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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谈了一番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方法之后，曾国藩向兄弟们介绍了自己进德修业中的良师益友，从中可以略窥京师士大夫砥砺修身之一斑。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叶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91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92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93邵蕙西94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95
但曾国藩很快就发现，日课固然能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毛病，但在改过上并无很大助益。诸如溺情于围棋，好动不好静，对人言不由衷，好名好作诗，读经精力不集中，心有旁骛种种毛病，日日自查日日有，近一个月下来，戒掉的只有抽水烟这一项。他向倭仁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要有耐心，以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绝非易事。孔子之“大德不逾闲”，即便是圣人也难以完全做到。孔门高第颜回可以三个月不违仁，这是不可学的。即使“日月之至”的境界，亦非圣贤不能，“我辈但宜断断续续求其时习而说。”唐鉴则告诉他，“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礼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现，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
显然，天性不可克制，即使后天养成的陋习，也绝非短时间内可以祛除，急功近利不可行，修身要求的是终身的实践。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日课两月之际，曾国藩再作反省：“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所谓‘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写记此策，欲谁欺乎？此后直须彻底涤荡，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极静，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补救万一。慎之，勉之！”倭仁加上的批语是：“力践斯言，方是实学。”97
但说归说，做归做，只过了一夜，他又故态复萌。先是晏起，而后“赴何子贞饮约。……酒后，观人围棋，几欲攘臂代谋，屡惩屡忘，直不是人！……至岱云处，与之谈诗，倾筐倒篋，言无不尽，至子初方归。比时自谓与人甚忠，殊不知已认贼做子矣。日日耽著诗文，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已自误矣，更以之误人乎？”是日，倭仁批语的分量也加重了：“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尽净，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98
到了十二月初七，冯卓怀重立功课，而曾国藩“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于是向好友看齐，再立课程如下：
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99
课程虽立，可从日记中看，曾国藩依然故我，“每日悠悠忽忽，一事未作。”甚至到了十六日，听说菜市口行刑，即欣然随人前往观看，“仁心丧尽，比时悔之而不速返。徘徊良久，始归。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复走子贞处，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又围棋一局，要日课册何用？”100转过年来，甚至日课也坚持不下去了。正月初九方补记初五以后之事，“所以须日课册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101次日早起，他忽然吐血数口，联系到不时出现的耳鸣、眼蒙等症状，102曾国藩归因于气血素亏，思虑过度，不能静养。决定遵从父亲的嘱咐，节劳节欲节饮食，所谓节劳，就是“寡思虑”，不能太用功。
截至三月初，朋友“问余（日）课册，予但有日记而无课，闻之不觉汗下”。103实际上，此后他虽然还在每日日记中自省，可日课一事已名存实亡了。三月初十大考翰詹，曾国藩名列前茅，引见之后擢升翰林院侍讲，又于五月得四川乡试考差，一去近半年。之后公事渐繁，他也就不再有时间精力从事日课了。
在与天性和嗜欲的这场战争中，曾国藩败下阵来，做圣人虽不成，但绝非一无所获。俗谚：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从何而来？自省也。从曾国藩以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段日课的经历使他养成了自省的习惯，并贯彻终生，受益终生。人不怕有毛病，怕的是有毛病而不自觉，若要自觉，则自省的功夫必不可少，它是个人修身与砥砺自新的前提。许多人难于进步，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自省，从而陷溺于嗜欲本能之中难以自拔，浑浑噩噩地虚度了一生。
但在学问上，曾国藩大有进境。“公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曰：古之所为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于古今圣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国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诸儒，取三十有二人，图其像而师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礼家言。”104李鸿章所论，有一事不确，即所谓“精通训诂”。曾国藩虽亦涉猎汉学，然自云：“数年看《说文》，总无心得。”105
曾国藩为学的另一大特点，在于无门户之见，故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对于当时汉学崇尚考据、颜李倡导力行，曾国藩认为都有矫枉过正之弊，他们对于理学的批判，因门户之见而失于偏颇，因噎废食，不足为法。106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曾国藩病肺热，僦居城南报国寺静养，与好友刘传莹相与问学。其时，曾国藩已脱出初学时的藩篱，对学术有了自己的主见。“公尝谓近世为学者，不以身心切近为务，恒视一时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弃其所业，以趋于新。如汉学、宋学、词章、经济，以及一技一艺之流，皆各有门户，更迭为盛衰，论其原皆圣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誉，校没世之名，则适以自丧其守，而为害于世。公与刘公传莹讨论务本之学，而规切友朋，劝诫后进，一以此意为竞竞焉。”107
刘传莹，字椒云，湖北汉阳人，时为国子监学正，于汉学尤其是考据、舆地之学深有造诣，但无汉宋门户之见。“刘君之为学，远师朱子，近法顾氏（指清初大儒顾亭林），以义理为归，而考之实事，不尚口辨，不驰声誉，并世辈流，殆罕其匹。”108两人对学问的看法，深相契合。巧合的是，报国寺前有座祭祀顾亭林的祠堂，而顾氏亦深通考据、舆地之学而无门户之见。所谓“务本”之学，是相对于追随潮流的“风尚”之学而言的，指的是自孔孟程朱至国朝大儒之学。不知是否从这时起，顾亭林成为曾国藩心目中的偶像，109但顾氏倡导学以致用，转移风气，陶铸人才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愿，肯定震撼了他，感动了他。“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110“一命”者，古时对小官的称呼，意为凡身任公职者，都负有率先垂范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的责任。钱穆先生称，此即曾氏毕生学术之所在，亦即其毕生事业之所在。111别具慧眼，真正抓住了曾氏学术的本质。
随着曾国藩的官位升迁，其进德修业亦渐渐让位于公务，“人事日多，观书之时日少。”公务之余则读书习字，访友拜客，谈诗论文，相约逛厂肆购书，琐碎凡庸，了无建树，日子一天天在平庸中流逝。道光二十五年，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可以看出其抱负已经现实了许多：“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112颇得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13的真义。
孔子云：四十不惑。道光三十年，曾国藩年近不惑，心志已定。他在京师生活了十二年，随着阅历的增长，于学问、事业、人生均有了自己的定见，无论何等光怪陆离之潮流时尚，都已不再能够迷惑他。对比他初入翰苑时好誉、好名、争胜之心理，其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是年，在回复老友冯卓怀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此时在学问修养上的新境界：
盖君子学道，尤病于近名。人禀气于天地，受形于父母，苟官骸得职，作事有伦，虽一字不识，阒寂无闻，于我乎无损也。虽著述万卷，誉满天下，于我乎无加也。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彼之鹜，校经，则汉宋分门；论文，则奇偶异帜；小学、金石、算术、舆地之事，名目既繁，风尚日新，穷年而殚日，悴力而敝身，则足以炽其好名争胜之私已矣。岂笃于为已者哉？
仆之往岁，亦尝驰逐众说，昏庸作辍，百无一成，穷而思返，恍若有悟。乃知德行未尊，则问学适以助长；德行既尊，然后吾知识少焉而不足耻，多焉而不足矜。周公之材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行尽性，彼之所禀，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是以迩日业术虽无寸进，而心志大定，窹寐安恬。114
钱穆先生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立论精审，概括确当，洵为名著。我们可以用他的评价，为曾氏之学术作一总结：曾国藩“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色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即曾国藩，涤生为其字）之成就，不仅戡平大乱，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115
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中，值得一提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在京师遇合的几位朋友，日后，这些人相继在其事业的不同阶段发生着重大的作用。
第一个人是江忠源。江忠源（1811～1853），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县人。家世业儒，父祖坐馆授徒于乡里。忠源少时“英达过人。早岁能文章，好读经世书”。成人后，“猿臂长身。目奕奕有神，顾盼磊然。与人交披肝沥胆，终始不渝。尤爱才服善，闻人孝友节义事，务成就阐扬之。廓达大度，开诚示人，而见义勇发其所必为，虽险阻郁塞，众人孑孑环顾惊疑，公不为动。”116道光十七年，江以拔贡领乡荐，与郭嵩焘为丁酉同年，此后两人屡赴会试不第。科举定制，每六年一次，从三科会试不中的举人中，选任官员，一等的用为知县，二等授予教职，俗称“大挑”。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即为大挑之年，郭、江相继赴京备选。嵩焘入京，下榻于内城碾儿胡同曾家，据他回忆，江即经由他与曾国藩相识。117曾、江“以学行相切磨”，118成为知己。此番大挑，郭嵩焘、冯树堂与江忠源都落选了，心情之落寞，可想而知。但江忠源之为人处事，却使其声名大震，令曾国藩钦佩不已。当时有一大批时乖命蹇的举人羁旅京师，会试不第，大挑又不得，多有贫病潦倒者。
陕西举人邹兴愚，故籍新化，于公（即江忠源）为乡人。公以其温雅士，厚遇之。兴愚病羸，咳血，又贫无仆从。公襥被就其居，为经理医药。数月，兴愚竟死。时君所尝受业者邓鹤龄，湘乡举人，亦病咳血，垂殆。公既为棺殓兴愚，属其族人邹溥霖送归陕西，而身护鹤龄南归。鹤龄寻卒，公又为任棺殓，而致其丧湘乡。当是时，公义声震京师，人以得一识公为幸。其后同年生曾如礲死京师，公又为其归丧。119
江忠源所为，大有古代侠义君子之风，于朋友之道，至为难得。所谓“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120曾国藩以同乡之谊，亦曾对邹、邓二人施以援手，或经理后事，或帮衬路费，但论起江忠源所为，还是叹服不置。
湘乡邓铁松（即邓鹤龄，铁松为其字）孝廉于八月初五出京，竟于十一日卒于献县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诚必信。此人义侠之士，与侄极好。今年新化孝廉邹柳溪（即邹兴愚，柳溪为其字）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灵榇回南。今又扶铁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侠士也。扶两友之柩行数千里，亦极难矣。121
当时天下承平，举世昏昏，而忠源来自民间，深知地方积弊，于即将到来的变乱颇有先见之明。“尝从容语国藩：‘新宁有青莲教匪，乱端兆矣！’既归二年，而复至京。余戏诘公：‘青莲会匪竟如何？何久无验也？’公具道家居时，阴戒所亲，无得染彼教。团结丁壮，密缮兵仗，事发有以御之。逮再归，而果有雷再浩之变。公部署夙定，一战破焚其巢。诱贼党缚再浩，磔之。”江忠源以此功被朝廷赏戴蓝翎，以知县选用。道光二十九年，江到京候选，“又语国藩：‘前事虽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诛余党，难犹未已。’逾年，而复有李沅发之变。又逾年，而广西群盗蜂起，洪秀全、杨秀清之徒出，大乱作矣！”122
江忠源被分派到浙江补用，在捕盗、赈灾诸事上勇于任事，清正廉明，大得民心，也深获曾国藩座师、时任浙江巡抚的吴文镕的器重。派他署任秀水知县，很快又实授丽水知县。咸丰元年，曾国藩荐江于朝廷，奉旨赴部引见。未成行，闻父丧丁忧回籍。一年多后，两人再会于湖南时，江忠源已是首创楚军，历经大小数十战的名将了。曾国藩初练湘军，原是想交给江忠源统带作战的，可见他对江氏的信任倚畀之深。
第二个人是胡林翼，他对曾国藩后来事业的影响，还要大于江忠源。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又号咏芝），湖南益阳县人。父胡达源是嘉庆二十四年乙卯科探花（一甲第三名），累官为詹事府少詹事。达源“学宗宋儒，林翼少时，即授以性理诸书”。123胡自幼聪慧，“少负才气，不甚措思也。为文操笔立就，旁通曲畅，自达其志。”124道光十五年（乙未）举乡试，次年联捷（乡会试连续中第称之为“联捷”）。胡父为四品京堂，岳父是当朝名臣、两江总督陶澍，堪称世家子弟。胡小曾一岁，却早一科成进士，科考之途，比曾国藩顺利。但在仕途上，却不如曾国藩幸运，早早遭遇了蹉跌。
道光二十年秋，胡林翼奉旨出任江南乡试的副主考，却因主考文庆携人入闱阅卷，吃了挂落。作为副主考，他担了失察的责任，降一级调用，125旋丁父忧回籍守制。由红翰林而连遭降级、丧父的打击，胡之侘傺消沉，可想而知。服阕后，他并未销假复出，而是“杜门不出，终日书卷翰墨自娱，……知心（朋友）至，相与放荡形骸，流览山水。春秋佳日，独从一奚奴散步乡村，与野老谈稼穑忘归，道旁之观者不知其曾践清华也。”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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