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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坚持其作为持异议的思想家的避难所的辉煌的历史而建立的新校有可能得到一个教训。当学术自由屈从于专业化时，学术自由便成了纯粹的空谈。
五
到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已经奄奄一息，大学也不再惧怕敌对的政府和敌对的政治气候。相反，高等教育正日益兴旺并充满自信。人口统计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部分：新的战后家庭的孩子们组成了一个比前辈更庞大的人群。出生高峰期的这代人以前所未有的人数进入大学。几乎所有的统计都清楚地表明了绝对和相对的增长：不仅1960年上大学的青年要比1900年多数百万，而且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的青年的百分比也稳步上涨。1900年，大学全然是精英们的事，在18至22岁的人中大约有4％的人能上大学；而到60年代末，18至19岁的人中有50％的人进入高等教育系统。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以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向大学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仅仅10年（19601970）之久，一些州（例如，纽约和马萨诸塞州）把教育经费增加了六七倍。大量的新校园，像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还有在阿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都是在60年代创办的。老的大学扩充并翻新了。一个评论员说，“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老的私立学院、破败的城市大学以及被遗弃的乡村学院计划并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学生会、图书馆及艺术活动中心……小韦尔斯学院……建了一个特大的图书馆……苏提·韦恩州立大学用大理石和水晶建造的一个会议中心来装点学校。”
这些趋势使得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人数有了一个飞跃。“1900年美国的大学生人数约25万。今天，仅纽约市立大学的人数就超过了这个数字。”‘’毕业生——那些获得学士学位后就参加工作的人——从19391940年的大约十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一百多万人。“教职员，由1910年的3．6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五十万有余。在这段历史时期内，这些教职员吸纳了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工作，还有更多别的什么：文化和政治的火焰正在校园里熊熊燃烧。
新左派和大学的关系有了大幅度的回升，这有赖于时代和政治派别。对于一些人来说，繁荣兴旺的大学仅仅是新的家园，他们高中毕业后就转到那里并打算一直呆下去。其他一些人指责大学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或是逃避真正的政治运动的避风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像那些参与《左派研究》的知识分子，相信大学可能聚藏着一种新的激进的文化。
据一些人的推理，教授和学生，或仅仅是教授形成了一个“新的”劳工阶级；大学作为资本主义所在地取代或补充了工厂。“通过分派教师和学生为“新的”工人，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使他们自己的活动合法化。有人提出争辩，“在知识产业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上的一个关键齿轮的同时，新资本主义带来了大学师生的无产阶级化。”左派分子做着更美好的梦，梦想他们是劳工阶级的一部分。
即使那些离开了大学，担当集体或劳工组织者的人也被那似乎充满生机的大学引诱回去，或者，他们更可能是作为被平息的骚乱分子回到大学。在校外生活了几年后，富有思想的新左派分子意识到对于一种思辨和写作的生活方式来说，最好的机遇是在大学里。很多人都沿袭这样一条轨迹：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前任主席1968年声明，“我……没有进一步的学术计划。”今天，托特·吉特林（1943）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社会学教授。
更广泛的“运动”及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从来不面对面地谈论大学。当活动家常常蔑视纸上谈兵时，左派知识分子却主要把他们自己视为未来的教授。这里有一个暗示了学院力量的嘲讽。不像老左派，新左派正面抨击大学。然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大学时已经不那么懊悔了。对此，莫里斯·艾泽曼在他对新左派的形成所做的细致的说明中进行了如下评论。
当豪上了市立学院以后，他已经带着决不在学界工作的“决心”这么做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惟一的问题是你在哪里任职”。新左派分子似是而非地对大学采取了一种比豪要敌对得多的政治立场，然而，同时，他们对在同样的那些大学里谋一个教职并不感到那么矛盾，而是感到自在得多。在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阶层飞快地从边缘的、受敌视的角色转变为安全地学院化的角色，尽管在校园里激进分子暂时占优势。
在他们1966年的著作《新激进分子》（是献给C·怀特·米尔斯的）中，索尔·兰道和保罗·雅格布斯转载了1959年的《左派研究》的开篇社论。他们指出，那些《研究》的编辑当时是激进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已经“认为在其他大学存在相似的毕业生圈层，并且认为《研究》将成为新左派理论的喉舌。然而，相似的毕业生圈层并没有发展……”他们又补充说“激进分子应该离开大学的观点还没有得到以后将会得到的广泛的支持”。
由兰道和雅格布斯所作的这些陈述被时代歪曲了；对大量激进的毕业生和青年教师寄予厚望的1959年的《研究》的社论几乎说到了点子上。到1966年，激进分子可以并且应该留在大学的观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相似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教师群体确实在许多学院出现了。在60年代中期，包括和《研究》有关系的一些教授创立了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作为激进的学术论坛。他们乐观地设想在这个国家的50名学者可能贡献出他们的论文，而且，或许几百名学者可能出席第一次大会。1000人参加了1965年的会议开幕式；到1967年，将近三千名新左派学者和随从人员参加了一个在曼哈顿的米德尔顿举行的激动人心的自由讨论会。
尽管还有许多人被拒之门外，在大学教师中，新左派还是充满自信地出现了。有多少人呢？《华尔街日报》是有关这类事的不可靠的来源，它推测有1。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在美国的学院任教。然而，这是不可能确定的。通过与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进行比较，可能会微微察觉其规模及其变化。1955年，关于在大学里的公共激进分子的讨论可能占了12页纸或少一点；在对C·怀特·米尔斯和保罗·巴兰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这种讨论开始泄气了。
今天，有关大学中激进分子的讨论可以写成七卷本的著作——事实上，已经有了。政治学教授奥尔曼·伯泰尔（1935）和教师兼编辑爱德华·维诺合编了三卷本的调查，《左派学术：美国校园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它逐门学科地温习了左翼教授的写作。他们的调查是这样开始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正在美国的大学里发生……这是一场温和的、民主的革命，主要是用著作及演讲作战……”
每一篇论文里都提到了主要的人名和著作，并列举出附加的传记；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持异议的刊物，像《辨证人类学》，《反叛的社会学》，《新政治学》，《激进历史评论》，以及《对跖点》。奥尔曼和维诺的调查也不是穷尽一切的。不容置疑，激进分子已经在高等院校树立了他们自己的形象；左翼教授、著作、刊物是常见的；“社会主义学者”的会议以及女权运动的历史学家吸引了数千人。
对于保守分子来说，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闻，他们常常指控大学已经屈从于左派分子了。保守分子的刊物，如《评论》、《美国学者》或《现代》，几乎每个月都要发表一些文章，哀叹左派大学教师已经俘虏了大学。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开头写道：“我们当中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美国大学人文学科学士学位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在学界发生的一个主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这个作者所说的那些采用“启发式教学法”的左派教授的“入侵和征服”。
保守分子在白日里对大学的审视中也做着这个噩梦。大批的学界左派分子出了什么问题？回答是令人吃惊的：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官僚化和雇佣，这一平常的现实已经形成。留在校园里的新左派努力地工作，表现得很好。通常他们一步不拉地上了大学，毕业后紧接着就成了低年资的教师而后又保有了职称。
日常现实包含着常见的压力和威胁；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最终的危险是失业：免职或终止合同。在一个密集的市场中，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学术生命的终结。学术兴盛的年代之长久足以吸引大批的准教授们进人大学；他们足以明了地保证所有的人都看到“没有空位”的标志。专业化在失业的威胁下进一步发展。眼前和遥远的过去的教训，从麦卡锡主义到投向第一个局外人的第一块石头，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融合进来；利用得到的时间建立学术上的资质；藏身于主流之中。
恐吓、威逼教授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消息总是传播得很快、很准的。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被逼出校门的教师的事例，不是因为他们是不称职的专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这些作为新闻来报道的事例不可避免地来自精英和常春藤联合会学派；仅靠宣传，它们就常常“愉快地”被解体了。
例如，哈佛大学的一个青年社会学教授保罗·斯塔尔（1949）几年前出版了《美国医学的社会变迁》，献给《纽约时报》所称的“特别值得赞扬的人”。1984年，斯塔尔成了获得普利策奖的第一名社会学家。他在哈佛大学的前途似乎是安稳的——直到1985年他被解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解除教职，是被免职，这是为什么？
斯塔尔似乎是为一个更大的公众群写作的，因此他对专业社会学的贡献是让人怀疑的。（前）系主任暗示说斯塔尔写了太多的报刊文章，在专业社会学以外误人了歧途。“假如我想成为一个自由写作的报刊撰稿人，”斯塔尔说，“那么我应该离开哈佛并做一个自由写作的报刊撰稿人。”《纽约时报》指出斯塔尔“独立工作，对公共问题感兴趣……他很少为专业社会学家的听众写作……‘主流’的行为是大不相同的……其话语是学理的，并且发表在专业刊物上。”
斯塔尔没有被拉进这帮伪君子中。由于他的知名度和成就，他很快就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一个职位。碰巧，普林斯顿最近辞掉了一个青年历史学家大卫·亚伯拉罕（1946），据他的污蔑者说，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懒散而草率；而据他的支持者说，是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事例在报纸和杂志上引发了无止境的文章，那么，它也不是典型的。“然而，据新闻界的及时报道，在斯塔尔和在常春藤联合会学派的亚伯拉罕身上所发生的还在继续发生，并且在其他地方不再被报道了。要找到几个没能引起任何注意的事例，只要越过从哈佛大学到波士顿大学的查尔斯河。
亨利·吉罗克斯（1943）是一个青年教育学教授，他向来比较刻薄，并持不同意见。他广泛地发表文章，还出了几本书，有一本被巴西的教育家保罗·费赖尔作了介绍。几个系主任和特别委员会一致推荐他在大学任教。然而，最终要由大学校长约翰·西尔伯拍板定论。他是一个对民权没有什么贡献的保守分子。他说，“把亨利·吉罗克斯赶出波士顿大学将是一件乐事，”他派一个新保守分子奈森·格莱泽做特别委员去对所有其他委员和推荐进行审查。格莱泽写文章对吉罗克斯进行了蛮横的政治攻击，认为他属于一个政治“宗派”，在高等院校不会有立足之地。尽管西尔伯在特别委员会的投票选举中以二比一胜了格莱泽，他还是接受了格莱泽的建议，免了吉罗克斯的职位。
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报道这件事——而且波士顿大学还是一个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因为涉嫌政治而被免职在哈佛和普林斯顿都可能制造新闻；在波士顿大学的一些类似的事情可能引发一些短时间的议论。但是，当一个青年教授由于政治原因被从坐落于俄克拉何马州韦瑟福德的西南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解雇出去，或者甚至是从日常新闻地带之外的著名的大学，像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解雇出去，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当地社区之外，几乎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关心。
概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有关大学教师生活的事例：保罗·皮可恩（1940）翻译、编辑并且写一些有关欧洲社会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不仅在他主编的杂志《泰勒斯》上大量发表文章，还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他那些常常被选编的随笔、短论是用六种语言写的。他是一个真正勤奋而又精力充沛的学者和编辑；他写过一部有关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获奖的著作，是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在一大帮学者的热情支持下来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谋一教职，这些学者包括丹尼尔·贝尔（“我将毫不犹豫地推荐皮可恩先生获得更高一级的职位并保有教职……在对美国社会学的思考方面＇他＇已经最先努力拓展了一个更大的哲学向度”），赫伯特·马尔库斯（“……皮可恩教授的著作一直是最重要的”），于尔根·哈贝马斯（“……试图发展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我高度敬重保罗·皮可恩的著作及其鼓舞人心的影响”）。
皮可恩所在的系科评价了这些学者们的举荐，并一致表决授予皮可恩教职，表示“在他的专业领域，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并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他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学者和研究员……他的出版物……在很多方面都是才华横溢的……华盛顿大学能有这样一个高智能的、杰出的人物真是荣幸之至”。
华盛顿大学却坚决表示有这样一个人是大学的不幸。他们拒绝授予皮可恩职位；拒绝他为自己的呼吁，甚至拒绝他恳求为自己呼吁。面对学者们对他的举荐，行政部门认为皮可恩已经游离主流太远；一个系主任在审查了他的材料之后声称，他的贡献“和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之间的关系是可疑的，”仿佛主流是惟一的潮流。也就是说，和我们一起漂游在主流之中，否则就滚蛋。皮可恩再也没有找到另一个稳定的岗位。当然，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这一切从来都没有能引起片刻的关注。”
社区大学的情况更糟。在那里，学术自由的传统几乎不存在。而且，在所有高等教育中，能够引起注意的事例都必然是包含委员会和行政部门会面并写出推荐信的那些职位。然而，不断增加的大学教师（也许占了全国教职员人数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在大学里谋到一个长久的职位；他们常常兼职教书，或者和大学签订仅仅一年（可以续签，或不可以续签）的合同。让这些人离开学校不需要任何委员会的报告或介绍信；他们被免了职，除非重新被聘用。这样，他们在专业化的压力面前就变得特别脆弱；离失业只有半步之遥，他们正申请失业救济金（他们经常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
社会学家以及更冷静的保守派承认左翼教授首先是教授。一个社会学家说，大学的迅速膨胀意味着许多年轻的教授都是来自60年代的学生运动，这是一种本可能导致危机和时代冲突的形势。然而，没必要烦恼；有一点已经很清楚，“由现成学院大力支持的有关大学教师的常规政策已经重新肯定了政策本身。”
这是一些保守分子已经得出的一个结论。由保守分子智囊团，胡佛研究所出版的《大学里的激进派》一书承认，自从激进派1968年占领了现代语言学会（MLA）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回想起来，激进派在1968年取得的惊人的成功已经证明是暂时的。今天的现代语言学会和1968年以前的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混进美国哲学学会的一次会议的保守分子感到一种让他愉快的惊讶：激进派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第六章 校园新左派Ⅱ：穿过院校的长征
一
当上一代知识分子进入大学以后，他们常常带着怀旧的心情反思不复存在的波西米亚人和独立的思想家——他们自己的过去。甚至作为教授，这代人也始终承担着对一个更大的公众群的责任。新左派一向介入日常生活并喜欢向大学发起攻击，反叛似乎是他们的本能。但如今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却成了目不斜视的教授，他们只盯着专业期刊、专题著作以及专题会议。也许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几乎完全包容在校园中，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向学术界的规范进行挑战。
当然，年轻的教授并没有被动地接受他们所看到的学术界的纪律。通过建立可靠的激进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他们指责那些在他们的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有来历的、或者根本就是官方的观点。这种学问是奇特的，它是左派知识分子进发出的情感，美国以前没有这样的学问。在几个领域里，新左派知识分子取得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