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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的南部和西部推开。 要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上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军队，就要以连 续作战的精神，以兵贵神速的干劲，以勇追穷寇的豪气，一鼓作气，全面出 击。中央决定，由第一、第二野战军承担解放大西南的任务。由二野从东向 西，由一野从北向南，两路出击，把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全部消灭。根据进 军大西南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 分任第二、第三书记。 1949年10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出发，向 西进军，开始进行川黔作战。要打大西南，核心是要拿下四川。当时，西南 的国民党部队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要保住西南，以四川为防守的 重点，依秦岭山脉构成主要防线，企图阻止解放军由陕入川。而防守秦岭又 为其重点的重点；至于川东和湘桂方面，由于地势险要，并有白崇禧的重兵 防守，蒋介石判断，解放军绝不会选择其为入川口。这种错误的判断和部署， 注定了他在军事上的失利；另一方面，蒋介石已知自己此时处于绝对劣势， 为保存其残余力量，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一般力求避免与解放军决战。 刘伯承、邓小平确定以五兵团及三兵团的十军直出贵州及川南，断敌退 路；以三兵团主力直出川东南，聚歼重庆及川东之敌。而后协同贺龙率领下 由陕入川的十八兵团等部攻占全川。为了迷惑蒋军，保证第二野战军从川黔 边实行大迂回和大包围的突然性，一野部队对蒋军秦岭防线发动攻势；陕南 和鄂西的解放军部队也积极进行佯动；刘伯承、邓小平则率二野指挥机关和 三兵团乘车由南京、徐州隐蔽地向湘西开去。 进军西南是非常艰苦的，行军的路程达4000里，有的都队如四兵团甚至 达到8000里。部队由湘鄂西出动后，遭遇了连绵半个多月的阴雨，加之公路 很少，而且多被国民党部队所破坏，前进的道路上又横亘着起伏不绝的山脉， 山势陡，湍流多，人烟稀少，粮秣缺乏，就更增加了进军的困难。但由于有 华东、华中人民和三野、四野的支援，部队物资准备尚好，政治动员深入明 确，故二野所有部队士气高昂，不避艰难，不惧困难，以日行100多里的速 度，坚定地向指定目标进军。 11月1日，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发起了进军西南的川黔作战。担任 战略迂回任务的二野五兵团及十军，以突然迅速的动作挺进至贵州境内；同 时，二野三兵团主力由湘鄂边出动，突破了蒋军宋希濂集团防线的两翼。解 放军在湘西和湘鄂边的宽约1000里的地段上多路出击，完全出乎敌人以为解 放军主力将从陕入川的意料，从而打乱了他们在西南的整个防御部署。 按照刘、邓的指示，二野部队加速猛进。11月21日，五兵团解放了贵 阳。此时，刘、邓再一次对敌人的行军速度和路线，以及解放军相关的行动， 作了精确的计算，从而指挥部队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和多路的迂回截击，将敌 人分割于南川以北地区，并于11月24日占领南川城，切断了蒋军西撤务江 的退路。28日，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3万余人，宋希濂率残部 丢下乘骑、行李，狼狈地步行逃命，于 12月19日被二野全歼于大渡河两岸。 11月30日，刘、邓指挥二野三兵团粉碎了蒋军在长江南岸的抵抗，随 即解放了国民党 “陪都”、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 川黔作战胜利结束后，刘、邓转而把全力集中在歼灭蒋介石的最后一支 主力——胡宗甫集团的作战上。为了全歼胡宗南部于成都地区，刘、邓命令 二野三、五兵团于12月11日由纳溪、自贡、内江等地，开始向乐山及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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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挺进，至20日，已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部的退路。解放军从东、西、南 三面对成都地区布成了口袋形阵地，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部完全被解放军包 围。 在刘伯承、贺尤、邓小平的指挥下，解放军于12月21日发起了大陆上 最后一次大战役——成都战役。刘、贺、邓分析，敌人可能集中全力向一个 方向突围和进行最后顽抗，因此要求部队行动必须十分谨慎，加强纵深配备， 组织密切协同，采取先打敌弱点和”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术；同时大力进行 政治瓦解，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以减少解放军的伤亡。 战场上的事态发展正如刘、贺、邓所料，敌人先是多次发起攻击，企图 向西南突围，而后负隅顽抗。由于刘伯承、邓小平的准确预计和英明指挥， 胡宗甫集团主力被刘、邓大军一口一口地吃掉。12月27日，成都之敌被歼 灭，成都宣告解放。 至此，二野进军大西南的整个作战计划基本结束。此次作战，历时两个 月，在兄弟野战军的有力配合下，共歼灭蒋军正规军、游杂部队和地方团队 90万人。 为解放西藏创造条件的昌都战役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在国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英帝国主义及邻国 很长时期以来，就妄图把西藏变成置于他们统治势力之下的殖民地。而西藏 统治集团的个别上层分子，则与他们勾结起来，利用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 的民族压迫政策在西藏人民中造成的不满情绪，大力进行所谓 “独立”的阴 谋活动。当邓小平、刘怕承、贺龙率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他们的这种活动 更加猖狂起来，制造了 “驱汉事件”，派”亲善使团”外访，任命“外交部 长”，积极扩军备战，企图造成 “独立”既成事实，阻止解放军入藏。 为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建设与巩固国防，加强汉藏民族 间的团结，扫除西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以邓小平为第一书 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的中共西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和西藏的具 体情况，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条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 义的侵略势力，对西藏的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的社会改革事宜，根据西 藏人民的意志，人民提出要求时，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对 过去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其坚决与他们脱离关系，仍可任职， 不予查究；充分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等。 1950年1月8日，刘、邓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了关于进军西藏的部 署。就在解放军准备进藏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将其主 力置于昌都一带，企图凭金沙江之险，以武装对抗阻止解放军人藏。刘、邓 果断决定：一方面继续积极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政治争取，一方面命令二野五 兵团的十八军在政治争取不成的情况下，于 10月间进行昌都战役，粉碎西藏 地方政府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入藏的阴谋，促其内部转变、分化，争取整 个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继续企图以武力对抗解放军。他们暗害了主动先于 解放军进藏，到拉萨向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员及广大藏胞宣传中国共产党的 民族政策以及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决策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 民政府副主席、西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藏活佛格达·呼图克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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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他们已经关闭了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为此，刘、邓根、据中 共中央的指示，命令十八军以最快的速度强渡金沙江，消灭昌都守敌，打开 进军拉萨的大门。 昌都战役自10月6日开始，经过18天的大小20余次战斗，歼灭了昌都 总署和6个代本的全部和三个代本的大部，共 5700余人，并争取了一个代本 和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率部起义。暗害格达的凶手福特也被活捉。 刘、邓等组织指挥的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的主力，粉碎了帝国主义和 西藏上层中的分裂分子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促进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转变分 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人民军队，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 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消灭了蒋介石 的800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1949年 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此时，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刘怕承等人率二野等部队进军大西南。1949年 11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成立，邓小平就任第一书记。1950年1月8日， 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市宣告成立。刘泊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王维舟、 熊克武、刘文辉、龙云等6人为副主席；邓小平同时就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 部队向酋藏进军。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邓小平多次主持西南军 政委员会会议，部署开展剿匪、土改。城市经济工作、农村工作等，加快恢 复和发展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 1952年，邓小平奉中央调遣，到北京工作，担任了中央政务院副总理的 职务，后又先后兼任过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 职。1954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 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这个时候起，邓小平进入了中国党政最高领 导集体。作为总书记，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毛泽东主席的重 要助手；作为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他根据工作分工，成为周恩来总理 的左膀右臂。 新中国进入了和平时期，邓小平也在很长一段时期的主要工作不再是军 事，而以主要的精力去抓建设，抓改革。他以杰出的才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 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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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惊世之举，中国百万大裁军 世界为中国的裁军方案震惊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军 委主席邓小平提出的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方案，作出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决 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中国政府单方面实行百万大裁军的消息不能不震惊世界。 因为，有关 “裁军”的问题，在国标上和中国国内，都不是新题目。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一开始就把裁军列为它的最 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裁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 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从 1945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五花八 门的裁军方案和机构，令人眼花缀乱。可是，尽管人人都在喊裁军，并且喊 了40年，结果却是越“裁”越多，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那里，“裁 军”已成为一种政治把戏和掩盖军备竞赛的烟幕，整个世界都被拖着不由自 主地滑向危险的深渊。 只有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根据世界进入80年代以来的国际形势所 发生的重大变化，审时度势，对国际战略格局、战争与和平的发展态势，而 作出了单方面裁减百万大军的战略决策。 这一战略决策在当时是惊心动魄的，也是发人深思的。因为在当时的中 国，南疆的自卫还击战场尚枪声未绝，全党正大力整顿力求党风根本好转而 尚未实现，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生活正处于大刀阔斧改革图新、各种新旧更 替之时，百万大裁 军，势必引起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全方位波动”。 然而，当 1986年这个“国际和平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 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 的和平诚意。当然，这一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白什么。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公开承认，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军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减 轻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便于改善武器装备，从质上提高部队的战斗性能—— 即为了保持一支更有效的抑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武装力量。这同样是对世界 和平的贡献。 中国的百万大裁军行动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衷心赞扬。 联邦德国 《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人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 人言行一致。 巴基斯坦 《黎明报》评论说：中国裁减军队100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 界的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它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犊地发表 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 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事实证明，中国军队的这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 关的人员编制精简了近一半；空、海军和二炮都作了相应的精简和调整，原 先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被裁掉的有昆明、武汉、福州、乌鲁木齐 4个军区；减掉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消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 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了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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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部队的 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达到 1：3。3……所 有这一切调整，虽然有困难，但总的说是做得利落、稳妥而成功的。 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决策，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重大决策的伟 大意义更是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在人们眼前。 那么，邓小平是根据什么而提出的这一伟大战略决策呢？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全局和发展方向。新中国诞生 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人民军队也随之进入了 和平建设时期。 但是，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认为战争 “迫在眉睫”，因而军队的建 设 “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方针，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 的临战状态。这虽然有当时的情况和原因，但长期保持这种状态，把有限的 财力物力过多地用在战争的直接准备上，既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不利 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尽管我国的军费数额是很低的，而且在政府财政开支中的比例逐年下 降，1985年，我国的军费只有 191亿人民币，折合60亿美元，约占同年美 国军费的 20％；还不及苏联的一个零头。但是我军员额却相当于美军的两 倍，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 “人头费” 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 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据统计，我国1953年至1983年30年间的武器装备发展 费，比美国1982年一年的同类经费还少200亿人民币。 一方面是军费数额很低，另一方面却是兵员多，结构又不合理。据有关 资料，当时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官兵比例是：苏联力1：4。56：美国为1：6。15； 联邦德国为1：10；法国为1：17。而中国是1：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 个半士兵。 中国军队的军官多，首先是由于机关庞大。每个军区有十几名或几十名 省军级以上领导，邓小平说，打麻将都能凑好几桌。他有一句尖刻的话，从 1975年讲到1985年： “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都跑不赢。” 早在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 为首要任务。在以后的10年间虽然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但由于一些人“准 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弦绷得太紧；由于 “人多好办事”的旧观念还 在起作用；由于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革，部队的编制和员额总是缩了又胀， 再缩再胀。 邓小平意识到：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 （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 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 行不通。 尤其是进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