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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役杀死联军四千多人，获得战马三千多匹，盔甲千副［28］，因为战争发生在万历癸巳年，所以称之为癸巳之战。癸巳之战对于女真各部的相互关系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它是关系到新兴的“女真国”生死存亡的战争，也是对建州实力的一次检验和十年统一战争的总结。这次战争深刻的历史意义还在于，通过战争在女真各部中，不仅确立了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在建州的领导地位和与女真各部新关系的开端，而且也将努尔哈赤统一战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向海西以及东海各部进军举行了奠基礼。从此，淑勒贝勒努尔哈赤
“威名大震”，原来孤立于各部以外的情况开始改变了，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建州的转变，即从以叶赫那林孛罗为主，各部追随其后的局面，转变为建州、叶赫、乌拉“三足鼎立”的局势［29］。
癸巳之战以后，建州正处在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形成的阶段，国家机器及其附属物还不完备，而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却愈加贪婪无厌，垂涎东海和海西四部，以继续完成对女真各部的统一战争。然而，要实现对外的掠夺，必须利用他们已经攫取的国家权力，对内实行统治和镇压，因此，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开始整顿内部，加强镇压和奴役已经归服的各族人民。
癸巳之战以前，建州的统一战争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只剩卞长白山部的珠舍哩、讷阴等局部地区了。战后，努尔哈赤的兵势大盛。他首先决定扫平残部，完成建州的统一事业。癸巳战争刚结束，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就于十月乘胜招服了珠舍哩部。闰十一月，收服讷阴部，攻下首城佛多和山（今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公社宝马）。杀了该部首领搜稳、寨克什等［30］。从此，努尔哈赤被众部誉为王子［31］由于女真人居住地域一般没有明确的划界，明廷所设立的卫、所，多指聚居部落的大体地域，多凭水指山为限，尤其是女真社会是多种经济，居民长期自由生息，出入都没有禁限。这种状况，随着建州统一事业的发展，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阶级的对立，国家的产生，统治和剥削被压迫者的时代已经到来，昔日不受约束的社会成员，这时必须承担国家的经济负担或义务。换句话说，女真社会内部已经进入激烈变革的时代了。
努尔哈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战争频繁，各个部落居住分散，难以完全控制每个部落成员。有的诸申（自由的部落成员），依着旧习，借口到朝鲜去“受宴”，常常千百成群，漫山遍野地离开部落［32］。有的借采取人参为名，十百成群的走出，甚至借机对朝鲜或其他各族人民肆行掠夺［33］。有的竟自行投奔朝鲜王国境内乞求定居，不再返乡［34］。这样，使女真人口、劳力、兵源严重的流动，不利于建州农业和其他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集体的军事活动。总之，不利于新兴的建州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对于这些，努尔哈赤采取果断和强有力的措施，即申明法纪，加强统治。对于擅自进入他国边境，肆行掠夺的人，立即捕捉他的家口，判做苦役，或以极刑处斩［35］。规定一人越过边境，罚牛一只或银十八两。凡是家境贫寒，无力承担罚款的人，将其全家降为阿哈，听从奴隶主使唤［36］。在这严刑重法之下，习于涣散生活的女真诸申，只好畏法从命。从此，奴隶主控制了人口流动，稳定和发展了生产，社会秩序大为安定。一位女真人深有体会地说，在“王子”管束以前，出入的人都要身佩弓、矢、刀、剑等武器，以防他人侵掠，自“王子”
管束以来，远近行走的人，只要手提个马鞭子就可以了［37］。凡是已经征服的各部，以都城佛阿拉为中心，分别设立烟火台报警，击木梆子以为信息，社会秩序治理得井然有条［38］在国家职能不断增强的同时，生产、劳役、纳税，在建州社会内部也由国家发挥组织作用了。由努尔哈赤统一下令，各部首领直接组织生产，使建州的农业生产，在短时期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都城佛阿拉城周围一带，土地普遍开垦、耕种，山地也大都种植稷、粟、黍、蜀等作物［39］。亩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良田斗粟下种可以产八、九石，最差的田地斗粟下种也可以收获一石多［40］。
建州生产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演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财富的日益集中，并为奴隶主阶级集团所占有和支配。便于保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城市逐日增多。往日自由的社会诸申，今天都被计算人丁数目，分番赴役［41］，为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少数奴隶主从事劳役，如运木搬石，烧砖制瓦，建筑都城、构建边台等等。他们的生产物也开始以税收的形式上缴了［42］。
建州加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强化国家机器，集中体现在军事方面。为了适应内外发展变化的需要，努尔哈赤在军事上进行了改革，改革过去将不听令，军无法纪的局面。最初在努尔哈赤的军中，凡是有战争，首领带头冲杀，部下愿意进则进，愿意止则止，首领无权也不敢进行干涉，更没有法制去加以制裁。比如，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四月，努尔哈赤率领甲兵八十人，遇见了巴尔达等五个城主率领的八百兵来战，形势相当危险，而族兄弟扎亲、桑古哩却解甲避战，其他七十多人也观望不前，对于这些，努尔哈赤竟毫无办法，只好以四个人去冲八百人的大阵。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兆佳城大战更为明显。当时建州发兵攻打兆佳城主宁古亲，战前努尔哈赤悄悄地伏兵城下，城主一无所知，派兵出城。突然遭到了伏兵的袭击，慌忙退兵。努尔哈赤单身直入百人之中，手斩九个人，余军四散，城门紧闭。建州兵围攻四天，城将陷落的时候，兵不听令，四处掠夺财物和牲畜，相互间大肆争夺。努尔哈赤十分焦急，先解下铁甲给部将鼐护说：兵士争夺这少许的财物，自相残害，你携带我的盔甲前去约束一下［43］。鼎护去后，不但不约束兵卒，反而参与抢夺。努尔哈赤无奈，又解绵甲给巴尔太，让他携带绵甲换铁甲回来，以防城内出兵冲突。巴尔太也没有照办，并且与众人一起进行抢掠。这时，守城兵见到有机可乘，派一哨人马自城中冲出，将努尔哈赤的叔弟旺善冲倒了。敌兵正要行刺，努尔哈赤见此，只好赤身参战，救出旺善，破城杀了宁古亲［44］。
鉴于将不听令，兵不从命，漫无纪律的情况，努尔哈赤采用本民族狩猎生产的传统组织形式，即牛录（即“大箭”之意）制度，对于部民进行编制。这种组织最初在部落中建立起来，部落首领即为牛录额真（额真即“主”之意）。由于居住部落大小不等，人数众寡不一，加上随时有他处部落或个人归附，每个牛录的人数也不尽相同，少的常常是五、七人，十数人或三、四十人不等［45］。
初期，牛录只是比较单一的生产组织形式，女真人不管人数多少，出兵或打猎，都以族寨为组织基础。每行大猎，开围的时候，十个人为一组，各出箭一支，一人为总领，九人跟从，各以定向而行。这个总领就是牛录额真［46］。后来，牛录制度逐渐演变，增加了军事和行政管理职能。到万历二十三、四年，努尔哈赤统兵已经上万［47］。按所使用的武器和技能分为四种，有环刀军、铁鎚军、串赤军、能射军［48］。每军各有旗帜。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所用的旗帜尚未划一，旗色有青、黄、白、黑、赤等，近于以后的四旗颜色。旗上或画龙，或画马不尽一致。旗宽二幅、长二尺为限。这是八旗制的前身。
军事将领都由在城中的各部首领充任，以一年为限期，期满了更换。守都城的兵车由各个部落临时调用，以十天为限，期满换班。有事还是原始办法，传箭为令。令到则每个兵卒自备军粮、军器，到指定的地点集中［49］。
当建州奴隶主作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其牛录制度已经作为国家的组织形式，作为阶级统治的一种国家形态出现了，牛录制度所具有的职能，已经日益与国家职能相一致了。军队具有常备兵的性质。首领居住在城中为将为官，增加了国家官吏的稳定性，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已经成为现实。特别是以努尔哈赤所定的口头法或习惯法，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意志，对军卒强制性的管制具有鲜明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性质。比如，凡是军卒在集中期间，进行严格的训练，听令而又努力训练的，当即赏给酒肴，进行鼓励；违令怠于训练的，立即杀戮［50］。有不守军纪的施以箭罚，以“鸣镝箭”击射，即令犯法的人脱去上衣，用骲箭射他的背。射罚多少，以罪过轻重而相区别。或有的犯罪，以打腮进行处分［51］。从此，建州军中赏罚分明，战斗力日益增强，这一切为努尔哈赤进军东海女真与海西女真，作好了军事准备。
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有效的管理国家，比较早地注重吸收和使用汉族知识分子。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明官余希元（明朝留驻朝鲜的练兵将领游击胡大受部下的官员）曾经派遣家丁杨大朝到建州，在那里，他们遇见了被努尔哈赤称作“师傅”的浙江人龚正陆。第二年，余希元亲赴建州时，也遇见了所谓唐人教师方孝忠、陈国用、陈忠等［52］。努尔哈赤比较早地认识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传播先进文化、培养人才、治理国家的重大作用，是很有远见的。这样的对内政策，既加强了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也强化了奴隶制的国家机器，为进一步统一女真各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努尔哈赤深知，要实现统一女真各部的目的，必须避开明廷的军事干涉，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环境。因此，努尔哈赤除了对建州内部加强统治以外，对于明廷继续采取忠顺守边，称臣纳贡的方针。癸巳之战以后，努尔哈赤先后在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三次入京朝贡［53］。每次朝贡所率领的人数少则百人，多则二百人。
努尔哈赤虽然已经建国称汗，但是对待明廷仍然以建州首领的身份出现。建州国或女真国等称谓只对内使用，不对明廷使用［54］。凡是有要事，明廷派使臣前去宣谕．努尔哈赤作为朝廷所封授的边臣，仍然恭谨从命。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明廷边臣奉命宣谕建州卫，令努尔哈赤不要与朝鲜结仇，并在此以前曾经责备努尔哈赤违背朝廷法制等。努尔哈赤接到谕令以后，及时地回复了朝廷。他在报告中说：游击（系指明留驻朝鲜的游击）宣谕我不要与高丽为仇，我没有违犯朝廷法律。我只知道遵守国法，保卫和守护边疆九百五十里，努力学好（系指不扰害边境）。上年高丽避乱（系指倭寇入侵，高丽人外逃），逃人达子地方，我把逃来的人收留在家。后将十二个人送回了满浦镇，我们俩家好似一家。请游击上转抚部（广宁镇抚）大人。又说：达达国（系指蒙古）、海西以及建州各部都有好人、歹人，把好人误作歹人，认为违法、加罪，实在让人难于忍受。今天，我把冤屈的情由都诉说出来，禀告游击老爷，将我努尔哈赤忠顺的情况，奏报给朝廷，请求开天门，见天日……［55］，努尔哈赤在报告中极力地表露他对明朝的一片忠诚和对使臣由衷的敬重，以致无论边境发生任何的事情，他都上报给辽东抚部官员，表明他对明中央政权尽职的心情。这些都证明了努尔哈赤为明朝守卫长达九百五十余里边境，他所在的地区是明朝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明朝法律管制之下。各部女真都必须奉行明廷的命令，遵守明廷法律。换句话说，努尔哈赤无疑是明朝守边的臣子。
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九月，努尔哈赤接受明廷敕命，晋升为都督佥事以后，他借明廷的声誉，抬高自己，增强势力和扩大影响。癸巳之战以后，他的声誉更大了，建州以东的女真各部首领或自动前来归附或相继被他征服了。于是，女真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归一趋势。这一年，努尔哈赤统率的首领多达三十二名，七年以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猛增到五十三名［56］。地域也明显地扩大了，围绕建州的大小三十多个卫，投属从命的就有二十多个［57］。明廷鉴于努尔哈赤忠顺，守边劳苦有功，并在癸巳之战中杀死了北关叶赫大首领卜寨，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决定晋升他为龙虎将军，位居散阶正二品官［58］。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势力的不断增长，使他个人的志向和欲望越来越高，与明边官在某些事情上的矛盾虽然有所加剧，但是，扈伦四部还没有统一，努尔哈赤在女真各部中的脚跟还没有最后站稳，经济上仍然得依赖汉区的关市贸易。这个大局使努尔哈赤不能超越现实，不得不仍然对明廷采取忠顺的态度。这种态度除了表现在按时朝贡以外，在接待朝廷使臣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万历二个三年（公元1595年），建州有一部分诸申越入朝鲜边境的渭源（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慈江道）进行采取人参和掠夺财物，与朝鲜边民发生冲突，结果互有伤亡，造成了建州与朝鲜王国之间的所谓“渭源之仇”。努尔哈赤准备对朝鲜王国采取军事报复行动［59］。朝鲜王国使臣何世国，在代表国家与建州交涉的同时，要求明留驻朝鲜王国的练兵游击宣谕建州，不要与朝鲜王国为敌，扩大事态。然而，纠纷愈演愈烈，努尔哈赤积极调兵遣将，广集工匠，打造兵器。在建州与朝鲜王国之间的矛盾势不可解的时候，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廷派遣一位官员，朝鲜王廷派遣两位官员，率领二百人出使建州。朝鲜王国使臣称明廷官员为余相公，即余希元［60］（有的史书误写为金希元）。
二月初二日，余希元等渡过鸭绿江向建州进发。初五日，努尔哈赤派遣康古里［61］，前去中途问安。又令张海、额驸何和理，统领骑兵三百，侍卫保护。张海等于道旁跪见“天朝”使臣，然后随行。余相公对张海说。承蒙你们都督厚意，前来迎接。但是，路途遥远，草料不便，兵马不必随行了。张海领命撤去。初六日，努尔哈赤令八将率领轻骑六、七千人迎接于途。初七日，距建州都城佛阿拉三十里，努尔哈赤与弟舒尔哈齐率领骑兵三、四千前来迎接。见面时，余相公在马上举手相揖，下马赴宴。酒行三杯之后启程。又走了二、三里，有骑兵四、五千人排列道路左右。距都城十五里，又有步兵万名，列队相迎。进了佛阿拉，但见分内外二城，外加套城。外城周长十余里，有城门六处，内城周二里余。内城架设木栅，栅内建楼阁三处，为努尔哈赤的住所。房屋、殿阁都以青砖、青瓦建筑。
朝廷使臣入城以后，努尔哈赤设下马宴，热情款待。席间，努尔哈赤说，我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管事十三年不敢扰边，对于朝廷恭谨忠顺。可是杨布政无故说我不顺，还要讨伐我的部落。我把诸种事情的缘由已经报给广宁都御史了，而杨布政却阻拦，不向京城呈报，真是无可奈何。我与朝鲜王国本来没有衅端，朝鲜人被倭人追赶来到这里，我各给与衣食，还送回满浦镇。我在学好人，做好事，十分明显。可是，去年我部人到朝鲜渭源采参，越过国境，罪在我方。他们理应把越境的人缚送给我。由我处置，而朝鲜人擅自杀了我们四十多人，这就是他们的过失了。若是没有老爷宣谕到此，我与朝鲜王国的关系怎么能维持到今夭！我图有名声，不贪财货。希望老爷将这些事情禀报给广宁军门，提本上奏圣上，知道我努尔哈赤恭顺，我的心愿也就满足了。
初八日，努尔哈赤与朝廷使臣余相公坐在楼上，他对天发誓说：我管事十三年了，只有恭顺地对待朝廷，从来没有二心，并向朝廷官员行礼，接受赏赐。努尔哈赤大宴余希元。初九日，舒尔哈齐恭请余希元到家里赴宴。
余希元传旨，调解建州与朝鲜王国的关系后，努尔哈赤赠送给朝廷使臣大马一匹，率领诸将四、五十人在城外二、三里处设帐幕，举行饯宴。款待十分丰厚［62］，以表示努尔哈赤对朝廷的恭顺和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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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茅瑞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