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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去其粗俗和愚昧，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恶意。社会秩序就是这样压抑人的。如果我们了解一个人的工作，那么我们便了解这个人的一些情况。如果人们是室内装饰师或皮制品进口商，那么我们便可以顺着这条线索弄清他们的思想和关注。如果我们没有被告知，我们也假定他们不是作家，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假定可能是错误的。人们时常有充分的理由憎恨把他们与他们的工作混为一谈。然而，这种假定不是一种道德评判；它仅仅是建立在工作灌注生命这样的经验基础上的一种归纳或概念。博物馆的行政管理人员或牙医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为公众写作。
除了大学教师，只有一种群体的工作环境需要他们为公众写作：记者。置身于大学门外，或在某种程度上攻击大学，这些记者使采用公共话语、针对一些公共论题的写作传统经久不衰。尽管大多数非小说著作是教授们写的，但是，是记者们常常提出相当数量的话题。“美国的经典文学家埃德蒙·威尔逊自称是一名记者。“当我说到我自己是一名记者的时候，我当然不是指我一直在与新闻打交道……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主要靠为期刊写作来谋生了。”
不断地，记者已经支撑着——更多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而不是在他们的日常写作中——一般性的文化；社会几乎感激不尽，于是将他们神化，这就是社会的反应。随着大学教师的生活与写作变得苍白无力，新闻工作已经得到了扩充与发展，显得比生活本身更伟大：生动有力、有责任感、有公共性。在无数的电影影片中，从《所有总统的人》到《沙场》和《火线下》，记者都已经被浪漫化了。他们寻求真理，不惜以生命或事业为代价；他们坚定不移地献身于公众事业。教授们所不具备的一切他们都具备。
现实有点不大一样。如今，“记者”是一个包罗一切的术语；它包括那些从事电视和广播工作的人员，也包括那些“出版”界的人土，他们又可以细分为专职作家和业余作家或自由写作者。主要网络和访谈节目的电视新闻记者自成一体；他们几乎都得不到高薪水以及特别的关注。正如电视上的一切，电视记者的罪恶（与德行）也传遍大地。
讲演节目已经发现了电视记者。据詹姆斯·法勒斯报导，当今甚至那些不大的商业群体也开始组成代表大会，让一个能给他们以训示并使他们对在华盛顿的生活感兴趣的人做他们的代言人。这些协会得到会员们的慷慨解囊，不可避免地选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记者人会，这些记者出色地做完了电视谈话节目。法勒斯对这种有害的结果进行了反思。特别擅长使用“学术上那些夸张、空洞的警句”的保守、好斗、爱炫耀的个人操控了电视访谈节目和讲演节目。“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但是，对于青年人来说，这种成功的典范是一清二楚的。这样的典范，10年前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20年前是里查德·罗维雷或西奥多·H·怀特，30年前是詹姆斯·赖斯顿或沃尔特·李普曼。现在，这样的典范是乔治·威尔……这一新的典范有助于使政治辩论比其他时期更加狡诈和盛气凌人。”
缺乏这种权势和影响力的出版社的记者则是一个大得多的群
体，他们从事的工作有点像较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生涯。然而，正
如校园限定了大学教授，报社限定了记者；分派的任务和最后期限
使他们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工作。尽管所有的新闻工作都受到这
种限制和约束，但是，它们也同样折射出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当前，报纸种类的缩减，以及不断加强的通过“隐晦的”和有关“生活作风”的新闻报导来吸引大量的读者的努力阻碍着记者。大学自然地扩充了，报纸也已经减少了。一项严厉的调查质问报纸是否正放弃它们作为“信息，教育和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其原因已经谈论得很多了。有一点是为人熟知的：正是把美国人从城市输送到郊区的这股力量使城市的报纸大伤元气。当人们放弃了大量的交通工具以后，他们便开起了小汽车。在上下班的路上，他们只能扫视路面，而不能浏览一下报纸的头版新闻。“中心城市和大量交通运输的瘫痪意味着大都市的报纸不再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从商业区的办公室和工厂蜂拥而出去买份报纸，以便回家的路上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打发时光。新兴的郊区……以及开小车上下班的工人已经减弱了数百万个家庭的读报习惯”
例如：《纽瓦克新闻》，很可能是新泽西最有名的报纸，是一个完整的新闻团体，它拥有五名主笔作者，一个华盛顿的通讯员，有它自己的剧院、艺术和书评，还有一份星期日杂志；它常常被当作“新泽西的《纽约时报》”。《纽瓦克新闻》于1972年停办了。什么原因？商业区的运送报纸的卡车遇上交通阻塞，到不了新的人口集聚中心。“正是大城市的报纸拒绝随其读者向郊区转移。”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一切。收看电视也已经使读者人数、特别是读晚报的人数大大减少。报业公司的合并减少了日报的数量，或者是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家族办的小报能维持多少天是屈指可数的。“美国的日报正形成报业连锁。在1982年卖出的35份日报中，有32份是被新闻团体买下的……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00年将不会再有一份家族办的日报。”
全部买进、全部卖出以及停业，已经使得日报的数量急剧下降。“1920年有700个城市拥有相互竞争的日报，”本·H·巴格迪基恩说，“1982年，尽管这个国家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也仅有27个城市拥有相互竞争的日报。”不仅是停业和合并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庞大的报业公司购买小型日报也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庞大的报业连锁常常裁减专职人员，并起用加入了辛迪加组织的及被开除的人员。差不多相同的报纸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生产出来。
这些经济事实向记者们敲响了丧钟。越来越少的大城市的报纸意味着倡议重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论题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而且，甚至是大型报纸也坚持不懈地扩大“隐晦的”新闻，用大量的版块来谈家庭或休闲。不同的工作环境并没有使得新闻通讯员或主笔作者的生活有多少改善。辞职再找到另一份工作的可能性使记者们壮大了胆为争取到任务或新闻材料而战斗。但是，如果那种可能性缩小了，那么他们的脊梁骨也就软了下来。为什么在一个急需听到清晰的、批判性的新闻工作者的声音的年代，却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或许原因就在这里。
一个业余作家和自由写作者的更大的群体使得专职作家的人数相形见绌；这里，“新闻工作”这个术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自由写作者包括任何一个能写专业作品的人——儿童作品、烹饪指南以及减肥健身秘诀。然而，实际上很少有作家是靠写作谋生的；他们从事自由写作一方面是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一定有其他工作——另一方面是他们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写作者的队伍是永远流动着的，不断地会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对于那些成功人士来说，自由写作通常需要精通某个流派或风格，这样才会有无限广阔的市场——烹饪、旅游、运动、电影。
少有的详细调查中有一个发现：1979年，美国作家中的一半人数靠写作挣的钱不到5000美元。“现有的数据传达了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作家写作挣不到多少钱。如果作家不得不以写作为生，那么大多数人将处于极度的财政困境。甚至对于许多大奖，像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得者来说也是如此。”这都是些一般的作家，而被研究员冠以“承担责任的专职”作家却挣得多一些，特别是如果他们从事“流派小说”的创作，这是最赚钱的活。然而，一生从事写作的专职作家仅仅占作家人数的5％。大多数的作家随着经济形势在专职与兼职之间穿行。
所有这一切表明写作是一种有难度的职业。作为惟一的经济来源，自由写作很容易使作家才思枯竭。计划、研究并完成能带来经济利益的项目——为此编辑将付酬劳——使作家们不可能去做那些不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的项目。自由作家完全听任市场的摆布，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这使得严肃的和一般的文章越来越少了。写一篇有关名人嗜好或现状的文章可能会激发编辑的兴趣；而写一篇有关城市危机的文章却是枉费心机。
为《纽约人》写稿的自由作家的偏激的兴趣反映了这一形势。对于那些没有成名的作家来说，《纽约人》几乎是可能为持久的、也是严肃的非小说（和小说）的写作提供生活工资的惟一的刊物。《纽约人》对于自由作家不仅是可靠的生活来源，也是惟一的；被《纽约人》拒绝以后——这是常有的事——接下来的选择便是为20个编辑提出100个项目计划。《纽约人》收益减少，最近已经被一个大的媒介公司收买，这一事实表明一种刊物是不可能持久畅销的。”
要战胜自由作家这种通常的命运并致力于一般的文化需要巨大的才华、献身精神或显而易见的时运。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已经做到了。然而，自由作家的文艺作品只是太丰富了而不允许我们做出明确的归类；而且，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不安定的经济状况，那些今年在写作的人明年就不写了。他们要么成了有固定工作和薪水的专职作家，要么已经改行做别的什么了。由于这些原因，在新闻编辑上，年轻作家的强有力的声音就很难鉴别出来。
20世纪60年代，“新报刊”的出现和对名人丑闻报导的复兴保证了美国写作面貌的改变。新报刊产生于传统新闻报道的边缘或产生于新的“地下新闻报道”。莫里斯·狄克斯坦写道，新报刊带有“社会气候、个人情感、阐释、主张和舆论、小说家的性格描写、论及淫秽、丑闻、关注时尚和文化的变化以及政治见解”的特点。
汤姆·沃尔夫的宣言和选集《新报刊》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辩护和一些不同的特点。新的报刊记者和地下新闻报道毫无关系，和个人的声音也不相干；他们都是正规新闻报道的年轻的成员，他们宁愿用“第三人称的观点”来报道新闻。这些新的报刊记者们发现了“详尽的现实主义给人带来的乐趣以及它奇异的力量”，这种力量使老一代的文学家感到害怕。
莫里斯·狄克斯坦和汤姆·沃尔夫的描述几乎与现实不符；它们都包含某些真相，这些真相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被当成千真万确的真理。像大多数“新的”运动，“新的”报刊也是过时的回忆和修正。詹姆斯·阿吉和沃尔克·伊凡斯合著的杰作《让我们现在就赞扬名人》代表了经典的流派和风格，这是一项有关大萧条时期南方佃户的研究，它对新报刊闪烁其词；他们的著作包含了同样程度的道地的现实和原始的激情。根据那些被《财富》杂志接受和退回的文章，这部著作于1941年出版却不受重视，直到1960年再次发行。
阿吉声明，“打算使这本记录和分析穷尽一切，不遗漏任何细节，无论它看上去多么琐碎，”这本‘记录’包括诗歌、照片、报幕、发言，对鞋子和罩衫不留情面的描写，抒情的写作，心灵的哭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瓦解传统的报刊。阿吉在一次充满激情的发言的开场白中说，“这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如果不说是极其丑恶并让人感到十分恐惧的话：人类社会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通过需求和机遇并为了利益被拉到一起组成一个公司、一个新闻机构，密切窥探那些不设防的并遭受了惊人的伤害的人群的生活，窥探一个无知而又无助的乡村家庭，为的是以科学的名义，以“忠实的新闻”的名义（不管这一悖论意味着什么），以人性的名义，以社会大无畏精神的名义把这些人们的残缺和耻辱赤裸裸地暴露于另一群人面前。这样，他们便可以得到金钱，得到勇于改革和公正平等的名誉。这两样东西，如果有足够娴熟的技术，在任何一个银行都是可以兑换现金的……
今天，不是作为写作而是作为一代人的体现的新报刊几乎不存在。沃尔夫选集里提到的作家通常都有自己的技艺和专长，但他们不、或许从未代表一种有凝聚力的运动。“最近的一项调查识别出了新的一类人，“文学记者”，他们是新的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但是，像时代本身一样，他们更沉着，更专业。“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代年轻的作家，他们未必把自己视为新记者，但他们确实发现专注、喉舌、精确和象征主义是他们工作的特点。”“文学记者”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家——在其他不属于“文学记者”的作家中有约翰·麦克菲、琼·狄迪恩、简·克雷默、特蕾西·基德、萨拉·戴维森——但这既不能构成一个新的写作类型，也不能构成一种文化风貌。
更带有政治性也更加个体化的左派对新报刊的看法也经历了自我的离散和丧失的过程。每一个小城市，每一个相当大的学院都起劲地夸耀“地下”报纸。解放新闻署，一个用作地下报刊出版社的清洁的屋子，有600名订购者不断接收到大量信息。这些报纸的编辑部是由一个小的记者团体组成的。怎么了？出版物消失了；最成功的出版物自我转变为娱乐向导。
当然，这是不公平的。总体上像60年代一样，成功是某种毁灭。传统的新闻出版是包含着地下出版的。一篇更具有个体特征的文章出现在现有的日报上；涵盖了性、毒品，还有一度左派对美国政府官员的批判的新闻内容都是允许的。丹尼尔·爱斯伯格一直计划在地下出版社出版五角大楼公报，直到《纽约时报》决定冒险为之。
地下记者群体为了奔向1000个不同的目标解散了。有献身精神和才华横溢的留了下来，但再也听不到清晰的、强有力的声音了。阿贝·佩克对“地下出版社”的陈述是以对当前它的主要人物的去向的一项调查结束的。他自己的轨迹不具有代表性，但却是常见的。“从1967年到1971年……我写作、编辑、打字、大扫除、卖报，并被芝加哥最有名的地下出版物《种子》聘用。”他后来从事自由写作，成了美联社的一名音乐栏目的专栏作家，随后又成了《芝加哥每日新闻》和《芝加哥太阳报》的专职工作人员。“1980年，我申请离开《太阳报》，这就是我的辞呈……我感到自己深陷于机械的日报新闻工作中。”今天，他是西北大学新闻系的一名教授。
佩克报道了地下出版社其他75个成员的去向。那些仍然在写作的包括大卫·哈里斯（《梦想难破灭》的作者）；戈雷尔·马库斯（坚定不移的批评家）；亚当·霍克斯恰尔德（《琼斯妈妈》的创办者／赞助者）；哈威·沃瑟曼（《哈威·沃瑟曼的美国历史》）；戴夫·马什（《摇滚之秘》）；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积极从事电视新闻（丹尼·谢克特、洛厄尔·伯格曼）。”佩克的这份完整的名单因为没有给出任何结论而实际暗含着一个结论。哪里曾经有希望并有机会听到独异的一代人的声音，哪里现在就有一些作家。
20世纪60年代使得丑闻报道东山再起，这又回到了权力结构研究，回到了对政府的谎言和遮掩谎言的手段的尖锐抨击。“一度，在水门事件期间，专门报道丑闻的记者都是文化勇士。这种复兴已经消退了，要是仅仅因为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就好了。《堡垒》，和左翼丑闻报道关系最密切的刊物，停刊了；后继者（《七天》）从未发行；另一份（《琼斯妈妈》）也颠簸不定——并且正在考虑不用这个名字是不是太轻率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煤矿工人鼓动者的名字。
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赌注加码。丑闻报道或调查性的报道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它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常常是毫无结果。要调查商业区贫民窟的房产所有权或在第三世界的美国大公司的情况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它或者需要一个极有实力的出版商预支资金，或者确实有一个读者群；前者非常少有，而后者则值得怀疑。而且，不断地提起诉讼可能阻止一个自由作家的发展。主要报纸“没有钱和律师”，一项有关“新的”丑闻报道者的研究这样评论，“自由作家可能会因为与一桩诽谤诉讼作战而耗尽心力。”确实，雇佣调查人员的主要报纸当然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