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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来鞭策他,他说:〃拉
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
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能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 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①这一看法,他在后来另一讲演,题名《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有更详切的说明(这一篇讲稿,系笔者所记录,鲁迅认为可收入他的文录,见《鲁迅书简》:)。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②我们从他这一观点来看他当I 时的言论,那就可以了解得清楚一点了。I 鲁迅在广州所看到的是〃奉旨革命〃,虽说,前几年他在北方常常看到压! 迫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就看不见。后来他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广州和其他城市一样,〃革命〃后也并没有多大的进步。他说:〃我听人家说,广东是很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 ,既然这样奇,这样可怕,我就要来看,看看究竟怎样;我到这里不过一礼拜,并没看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可怕的。据我两只眼睛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两样,我只感觉着广东是旧的。〃③
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说:〃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 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迅 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 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
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
《鲁迅全集》第4卷,第48页。
《鲁迅全集》第7卷,第470页。
转引自《回忆鲁迅资料辑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页。
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①这些话,都说得很切
实,很对症,但和一般人的想法都是相反的。
那一时期的鲁迅情怀,我们倒可以从他的另外几篇短文中体会更深刻一点。他到了广东,看见了所谓革命策源地,有了种种感慨。他说:〃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7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②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他有几句辛辣的讽刺的话: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者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
这是一部中华民国革命史的总结论,哀哉,中国老百姓的劫运! 他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是颇悲观的。他在香港青年会的第一次演讲,说道:〃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 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他知道大家正在走前一条路。他在第二次演讲,就指出老调子没有唱完。他说:〃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没有唱完。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6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 ,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
十
!1?
广州九月
《鲁迅全集》第3卷,第403页。
同上书,第395页。@ 同上书,第511页。
鲁迅评传
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4仍旧贯,的老调子。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 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拋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番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① 他是希望一般青年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那些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旧社会毫无关系了。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没有用处了。这句话,直到今
天,还是逆耳之言呢!
那回,鲁迅在香港的遭遇是有趣的,他说:〃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
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他讲演中几次提到了元朝,有人就有些不高兴了)至于鲁迅在广东,他自己也有了幽默的譬说:〃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 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古先用去了。〃②他在寂寞的南方,又经历了一番世故。他也曾幽默地写信给李小峰说:〃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3^他指出
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
要他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他的题签,巳经撤换。(三)报上说他已经逃走或者说他到汉口去了)他就是这么寂寞地离开广州了。
①②③
《鲁迅全集》第7卷,第730页。《鲁迅全集》第3卷,第435页。同上书,第436页。
十五上海十年间
一九二七年秋间,鲁迅从广州北归上海,便在那儿定居着,一直到一九三
六年秋间,他在上海逝世。这十年中,他就在那儿过着半安定的生活。其间, 他只于一九二九年五六月间到过北平一次,很快就南归的。北平的朋友,留他在那儿教书,他说他巳经心野了,不能教书了。其实,他是不十分甘于寂寞的人,所以住不下去。他曾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为安闲计,住在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相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激,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 但也别有生气。〃①这是他心头的真话。后来,他的病情已重,笔者曾写信劝他到山水胜处休养一些时日,他的回信说:
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自前数年'卢布说,流行以来,连亲友竟亦有相信者,开口偕钱,少则数百,时或五千;倘暂归,彼辈必以为将买肥田,建大度,辇卢荣归矣。万一被绑票,索价必大,而又无法可赎,则将撕票也必矣,岂不冤哉。〃②这虽是带诙谐的话, 却真是天地虽大,无可容身,只能在上海尘嚣中过下去的(一 ^ 二八战役
后,他也曾有往北平的打算,看看局势日紧,也就作罢了 〉。
他在上海那十年中,正是国民政府建都南京,蒋介石渐次稳定他的政权之时。国民党这一政权,本来的领导人孙中山,他是有意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他决定了联俄容共政策,自负为代表农工利益的政党。这一党的决策,孙氏期望在建立党军以后,逐次推行起来。因此,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对北方文化人是极大的诱导力量。哪知就在北伐推进途中,蒋介石已经抛弃党的原定政策,首先和资产阶级携手,促成国共分裂,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许多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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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传
裂,引起了几次大规模内战。这一来,文化人对政府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了。鲁迅自始不曾对革命寄予以过多的希望,不过他到了广州,那个革命策源地,只是失望而已;回到了上海,却看见了许多痛心的现状。他在北洋军阀时代的北京是被迫害的,他在上海却受到了蒋政权的迫害。
蒋介石的统治,一方面接受了苏联的集权方式,以党统军,以军统政,他在政府中的地位,虽有变动,而其掌握党军的实力,则自始不曾变动。一方面接受了德意志的法西斯主义,推行特务政治。在他控制下的权力机构,属于党的有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属于军的,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八而他这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即以相当于清廷军机处的地位操纵军政大权。那时〃中统〃方面,便派员长驻上海,和上海市社会
局相联系,普遍地对上海文化人监视、逮捕,甚至暗杀。特务机关处置共党分子,手段非常残酷,赵平复(;柔石)等被捕之后,外间传鲁迅也被拘或已死了。
那样大规模的秘密枪决,到处都有,当局也在找寻鲁迅,也可能遇难的。他受着这沉痛的刺激,曾赋有小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髯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①。
有一部《鲁迅传》(王士菁编〉,他是把鲁迅在上海的十年,当作被围攻的
时期,那是错误的;而另一位写《新文学史稿》的王瑶,把那一段时期,当作鲁迅领导文学运动的时期,也是错误的。国民党主政时期,他对鲁迅的迫害是
有的,带恐怖性的谣传也是有的;但,国民政府是官僚主义的政府,上海租界又带上几分洋大人的气息,所以他们的斗争手法常是十分可笑的,他们对左翼文人,普遍加以打击,笔者也曾身与其痛,但对有组织的中共文化人,是鞭长莫及的。但鲁迅的声名与地位,一方面既受中共组织所掩护,一方面又为国民党特务所不敢触犯(投鼠忌器),所以那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
,
害,并不曾有过。而他到上海后,便由许寿裳推介,由蔡元培聘任为大学院(即后来教育部)特任著作员,迄〃一 ^ 二八〃战役后国民党政府改组为止,凡
五年之久;说起来,还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工作人员之一呢!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也随着南移,上海的文化地位,也可说是取北京而代之了。鲁迅的领导地位,他自己既辞了又辞,不曾自居,而在文人相轻的环境中,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也未必甘于奉鲁
迅为盟主,那些被鲁迅称为民族主义文学家,连王平陵在内,都是毛头小伙子,都是不足数的。
那时,《北晨》副刊和《现代评论》社派的人士,大部分被国民政府所吸引, 参加了蒋介石政权的中枢工作,已经退出文化集团的战斗阵线了。 一部分也到了广州、上海,在《新月》旗帜之下集合起来的,有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徐
志摩等。他们和鲁迅辩论过了一阵,但《新月》社本身,也受蒋政权的迫害,胡适的处境在那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至于受鲁迅所攻击的第三种人,
即神州国光社的《读书杂志》派(王礼锡所主持),和《现代杂志》派(施蛰存主
编),也只是和左联文人对辩,没有围攻鲁迅的作用的。
中共在上海的文化工作,无论左翼作家联盟,或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
或戏剧工作者联盟,都有主要负责人,如瞿秋白、周扬、潘汉年,他们对于鲁
迅,只当作同路人看待,处于尊而不亲的地位。他们有其领导文化运动路线,
并非要鲁迅来领导。我们且看鲁迅和徐懋庸的往来信件,就可以明白鲁迅与
中共之间也不一定十分协调。不过,中共懂得争取群众,争取鲁迅这样一个
文化斗士 ,有时颇迁就他迎合他的意向的。
至于林语堂由《论语》而《人间世》而《宇宙风》时期,提倡幽默,提倡闲适文学,并不有意与鲁迅为敌,却也不曾尊崇鲁迅。他们所推尊的,乃是周氏另
一兄弟周作人。当林语堂抬出袁中郎的公安派文体时,鲁迅批评得很多,林
氏也很少还手的。其他如邹韬奋之主办《生活》、《新生》周刊,陈望道之主办《太白》半月刊,黎烈文之主编《自由谈》,谢六逸之主编《立报,言林》,也只是
和鲁迅相接近,并未奉鲁迅为盟主的。鲁迅一生,总是〃荷戟独彷徨〃的日子
为多,他是天空的飞鹫,并非蚁群的首领呢!
真正围攻过鲁迅的,倒是创造社的后起小伙子,《洪水》、《太阳》社那一群提倡革命文学的人。上文笔者提到鲁迅到广州,原想找郭沫若及其他创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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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传
朋友谈合作的事。哪知他到了广州,成仿吾、郭沫若都已随军北伐了。等到鲁迅回到了上海,《太阳》社已开始围攻鲁迅,鲁迅又因所作《上海文艺界之一瞥》的讲演,刺痛了郭沫若那一群人。鲁迅和郭沫若便一生未见面,没有合作之可能了。
一九二七年前后,当革命阵线破裂动乱之日,鲁迅是一个比较懂得世故
的文人,依旧想退出阵线,沉默下去,这也是可能的(他的确不想傻得像秋瑾一般,给一阵拍手鼓励得勇于上断头台,做烈士去的;)。他在广州时,宋云彬
就问过:〃鲁迅往哪里躲?〃他说:〃噫!嘻!异哉!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 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的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①这话,也不一定完全豁了边。
后来,他到了上海,创造社后期那些年轻作家,向鲁迅挑战,如钱杏邨^阿英) 所说的:〃在这时,鲁迅是停滞在他原来的地方。他没有牢牢的抓住时代的轮
轴,随着它的进展而进一步去把握这个巳经展开了的新地,重行开始他的新
的反封建的创作。这样,显然在鲁迅作品中的世界被破坏了以后,他又进一
步的失却了强有力的创作的依据,他只有4吾将上下而求索'了。在什么都求
索不到的时候,他只有切断了他的创作的生命,写他的开始生长的悲观哲学,
和他的儿时的回忆了。鲁迅在这时又感到了失却了他自己的地球的悲哀。
钱杏邨那一群年轻人,对于时代的了解是不够的,而对于鲁迅的认识,尤其不
够。鲁迅的确在那时停住脚来,〃上下而求索〃,他却并未停滞在原来的地方,
他是面对着现实,睁着眼睛在看的。
他对当时的革命文学家有过这样的批评:〃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一
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眯眯,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嫌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巳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赳赳,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
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
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①这是明明指着创造社那
些作家说的(鲁迅明明提出了成仿吾、冯乃超、钱杏邨这些人来。当时的革
命文学家,如蒋光慈,的确把蒋介石、汪精卫的照片放在玻璃板下,称为中
国的列宁、托洛斯基的〉。
鲁迅先后在燕京大学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