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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34～35页。
33同上，第38～39页。
34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53页。又见《太平天日》，《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第648～650页。
35《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481～482页。
36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9～40页。
37《论语·颜渊》。
38《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版，第482页。
39孙嘉淦：《三习一弊疏》，《清经世文编·治体三》，中华书局1992年4月版，第226页。
40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版，第633～634页。
41“子适卫。冉有仆（从）。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42龙启瑞（1814～1858），字辑五，号翰臣，广西临桂人。道光二十一年会试状元，授修撰，曾任江西布政使，太平天国起事时，龙丁忧在籍，后奉朝命帮办广西团练。
43龙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11月版，第250～251页。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江苏上元人，道光三年进士，授任户部郎中，后辞官归乡，讲学于扬州学院，师从桐城古文大家姚鼐，为“姚门四弟子”之一。
44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一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浔州知府顾元恺上报逆案，郑祖琛没给他好脸色，他将此事告诉了左江道台陈启迈，陈启迈赴省询问藩、臬两司，“始知郑祖琛先接大学士穆彰阿信函，嘱其设法解散，不可轻易入奏，自取咎戾。遂立意隐庇，凡遇叛犯，概行开脱。顾（元恺）仰承意旨，将各犯发县看管，并未审讯，即令取保释放，此二十七年八月内事也。后郑祖琛获罪遣戍时，将穆彰阿原信送与赛尚阿等阅看，见者无不痛恨。”《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354～355页。但此事不见于清宫档案，咸丰在罢黜穆彰阿时也没有提到此事，故此传闻只能作为参考。
45转引自李滨《中兴别记》卷二，《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上），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第19页。又参见《中国代史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316页。
46参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版，第395页。
47参见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2～63页。
48同上，第3页。
49同上，第4页。
50《李进富供词》，《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9页。
51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59～61页。
52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43页。
53《天情道理书》，《中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70页。
54民国九年《桂平县志》卷四十一，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版，第127页。
55《天情道理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66页；又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上海书店版，第62～63页。
56同上，第371页。
5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47页。
58《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88页。
59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上海书店版，第65～66页。
60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
61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52～53页。
62《石达开自述》，《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书店版，第780页。据《浔州府志》记载，“谓来人与土人械斗，败走桂平等处。会金田倡乱，来人无家可归者悉往从之”。时间在道光三十年九十月间。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83页。
63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三），同上，第47页。
64《浔州府志》卷五十六，《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版，第128页。
65参见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版，第30页。
66《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482～483页。
67光绪《贵县志》卷六，《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版，第136页。
68《都察院奏广西举人李宜用等呈控情形折》及附件，参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56～60页。
69李滨：《中兴别记》卷一，《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上），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第14页。
70《周天爵奏广西情形及韦源玠起事缘由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87页。
71《骆秉章自注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五辑之144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50～51页。
72周天爵（1772～1853），字敬修，山东东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累官安徽怀远知县、宿州知州、庐州知府、陕西布政使、湖广总督、漕运总督等职。接任广西巡抚时，年龄已经78岁。
73鹯，音瞻，一种善于从空中扑击猎物的鹞鹰类猛禽。
74周天爵：《致周二难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316页。
75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同上，第330、333页。
76据清廷钦差大臣李星沅的奏报，“金田逆匪以二十五人为一旗，共二百八十五旗，亦有供称三百旗（约七千人）。”此情报得知于被俘的太平军俘虏，应属可信。所谓“旗”，以人数论，似应为“两司马”一级。
77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六人结为异姓兄弟，共奉上帝为天父，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为长兄，洪秀全为次兄（洪以上帝次子自居），冯云山行三，杨秀清行四，萧朝贵行五，韦昌辉行六，石达开行七，彼此以兄弟相称。而六姓合而为一，成一特殊宗族，被称作“国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131～132页。洪等如李进富供词所述，“每人妻妾三十六口”。参见注50。
78参见同上，第204～205页。
79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伪军制上”。
80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141页。又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81参见劳崇光、周天爵有关奏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80、87页。
82《周天爵奏广西情形及韦源玠起事缘由折》，同上，第88页。
83参见同上，第99页。
84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建号的时间，简又文先生有详尽考证，笔者从之，不赘述。详见《太平天国全史》（上）第四章“金田起义记”。
85洪秀全建号称王十日后，有关金田拜上帝会起事的情况，才首次见诸李星沅、劳崇光与向荣的联衔会奏中：“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秀泉等结尚弟会，擅贴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近日恃众抗拒，水陆嚣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101页。
86《李星沅等奏金田首领洪泉即洪秀全情由片》，咸丰于四月初六日批阅，据此推算此片上奏日期当在三月。参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06～107页。
87《乌兰泰奏驰抵武宣办理军务折》，同上，第118页。
88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56～57页。
89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105页。
90李秀成原名李以文，家居大黎屯。李家先已信奉拜上帝教，遂于此时加入，详情见《李秀成自述》。
9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第44～45页。
92《天情道理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68页。
93《乌兰泰奏独鳌山一战损将伤兵自请治罪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73、175页。
94《赛尚阿奏拟先全力攻剿冯云山洪秀全再行分兵折》，同上，第209页。
95《邹鸣鹤奏广西吏治积弊已深折》，同上，第259页。
96江忠源：《答刘霞仙书》，邓瑶编《江忠烈公遗集》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7页。
97江忠源：《与徐仲绅制军书》，同上，第69～70页。
98同上，第62页。
99江忠源：《答刘霞仙书》，邓瑶编《江忠列公遗集》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版版，第54、58～59页。
100《咸丰三年正月癸丑谕内阁》，转引自王先谦《咸丰朝东华录》卷十九。
101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4～45页。
102《王壮武公遗集·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五辑之241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6页。书吏在征收赋税，办理案件等公事中，往往与衙役上下其手，沆瀣一气，为自身谋取利益，而浮收倍取的对象不仅是百姓，亦包括当地的有产者——士绅，这自然会侵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会反抗。而府县官员主要关心的是按时足额完成官方交办的任务（任务完成的好坏会直接关系到其考绩升迁），故会放任下属。对此，瞿同祖先生在其《清代地方政府》第三章“书吏”中，有详尽的论证，有兴趣者可参看该书。
10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68页。
104同注102，第56页。
105《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版，第12页。
106同上，第11页。
107“八都左光八，窝藏各乡各县贼徒，常有百余人聚会，为八都、廿三四都害将三十年”，“若辈遇强者则窃，遇弱者则劫，各处有齐六七百人立意欲提获究办者，总是受伤而归。自督抚司道而下均案集如林，未有能治之者。”参见曾国潢致曾国藩家信，同上，第86～87页。
108同上，第12页。
109《与各州县书》，《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97页。
110《复贺长龄》，同上，第4页。
111同上，第104页。
112廪生，是享受国家钱粮补贴的秀才；生员，是不享受补贴的秀才；增生，在正额之外增入的生员（秀才）；武生，科举分文、武两途，武生即武生员，又称武秀才；童生，即读书备考，尚未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参见《王壮武公遗集·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60页。
113《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11页。
114同上，第113页。
115同上，第118页。
116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版，第335页。
117《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26页。
118《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5页。
119《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34页。
120《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版，第9页。
121同上，第10页。
122同上，第30页。
123同上，第39页。
124同上，第65页。
125同上，第19页。
126同上，第27页。
127同上，第59页。
128同上，第1～2页。
129同上，第58页。
130《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56页。
13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414页。
132《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6页。
对于帮办仅可用于自卫的团练，曾国藩并不积极，他招募土生土长的农民，将他们编伍，交与其本乡本土的书生带领，通过严格的军制与训练，终于编练出一支富于朝气的新军——湘军。
事情起因于练兵。
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放弃武昌，泛江东下后，朝廷调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前往湖北收拾残局。曾国藩与张亮基虽是初识，却甚为相得，依依惜别之后，1曾国藩回到长沙，将带到长沙的一千乡勇，“仿戚继光兵法编伍训练，以备防剿，名曰湘勇”。2其时，李续宾、李续宜、刘松山、杨岳斌、蒋益澧、萧启江、张运兰等皆在军中，后来都成了名声喧赫一时的湘军名将。
皇帝交办的任务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搜剿土匪一事，他很积极，很投入，成效也很显著；可帮办团练，他从一开始就不积极，而是提出，在各县团练中，“择其壮健而朴实”的乡民，加以军事训练，以期成为一支战守兼备的新军。“公曰：团练仅卫乡里，法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请改募成军，乃可资以讨贼。湘勇之号，自此起焉。”3其实道理很简单，端谁的饭碗，听谁的吆喝而已。
团练是一种民间防卫组织，成员大多为本地农民，平时要务农养家，只能于农闲时抽空训练，加之经费有限，装备窳劣，训练不足，战斗力也强不了。防匪防盗差可一用，若以之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对手，则无异于驱牛羊入于虎狼之口，是绝不可行的。还有个大问题是，办团练要用钱，国家不给钱，只能靠本地的捐纳集资，难度本来就大，且一旦经手人或承办人不可靠，从中聚敛贪污，则非但无益于地方，反而会成为扰民、害民的秕政。
那么为何非要在正规军外另建新军？扩增正规军不成吗？不成。曾国藩虽是个文官，没有带过兵，可耳闻目睹，尤其是官军围剿太平军两年来的事实，使他坚信，这样的军队是绝无可能克敌制胜的。早在做京官时，他便向咸丰上过一道《议汰兵疏》，将军队的现状，做了这样的归纳：“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雎，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4为此，他提出将绿营兵兵额减少到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的水平，汰兵五万，每年节饷一百二十万两，将之用于军事训练，走精兵路线。
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罗尔纲，20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一部《湘军新志》，其时，罗对湘军军制的研究，是经过胡适先生指导的，故尚遵从胡氏实证主义的治学传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5故此书资料详瞻，评论允当，诚为一时之选。今日读之，仍不失其价值。其后出之作，相形之下，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新志》中对当时清军的腐败窳劣，综核有序，正可以作为曾氏力主改练新军的注脚，故笔者不吝篇幅，于此转述之。
罗氏将清军绿营之积习（或称习气）归纳为四大端：
一为虚名冒饷。即将弁遇士卒缺出，仍存旧名，不予选补，以干没其粮饷。遇到差点兵额时，临时雇人冒充以掩人耳目。此外将弁还将其自家府署内的厨役、仆人等挂名领饷，以国家养兵的经费，用于私人雇役。虚名冒饷的恶果是，册上有兵，伍内无兵；侵占名粮，则虽有其人，而操练调遣均不与闻，有兵等于无兵。咸丰初年，此弊浸深，如贵州一省之绿营，缺额过半，偏僻地区缺额更多，有只存六分之一者。（此胡林翼语）
二为“官气”重。即不事训练而专应差事，不讲营规而专习节仪，巧滑偷惰，军纪涣散。“无事则应对趋跄，勇为善观；临阵则趑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此江忠源语）
三为操防虚应故事。平日训练，花拳绣腿，但求好看。“今日之制兵，陆则不知击刺，不能乘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领惟趋跄应对，办名册，听差使。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势，所教皆是花法（花架子），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此左宗棠语）
四为敢于犯上。清军绿营之等级序列，自上而下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士卒。而上级“居官不谨，动为其下所胁持”。因为有把柄在下级手中，故上级不得不务为姑息。姑息养奸，则军纪荡然。由之形成嘉道年间，绿营士兵挟持千、把总，千、把总挟持都司、守备，都司、守备挟持副将、参将、游击，副将、参将、游击则挟持提镇（即提督、总兵）的局面。“上述四个弊端，虚名冒饷与侵占名粮，则营伍空虚。官气重，则巧滑偷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