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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对于这些改变病例的保密工作较之以往更为严密。在1968年至1977年这段研究期间，大多数员工都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改变性取向的病例。治疗师罗斯·博亚尔斯基曾听同性恋患者提及过向异性恋的改变，但是从没有说起这些治疗相关的录音带被藏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家中隐秘的地下室里。那个时期负责病人安排工作的林恩·斯特恩科夫斯基说，自己从未处理过任何改变治疗的病例。治疗师玛丽·埃里克森解释说，前来诊所看病的几对同性恋夫妇“是想要明确两人关系中的问题所在，并解决两人之间在性生活方面遇到的障碍，并不是什么有关改变的东西”。作为20世纪70年代早期研究所里经验最为丰富的一对治疗组合，马歇尔医生以及佩吉·希勒医生说他们没有治疗过同性恋患者，也几乎从没听说过任何有关改变疗法的消息。通常比约翰逊更亲切一些的马斯特斯似乎也并不希望听到那些知情人对于改变疗法的说辞。“我当然不同意——我告诉过他，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处理方法，绝对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那儿工作的精神病学专家罗杰·克伦肖医生回忆说。最后，员工们都学会了不要去和马斯特斯争论这个话题，他的决定甚至成了员工中间的笑料。“比尔会看着一个人说‘请勃起’，然后他们就勃起了。”J·罗伯特·迈纳斯笑着说道，他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主管助理。
起初，科罗德尼并没有怀疑这个项目治疗病人的能力。凭借一双明辨细节的好眼睛，他仔细地回顾了前两本书中的病人档案，听了很多录音带，并对他们的结果坚信不疑。“如果比尔说他们在改变治疗中做得很成功，那我就相信，我怎么会说这不可能呢？”科罗德尼也听到了一些含糊的传言，说位于拉杜的住宅是进行特别治疗的场所。“自从1968年开始和他们共事起，我不记得有任何男同或女同夫妻在诊所进行改变治疗。”他说，“我询问比尔，‘改变治疗的档案在哪儿？’他回答说，‘哎呀，我们压根就没有保留。’在专业成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听说过，或者坐下来对正在进行的真实的改变治疗病例进行讨论。所以，比尔宣布说他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着实感到很困惑。”
然而，当《同性恋研究》将近出版时，科罗德尼被邀请参与它的准备工作。这本书后来在致谢部分提到了“仔细评阅文章内容的罗伯特·C·科罗德尼的高超技艺”，在少数几个协助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里，他被放在了首位。意识到作为作者的自己所存在的局限性，马斯特斯希望科罗德尼可以仔细检查贯穿全文的那些个例研究的插图式描写，令其变得更加易读。他们之前出版的所有书籍都含有不提及任何姓名的病人简介。考虑到同性恋本身复杂的性质，这就更需要对其真实生活进行生动的描写。在这本书中，比如说“病案报告： 第10号夫妻”，花费两页篇幅讲述了“R”的故事，并将他标注为一个“30岁的金赛6级患者”。在这个故事中，R是“一个十分坚定的同性恋”——过于坚定以至于“当他需要的时候，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到当地的酒吧或者公共厕所猎艳”。后来R遇到了一位23岁的女人，都喜欢弹钢琴的他们发现彼此兴趣相投，于是“坠入了爱河”。在结婚之前，他和这位彻彻底底的异性恋女人（取向评级为金赛0级）兴奋地同居了10个月。然而，直到第18个月的时候，他们都还未圆房。这篇简介陈述说：“尽管妻子在房事方面百般努力，R却始终无法勃起或无法持续勃起。”在批注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总结了治疗R及其妻子时取得的成功：他确实转变了过来。在治疗的第10天，他开始可以成功地进行性交。随访期间，这对夫妻也没有不良事件发生。他们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作为临床心理医生的R事业有成，双方父母都说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显然，这种小说式的病例是金赛6级男性与金赛0级女性之间性关系的例外情况，并不是常态。就像之前强调过的那样，改变或逆转同性恋的能力极限并不单单取决于委托人想要主观地变为异性恋的程度高低，同时也取决于从这样的改变中可能获得的回报。
科罗德尼申请翻阅这些“小说式”病例的资料档案并聆听录音记录，但遭到了拒绝。医生和患者都十分清楚，在治疗过程中所说的全部内容都被录音机记录了下来，这是出于对双方的保护。“如果有患者想诬陷有治疗师诱奸他们或诸如此类的事而提出索赔的话，我们有录音带作为证据，他们知道我们有录音。”科罗德尼解释说，“比尔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律保护措施。”因此，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没有录音记录显得十分奇怪。
随着工作的进展，科罗德尼开始怀疑在这67份病历中，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有部分并非真实存在。通过马斯特斯的记忆片断组建的细节内容，或许也可能全都是捏造出来的。“当时以及之后的27年里，我始终认为他们处理过的病例数并没有他们书中说的那么多。”科罗德尼说，“这本书里，有些东西要么是夸大之词，要么就是捏造出来的，只是为了呈现一些更吸引眼球的病例。”尽管科罗德尼是马斯特斯在诊所里的第一助理，对马斯特斯也非常仰慕，但他对此无法做出其他解释。他的部分工作任务是检阅病人的申请，帮助分配病人给各个治疗师，即便如此，科罗德尼自己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改变疗法的病例。
科罗德尼试着改善手稿乏味的文笔，并加强病例简介的可读性。“读过这份手稿之后，我告诉比尔，文章显得不够真实，所有的病例都千篇一律——所以我们开始着力于给它们增加点色彩。”科罗德尼说，“我们去除了所有与病例无关的内容。基于那些并不真实的材料，我会在这儿或那儿添加一两句话。不管怎样，这或多或少有些胡编乱造的意思。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书的吸引力。”
最终，科罗德尼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并私下里找到约翰逊，提出了自己的劝告。他非常谨慎地提出了这次对话，心里并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那个时候，科罗德尼被认为是马斯特斯的门徒，将来有一天会接替比尔的位置。科罗德尼和约翰逊之间的关系向来较为紧张，这主要由于马斯特斯对他的信任。表面上一直跟随比尔并默默支持他，现在却又对他提出这样严重的批评，这很可能会诱发吉尼的抵触，甚至可能引起她的愤怒。然而，当科罗德尼跟她说这件事的时候，约翰逊立马就承认了他们所遇到的困境。对于马斯特斯的改变理论，她也怀有同样的质疑。“她非常理解我所说的问题。”科罗德尼回忆说，“吉尼真心不喜欢这本书。这有点像被绑在铁轨上的感觉。我已经十分明确地告诉她这本书可能招来的反响——业界的笑柄、公众的愤慨、被指控为狂妄自大或缺乏客观性，并遭到同性恋运动、精神病人社区以及社会各界的攻击。或许除了宣讲福音的保守派，只有他们可能会说，‘看吧，我们一直都跟你们说是这样——如果这些（同性恋）家伙想要改变，那他们就会改变的！’”
预计到要在公众面前难堪，想象着自己被视为骗子，这让约翰逊十分不安。她已经耗费了整个成年之后的人生来克服别人对自己在证书以及公信力方面的讥讽。对于周围的政治以及社会环境有着比马斯特斯更敏锐感知的她，已经意识到了在推广这个未经证实的理论时潜在的危险。约翰逊含着泪水告诉科罗德尼她无法忍受自己被列为共同作者这件事。
“我真的不想被人评判，或者因为这样的白痴行为而被人记住。”她如同演唱歌剧一般悲叹道，“他写了一堆垃圾！这全都是他编造的！”
曾有一度，她考虑过要求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把马斯特斯列为唯一作者，再用副标题的形式注明：“基于与弗吉尼亚·E·约翰逊合作的研究”。但是这样的附文只会引起更多的怀疑。她要求科罗德尼尽量延迟这本书的出版。也许，有了足够的时间之后，其中一些基本的错误可以被改正或者掩饰掉。
“我没法跟他谈论这个。”约翰逊向科罗德尼吐露说，难得地表现出了软弱的一面，“我们不能再讨论这个话题了，因为已经为此大吵了一架，而我又不得不和这个男人继续生活下去。你必须和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科罗德尼决定将自己的担心写出来，表达得尽可能友善而直接。1978年8月，关于第二版的手稿，他寄了一封两页之长的亲笔信给马斯特斯，重复了自己之前的提醒，即有关改变性取向的章节需要重新评估。“我更加确信这离发表还差得很远，只会给那些喜欢抨击你名声和研究正确性的批评者以素材。”科罗德尼给这位曾经启发过自己职业生涯并一直以来都担任着导师的人这样写道。马斯特斯看了科罗德尼的信之后拒绝承认任何事。马斯特斯并没有能够努力走得更远，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奖赏——为自己长期从事的人类性爱研究画上完美的句号。他们的对话变成了一场面红耳赤的争吵，最终扯到了约翰逊的办公室。她和科罗德尼都没能说服马斯特斯。“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马斯特斯反复坚持着，“我们需要让世界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是我们当初打算要做的三部曲中理所当然的最后一部。”
得到了约翰逊的批准之后，科罗德尼对他们的出版社提出了延后要求，然而为时已晚。“那是一本烂书。”约翰逊数十年之后回忆说，“科罗德尼也有些得意忘形。”她说她当时赞成重新书写并修订整本书，使之与现存的（医学）文献相符，她担心马斯特斯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谈论什么。她说，最糟糕的是比尔当时对于编写病例研究非常具有创造性。
当出版的进程启动之后，约翰逊和科罗德尼都认为只剩下唯一的选择——两人都不想要通过公然反对激惹马斯特斯——那就是希望这最后一本作品可以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吉尼不再负责这件事了。”科罗德尼说，“所以这本书就如比尔希望的那样在4月出版了。而我基本被忽略在外。”
《同性恋研究》在出版之前被寄予了厚望。图书出版社机敏地将一部分内容事先透露给了《时代》杂志，而由于这两位研究员影响广泛的名声，《时代》刊登了关于该书夸张的正面报道。它宣称，“毫无疑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当代的一个现象。”
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媒体一样，《时代》一开始就量化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影响——售出了75万本著作，在研究过程中观察了超过1万次性高潮，治疗了2500对有性功能障碍的夫妇，并且成功率达80％。对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早期的科学著作，《时代》杂志注意到了其中使用的拗口英语，比如用“挑逗接触时机”来表示前戏，以及用“言语表达的关于表现的关心”来表示谈论性爱。它还挑出了这本书的另一个毛病，“几乎没有涉及心理学、伦理学或者同性恋起源的内容”。但是与其他更严厉的评论相比，这些只是模棱两可的评论。《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评论文章说该书“充满了谬论”，并直截了当地质疑了有关改变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总结了有关此书的反馈信息之后，它嘲笑道，“‘改变’成异性恋有一半以上的可能。只要你想，那就可以。”最令人痛心的反应来自科学以及医学界，他们对抽样方法及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一项研究是基于那些愿意花2500美元进行两周改变治疗的同性恋患者，那么就会造成不可救药的偏移，个体选择的样本会向有利于成功的方面倾斜。”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性身份领域专家约翰·莫内说。即使是数年之前请求马斯特斯帮忙一起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录中去除的美国精神病学会前主席贾德·马穆，也对他们的结果有所怀疑。“我非常怀疑你们竟然可以在两周时间之内把一群金赛6级的人改变过来。”马穆说。
关于改变疗法的争议持续了好几十年。无数的江湖医生以及宗教狂徒指望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宣称的成功，开始提供“治愈”同性恋的“脱离同性”服务项目。此后的30年里，在许多人当中，基督教联盟创始人帕特·罗伯森以及教士杰里·法尔韦尔支持了那些改变同性恋的服务，其宗旨就是使病人们脱离罪恶、重回敬畏上帝的异性恋的怀抱。2006年，天主教医学会宣布：“科学研究——包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在内——反驳了有关同性吸引取决于先天因素且难以做出改变的神话，同时还提供了预防和治疗的希望。”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第二竞选人萨拉·佩林所在的阿拉斯加教会通过詹姆斯·多布森博士管理的全国性基督徒组织爱家协会举办了一个关于同性恋改变的地方会议。多布森团队在《同性恋研究》出版了将近30年之后将其脚注引入他们的网站上宣称说：“性爱研究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传统的观点来看很难成为一对典范！）说，‘同性恋无法改变’的观念显然还存在疑问。”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医疗团队最终都开始反对这种改变疗法，并认为其所宣称的那些成功案例并不能在其他研究中得到重复论证。的确，2007年的时候，美国医学学会发表其官方声明，表示反对使用那些基于同性恋本身是一种精神疾病的假设，或者以病人应当改变其同性恋倾向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为基础的“修复”或“改变”疗法。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十分好奇为什么没有人在这件事上对马斯特斯进行阻拦，让他不至于出丑。“这是我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为失望的一点。”格布哈特谈到他们的第三本书时说道，“我一直都很敬重科罗德尼，连他也会赞同对同性恋进行‘治疗’，这让我着实有点惊讶。”
马斯特斯非常自信，觉得他们的书最终还是会被接受的，就如同之前的两本一样。他认为绝大多数批评都来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他们总是抱怨说两周的治疗过于简单化了，远不足以了解患者性生活中的谜团。规模与范围方面的局限性中许多他都表示承认，但他觉得改变疗法的前景给了患者更大的希望和更多的自由，这是精神分析无法做到的。“批评的人都是基于老观念。”马斯特斯在媒体上不屑一顾地回应道，“我们报道的是10年研究以及5年随访的结果，证明这的确有效。”
在那些内部成员之中，包括科罗德尼在内，大家始终有些困惑，为什么马斯特斯这么拼命地不停推广改变及逆转理论的可信度。过去，马斯特斯曾是一位有远见的人，观点犀利，但总会有充足的资料支持。这一次，他怎么会让研究所陷入如此被动的地步呢？媒体总会有很多批评声，但从来也没有对这本书基本的诚信进行攻击。没有人知道诊所内部的担忧。“在这一点上，我主要认为比尔关于改变疗法的理论更多是他的想象，而不是以数据为依据的治疗研究，所以这着实给我下了一个套。”关于可能产生的影响，科罗德尼回忆说，“显然，业界以及普通大众对于他们成果的接受方式有了一些改变。”
被这整个经历弄得窘迫不安的约翰逊发誓，再也不会让马斯特斯陷自己于这般田地。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她又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诊所。“吉尼感到比尔开始变得有些我行我素、不顾后果，让他做决定实在有些危险。”科罗德尼说，“当然，从那时起，她开始尽可能地掌控研究所的一切动向。”1982年，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从其原先位于森林公园大道4910号的地方搬到其附近一幢新建的整洁办公楼时，这种权利转移表现得最为明显。约翰逊审视着一切，楼层平面图也是经过她批准的。从那以后，由谁做决定这件事已毫无疑问。“吉尼自己占了一个更大更好更为安静的办公室，而分配给比尔的则小得多。”科罗德尼回忆说，“这很说明问题。”
当外人指出其中的角色转变时，马斯特斯尽可能表现得并不在乎。“我雇用过她为我工作，现在我为她打工——这样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