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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费，此外还有另外一张支票，用以支付代用者这笔额外费用。她记得至少有4个女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过报酬。“我从没拿到过什么收据，因为他们不希望留下任何纸质记录。”约翰逊的首席行政助理旺达·鲍恩负责确保马丁尼对代用者项目以及所有可能目击的事情保持沉默。“人们总是对所发生的事很感兴趣。”马丁尼回忆说，“旺达通常会说，‘现在，如果有人问你在哪儿工作，你就说我在为一个西尾区中部的医生工作。’我一直都没明白其中的原因，但她总是有点神神秘秘的。”
代用者可能通过性传播疾病这一点比起金钱交易更让人担心。1982年8月，《时代》通报了生殖器疱疹的传播——称它为“当今社会的红字”，并在杂志封面上标注了一个大大的红色“H”。一年之后，致命性的艾滋病毒的出现则带来了更大的威胁，那些勃起功能障碍的男人很少使用安全套，这令情况变得尤为严峻。此前沙利文在工作时从来不使用避孕工具。“在个人生活中，我会使用避孕药。但那时我们很少使用安全套。”她回忆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出现之后，安全套才成为了必需品。”警惕着感染的威胁，沙利文也不再轻率地让病人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插入自己的阴道。对于染上这个致命疾病的恐惧让代用者与渴望性生活的病人之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起初，这真的很可怕，让人提心吊胆。”沙利文说，“我们努力地分散对性交的注意，因为重要的部分不是插入，而是那些为此准备的过程。好的客户会在他可以插入之前停手。然后他会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
不过，疾病和金钱都没有终止沙利文的职业生涯。1984年，在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代用者之后，她前往圣路易斯接了两个不同的病例，中间仅相隔一个周末的时间。一时兴起，她决定放一个短假，长程跋涉去堪萨斯城附近的一个地方做一次健康水疗。在回圣路易斯的时候，她冒着暴风雪依旧继续赶路，生怕错过了自己第二个病例的预约。在湿滑的高速路上，她租来的汽车撞上了另外一辆失控的车辆。在这次迎面冲击中，沙利文的脸撞上了方向盘。她的整个左侧颅骨粉碎性骨折，还伴有其他毁灭性的损伤。“没了眼窝，没了鼻子，没了颧骨，肚子上多了无数个洞，肺也损毁了。”她叙述道，“我昏迷了好几个星期。”
在圣路易斯，关于沙利文遇到了几乎致命的交通事故这一新闻引得满城风雨。如果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性爱代用者计划败露了，那么全国的媒体无疑会发现她在密苏里州所做的一切，从而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陷入险境。吉尼再次表达了自己对比尔的反对。最终，在经历了数个月的手术以及康复治疗后，沙利文的自行车被运送回了加利福尼亚。她想要继续自己的代用者工作，却没能如愿。“我再也没有多少（客人，在交通事故之后），我再也无法一周接16名客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沙利文悲伤地说道，“我的脸做了17次重建手术，每3个月1次。在这样不间断的情况下，我的确也不能见任何客户，我想继续治疗把自己的脸修复过来。经过了手术之后，我真的被击毁了。”
曾经的美丽容貌如今已是面目全非，沙利文发觉，那些默默看向她的眼神远不同于以往。她再也没有从前的诱惑力。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明白今后的人生将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关于美貌与性和爱同等重要的惨痛教训。“我并没有意识到，美丽可能就是我会有如此多客户的原因。”她评论道，“我以为那是因为我参加过培训，是因为我寄了自己的简历。不，其实这是因为我年轻貌美。你以为你在跟谁开玩笑？他们说男人多数是因为视觉刺激而兴奋的。”
几个月之后，马斯特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一场讲座。沙利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立马决定前去参加。讲座结束，她走向马斯特斯，心里并不确定他是否能够认出她。她出院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他礼貌地询问了她恢复的情况——然后问她是否愿意继续担任代用者。“他看到我时就问我，‘有一个病人——你能接手吗？’”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处理的都不是什么简单的病例，而这个新病患给了沙利文特别的挑战。他是一名富有的年轻男子，但患有恋童癖。就像《洛丽塔》中亨伯特·亨伯特的真实版本，这位客户迷恋那些在自己家乡遇到的妓女们未成年的女儿。“他出门找到妓女后，就会强迫她们交出女儿，幻想着自己是她们的救世主。”沙利文说，“在脑海里，他会假想自己是她们的父亲，给她们买自行车，送她们精美的礼物，等等。同时他还会欺骗她们。他觉得他是在从将要让她们去卖淫的母亲手中‘拯救’出这些孩子，这些小女孩。”就像沙利文回忆所说的，这位客人陷入了麻烦，作为法院判决的康复治疗的一部分，他必须呆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儿一段时间。“当我听到这个病例时，心中的一个声音说道，‘开什么玩笑——这绝对治不好。’”她回忆说，“但是另一个声音又说，‘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又有什么损失呢？”
不再像以往为期10天的代用者治疗，马斯特斯希望沙利文可以和这位客户一起生活3个月。他的名流家族会支付沙利文1万美元作为报酬。在逗留期间，这位有点肥胖的年轻人住在一个宽敞且几乎没有家具的私人公寓里。马斯特斯想要改变这名男子的恋童癖，将他所谓的对于小女孩的喜好转为对那些身体成熟的异性的兴趣，比如沙利文。“他真心希望这位客户可以找到和成年女性一同生活的真实感觉。”她怀疑地说道，“让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去改变那样一个人，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毫无疑问。”
治疗了数天之后，沙利文已经黔驴技穷，用尽了自己所有哄骗、溺爱、抚摸的技能，但这些都让他感到极为不舒服。“有一次我们做背部安抚时，我可以感受到他额头冒出的汗水滴落在我的背上。”尽管在床上竭尽全力，她却仍旧不能让客户勃起。他们两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呆在一起，直到相互产生了厌倦。“我就像他的室友，他的女朋友。但他就是太紧张了，像一只猫。这样完全没效果。他真的对我没有任何兴趣。你不能期望每一对共处一室的男女都会成为情人。对于他来说，我就像是一个家具。”
马斯特斯的这次失败尝试成了沙利文在圣路易斯的最后一次表演。她带着钱回了自己家，经过一系列的面部重建手术来修复自己的容貌，并且不久之后就结婚了。在定期前往圣路易斯期间，她一直都没有机会认识弗吉尼亚·约翰逊。“她从未出现过。”沙利文说，“她真的不太喜欢这个（使用代用者），所以一直避而远之。”
虽然围绕着性爱代用者存在着许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包括牵涉这样一种工作的女性的情感代价，沙利文一点也没觉得自己被马斯特斯或其他成员剥削了什么。回顾往事，沙利文说，代用者提供了一项十分必要的服务，特别是对于那些孤独失意的性功能障碍男性来说。那些谴责这种行为的人往往是出于他们自己对于性爱的无知与恐惧。“我们这些代用者都是女权主义者。”沙利文在20年之后坚称，“我们并不是靠性爱赚钱。我们收取报酬是因为我们在教导性爱——而性交只是其中最基本的部分。但是有些人永远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第三十五章 危机
“艾滋病掀开了一段正在腐朽的木头，展露出了隐藏其下那痛苦蠕动着的生命，它一下子囊括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主要课题： 性、死亡、权利、金钱、爱、恨、疾病和恐慌。”
——埃德蒙·怀特
（Edmund White）
美国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三世偷笑着站在“正义的精神”（Spirit of Justice）——一座露着一只乳房的半裸正义女神的巨型装饰艺术雕像——前面，宣读了1986年的委员会报告，对美国的色情层面进行了谴责。里根总统的主要执法官员向淫秽内容宣战，坚决要求将性革命的放纵时代终结。
“尽管这个社会的许多成员都能够举出或者已经举出了关于性自由的例子，但我们没有人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在司法部大厅举行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米斯发表的报告里这样宣称。在思想领域，人们不再容忍对性自由放任主义的做法。“尽管没有明显的证据，”加入了米斯阵营的美国卫生部长C·埃弗雷特·库普医生强调，“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常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色情作品确实会对美国人的公共健康造成明显且迫切的危险。”
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对性有关信息的公开传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典型的代表——打开了通向疾病和道德腐败的大门，把美国变成了现代的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带着一种报复性的肯定，他们认为媒体对性高潮的经常讨论和不断放开的许可导致了婚前性行为、通奸、堕胎、同性恋以及更多破碎家庭的涌现。电影及有线电视里播放的裸露镜头以及脱口秀中有关避孕药、避孕套以及震动棒的讨论，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感情。一些牧师把20世纪80年代致命的艾滋病看作来自上天的病毒性霹雳，认为是上帝对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性混乱的惩罚。“我看到一种确定的精神复活触动了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准，这种精神已经朝着性自由走得太远。”帕特·罗伯森声称。他是供职于基督教广播网的一名电视福音传道人，当时正在为参加继里根之后的1988年总统大选作准备。看着社会的钟摆往回摆动，《花花公子》杂志总裁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董事克里斯蒂·赫夫纳公开向米斯的报告发起挑战，但结果是司法部门冻结了“711”便利店以及其他便利商店对赫夫纳旗下杂志的销售。后来通过一场联邦诉讼，《花花公子》才得以重新上架，回到思乐冰饮料的旁边。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没笨到会对米斯委员会做出评论。“在处理性这个话题上，那么多的人连一点点客观都做不到。”马斯特斯解释道，“我总觉得要化解对我们的研究项目任何一种形式的公共批评，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它。”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好像不再能够对公众的非难免疫了。多年来，评论者们一直对这两位研究者充满了溢美之词，原因在于他们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发现，也因为二人非常有技巧地保护着自己的形象。“马斯特斯有着那种典型的、人们不太敢去挑战的、神一般的形象。”精神病学家劳尔·司莎伟1983年告诉《时代》周刊，“人们完全被关于性疗法最初的乐观吸引了，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地对长期数据进行真正的观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书里指出了几种缺陷，尤其是研究对象的取样方面存在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来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并且对“性行为有着基本的兴趣”。这意味着这些男女基本上都曾通过自慰达到过高潮，并且有过婚前性行为。几乎没有志愿者是穷人、黑人或其他少数派群体。批评者认为，虽然性倾向在解剖学和基础心理学方面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它扭曲了人们的期望。“简言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是中产阶级性高潮爱好者（这些人即使在实验室里处于被观察状态时也能轻易地达到高潮）。”批评家黛比·内森注意到，“这几乎算不上一个典型的群组，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从这些人身上取得的数据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了性反应周期，并声称这是无性别差异和适用于整个人类的。”诊所唯一的一名美国黑人工作人员琼·多布斯·巴茨曾试图扩大这个群体的范围，但她说许多的少数人种不愿意参加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项目。“黑人几乎都羞于承认他们有性方面的问题。”巴茨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最初的来自1980年《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对两人宣称的80％治愈率的抨击。伯尼·齐尔伯格德和迈克·埃文斯撰写的封面故事称《人类性功能障碍》用来判断成功的标准不精确，并且从来没有被其他人成功复制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方法论中错误及马虎的表达相当多，它无法达到通常——以及他们自己——用来评价研究的标准。”齐尔伯格德是加州伯克利的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埃文斯也是一名心理学家，他们并没有对《人类性反应》进行挑剔。相反，他们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第一本书里展示的严密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名声“创造出一种光环效应”，影响了人们对他们后期作品的接受。这两位批评者在主要关注《人类性功能障碍》的同时，也质疑他们把同性恋改变成异性恋的说法。“他们的同性恋样本中许多人并不是真的同性恋者。”说起志愿者样本，他们提出，许多人其实是双性恋者或者“误解的”异性恋者。（《同性恋研究》的其他批评者指出书中几乎没有提到直肠性交——这是误导性病人样本的又一个证明。）当《今日心理学》编辑要求回应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拒绝了。“不对任何热门论坛里的批评进行回应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原则。”约翰逊坚持。但鉴于他们自己的大量作品也都出现在未经同行评议的热门书和杂志里，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立场。1983年，另一次质疑出现了。鲍伯·古乔内的《阁楼》（Penthouse）杂志发表的由《论坛》（Forum）杂志编辑菲利普·诺比尔所撰写的文章中重复了同样的主张。作为“性学”新领域的领导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意识到他们无法再这么轻易地忽略他们的批评者了。
在《性学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里，罗伯特·科罗德尼准备了一份书面辩护“来澄清几个误解”。他强调病例是通过失败而不是成功来定义的，数据是通过“尽可能最保守的方式”取得的。比如，在治疗期间，一个患有性功能障碍的人在3次性交中都实现了“良好、坚硬的勃起”可能看起来是好消息。但是，如果这个人在性交尝试中也遭受了“3次勃起失败”，那么他在分类时是被标识为一个“失败案例”的。同样的，如果一个女人“在性交中不能以连续的形式达到高潮”，她也是失败的。即使在病人回到家不久就恢复了性功能，或者他或她又回来通过了第二次尝试并取得成功，该病人在数据统计方面依然被认为是“失败”的。科罗德尼说，要复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结果很困难，因为其他治疗师不会公布统计结果，也不彻底地随访病人，或者仅仅是建立在间断的、一周一次的疗法模型上，而不是全力投入的工作两周。不过，在这个工作组从1959年到1977年处理的1872个主要为异性恋的案例里，“成功”率达到了81。8％——按照任何标准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凡的断言。相比之下，86％寻求治疗的人曾经在前来他们诊所之前于别的地方进行过至少6个月的心理治疗。他提到，“不到5％”的人曾在进入这家诊所时有过好转。
世界性学大会（World Congress of Sexology）于1983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之前，科罗德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强调别的同行在评估他们疗法的长期效果时“听了无数个疗程的录音带”，并对他们的结论表示了肯定。“没有所谓的‘秘密’。”他们坚持道。那些要求做更多能够复制他们结论的研究项目的人好像没有考虑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在没有任何政府拨款、完全自费的情况下完成他们长期的性研究的。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工作“不那么完美”，但是要求大家“根据当时和现在的知识情况来判断”。这个新兴领域的大部分人都把他们视作英雄，但即使是那些虔诚的追随者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科学的肯定。“直到我们能够重复他们的工作之前，”性学研究所的心理学家F·保罗·皮尔索尔说，“我们依然会或者敬畏，或者嫉妒，或者怀疑其正确性。”
1988年3月，刚完成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C·埃弗雷特·库普就接到了妻子贝蒂从家里发来的紧急信息。她通过电话警告他，将会有一场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新书的辩论，内容关于艾滋病危机及其对异性恋人群的威胁。“我妻子在电视上听说了这本书是怎样展示艾滋病通过所有这些欺骗性的方法进行传播的。”库普回忆说，“她非常清楚我正在对公众宣扬什么以及我担心什么。”
这位71岁的美国卫生部部长飞到伦敦，参加了一个关于新兴艾滋病的医学会议。在他当值期间，这种致命的病毒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它主要通过性交和静脉注射针头导致的体液交换进行感染。最初的死亡人数主要存在于同性恋人群——包括里根总统的一位好莱坞演员朋友洛克·哈德森——以及通过被感染的针头传播这种血液病毒的吸毒成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