还不能算一个显赫的知识分子。剩下的人中有几个已经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马里罗·萨维欧＇1942＇，鲍勃·帕里斯＇1935＇）；一个成了社会学教授（里查德·弗莱克斯＇1938＇）”；其他的都活跃在城市里、地方上或和平政治领域（诺曼·弗鲁西尔＇1937＇，罗布·伯莱奇＇1937＇，卡尔·奥格莱斯比＇1935＇）。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他们所作的贡献有多少价值，而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和一个更大的公众群的关系。
错误可能是难免的，纽菲尔德这位《乡村之声》的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有可能作了完全错误的预测。事后聪明要比先见之明更可靠，回顾历史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应该不是困难的：谁是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后来又怎么样了？
当然，第一个问题并不简单，许多人甚至争议其合法性。保守派和激进派很少取得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有时却一致认为60年代和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保守分子来说，60年代代表了一个反文化的非理性的性开放和政治爆炸的时代。约瑟夫·爱泼斯坦这样写道：“60年代就像一次席卷过美国的浪潮，浪头开始向后翻转了，但接踵而来的是海岸到处可见的乱扔的碎玻璃、死动物和各种各样的垃圾。”根据《新标准》杂志的说法，
我们仍然生活在对思想进行阴险攻击的余殃中，这种精神曾是60年代的激进运动最让人不快的特征之一……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仍在延续，并出现了悲惨的结局……要讲述这段低劣的完整故事，需要把吉本和托克维尔的才智结合起来……但是，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天才才能认识到这种逃离理智的某种恶果……
对文化生活并没有产生延续的、更谈不上灾难性的影响，这一点，一些激进分子也许大致会同意但又为此表示遗憾。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给予同样的剧情以不同的评价：60年代的“直接行动”、毒品、性行为以及摇滚乐取代了知识分子或向他们发起了挑战。
就一点而言确乎如此。仅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60年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轻视作家、哲学家以及政论家的影响也同样是错误的。在60年代的每一个阶段，学生抗议组织——学生和平协会（SPU），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SD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北方学运（NSM）——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学术讨论会激发了对越南战争的抗议；60年代的最后几章是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学院发生的，在那里，1970年5月国民警卫队员和警察枪杀了抗议的学生。当然，学生和知识分子不同；但是，60年代的校园政治不能脱离书本、观念或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广泛渗透在学生之中。
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大多数不是美国人：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加缪、弗朗兹·法侬、赫伯特·马尔库斯、艾萨克·多伊彻、威尔海姆·赖希。学生们不必领会，甚至不必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或马尔库斯的《单面人》，但是，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洋溢着和美国自由主义决裂的抗议、革命精神和道德热情。当艾萨克·多伊彻于196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院教师大会上发言时，这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1．2万名听众的起立欢呼。这并不能说明听众已经钻研了他那煌煌三大卷论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而是说明多伊彻表现为一个介入型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和苏联）的官方思想发起了挑战。
要想象出一个能引发这种反应的美国知识分子委实不容易，除了C·怀特·米尔斯，而他于1962年就去世了。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仅仅扮演了小角色，随后就隐退了；其他人则扮演了将自身置之度外的角色：保罗·古德曼、诺曼·梅勒、麦克尔·哈林顿、威廉姆·H·怀特、雷恰尔·卡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贝蒂·弗雷登。然而，米尔斯几乎在50年代的知识分子和60年代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搭起了桥梁。米尔斯的贡献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早期新左派的文化面貌，而且让我们看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二
1959年，米尔斯直截了当地申明，“今天在美国根本没有左派。”他提供了一份辞职和退出人员的目录：倦怠的前共产主义者，他们以民族主义的欢庆取代了政治；或是一些“坏了”气氛的专职前共产主义者；或是一些为了事业辉煌而抛弃政治的“青年得意者”；以及“十足理性的，但……又拒绝以理服人的”大学教师。如此暗淡的政治前景却给了米尔斯一线希望。“在当前精神贫困枯竭、政治意志匮乏的形势下，依我看，美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独特的机遇可以东山再起。”
一年半以后，米尔斯以一种明显不同的语气发表了《致新左派的一封信》，他宣告了新的开端。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刚把巴蒂斯塔赶下了台，米尔斯就已经发表了气宇轩昂的为古巴革命的辩护，《听着，美国佬！》。他注意到，“意识形态的终结”思想假定了——或希望——现实问题消失，但这种思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在全球，一股新的政治清风给新左派的理论、道德和乌托邦主义带来了机遇。“让那些老家伙愁眉不展地去问‘不再冷漠了——又会怎么样？’吧。”他最后说道，“洋洋自得的年代正在终结。让那些老妇们自作聪明地去唠叨‘意识形态的终结’吧。我们正开始再次行动。”
对米尔斯来说，这个“我们”指的是知识分子。他所有的著作都详述了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影响。他追溯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他力求唤醒沉睡的知识分子；他自己也试图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米尔斯看来，知识分子组成了新左派。“我们不能通过放弃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能，成为工人阶级的鼓动者或机器式的政治家来创建左派……我们可以在自己工作中，作为知识分子面对问题来创建左派。”他直言，我们必须做知识分子，必须做“公共人”。
知识分子要获得新生不仅要求具备道德勇气。米尔斯相信，在美国早期的杰斐逊民主时期，知识分子生活在受过教育的人民中间，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听众。现在，学院和团体却阻止了知识分子对公众说话。米尔斯常常提到托马斯·潘恩，在他的时代，可以以小册子的形式开辟“一条直接通向读者的渠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今天写小册子几乎无人会问津；大部分杂志因为过分依赖广告和发行量而不能冒险发表离经叛道的观点。米尔斯指出，“在知识分子与其潜在的公众之间，存在着被他人拥有并操纵的技术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结构。”
这并没什么，假如仅有道德勇气还不够，那么它毕竟是一个先决条件。米尔斯始终作为一个道德家、党派人士和批评家写作。他为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屈服而悲哀：他们显得依从、谨小慎微，失去了乌托邦的想象。“在阶级、地位及自我形象方面”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更稳固的中产阶级，坐在书桌前的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体面的郊区住宅……他只是做一些记录，告诉别人要做什么，而不是写几本书告诉别人所以然”。他号召知识分子拥护“真理政治”。“知识分子应该是他那个社会的道德良知。”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中，他谴责了“文化的贫乏”，知识分子勇气的丧失殆尽。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应做政治知识分子……公众知识分子。”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好像到处都可以见到米尔斯的身影。他的著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听着，美国佬！》（被《哈泼斯》摘录）售出了成千上万册。他的观点常常被提起——也许引起了过多注意；他在有关古巴的电视辩论前夕突发心脏病。然而，米尔斯的精神、语言，以及他树立的榜样却被铭记在早期新左派的心中。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的成立宣言——为新的校园政治所作的辩护（休伦港宣言＇1962＇），就借用了他的观点和词语。宣言的主要作者汤姆·海登已经写了一篇有关米尔斯的学位论文。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来说，米尔斯是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甚至是一个英雄。
这个时期过去了。当然，米尔斯的作品没有随新左派一道衰亡，但他的继承人却变成了社会学家，而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除了米尔斯，几乎再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激进社会学家了。今天，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或女权主义社会学家都能够并且确实充斥了会议厅，他们似乎无处不在。这种变化是惊人的——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欺骗性。不断增加的人数并不能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数以百计的，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左翼社会学家中，没人能和米尔斯同日而语。
这不是什么奇特现象，而是历史形势所趋。激进的社会学家也许梦想着革命，但是，他们却依赖其职业为生。专业化也意味着私人化，表明退出了一个更大的公共领域。米尔斯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公共思想家，他也是一名教授；今天，激进的社会学家首先是教授，至于公共知识分子，即使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1964年为了纪念米尔斯而出版的《新社会学》，是献给“美国社会学的毕业生”的。但是，在它发表二十多年以后，参加了这本书编写的年轻的美国作者们并没有超越社会学去从事公共写作。在这方面，他们体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一场更广泛的运动。
当他们在大学里获得了一个职位时，新左派知识分子便获得了利益：稳定的收入、长假以及写作的自由，有时他们想教些什么就教些什么。当然，问题还不这么简单。学术界被大量的不安全因素困扰着。一个人的前途依赖于同行和行政人员的一系列复杂的评判。学术自由本身是很脆弱的，它的原则常常被忽视。这些违反原则的人也不局限于爱管闲事的评审人员和外界调查人员。威胁在内部出现了，也许在不断加剧；大学教师的职业削弱了学术自由。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但是，它使我们想起了学术自由的内在冲突——学院体制抵消了它所保证的自由。对于许多大学的许多教授来说，学术自由仅仅意味着做一个大学教师的自由。
三
米尔斯曾经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生，这是一所拥有悠久的独立激进主义传统的学校。麦迪逊分校的一份印有米尔斯和他的指导教师汉斯·格斯画像的杂志《左派研究》，体现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命运。到50年代末，如果幻灭和麦卡锡主义已经损害了老一代共产主义左派，那么这也为并非老效忠者的左派开辟了新的生命空间。在1959年，那些创办早期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主要期刊《研究》的人，都把他们自己视为未来的教授。《研究》的创刊社论说道，“当研究生期待着学术事业的时候，我们却感觉到学术生命中的一种强烈的个人风险。”他们提倡复兴激进的学术。“我们相信对激进派学者的工作给予学术上的承认和接受……将会……复兴美国的知识生活。”
然而，《研究》从学术上的自满和专门化中逃离出来，1963年它从麦迪逊这个校园城搬到了纽约，呼吸新的空气，如果不是参与城市政治骚动的话。这种转移并不能解决该刊对于知识分子及其承诺的持之以恒的论争。几年以后，不满于刊物自闭式理论研究的三个编辑——诺曼·弗鲁西尔、汤姆·海登及斯托顿·林德——放弃了编辑工作去发挥更积极的政治作用。如果大多数编辑以及《研究》的同仁都成了教授，那么这三位编辑和其他一些人，像索尔·兰道（1936），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