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雅克就和我在一起，我感到他的手是在我的手里，我看见了他那明亮的脸庞，还有他那闪着金光的头发和胡子。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孩子才成为太阳的孩子的，为了他头发的这种颜色。我听见他的声音在为我翻译着《刨世纪》里的话，他，最伟大的人，听任睡魔笼住了沉睡的亚当，他打碎了他的一具外壳，给予了他他的外形以及他的英俊，在他打碎的这具亚当的外壳里，他给了他所有的心愿所往，他造就了阿伊莎，带她到亚当这里来。然后他对他说。亚当，她是我存在的存在，我外形的外形，他把她叫做阿伊莎，因为她是被他打碎，据他所愿而成的。
这是我所度过的最长的一夜。我累极了，于是子宫仍然收缩着，而我竟在工作室里睡着了。“什么时候才开始呢？”我同一个助产士，我好像丧失了勇气，她拥抱了我。“但是亲爱的，这已经开始了呀。”我知道我的儿子是生在太阳初升之时，他是它的孩子，他有着它的力量，同时也会具有我的圣地的力量，具有我所钟爱的大海的力量和美丽。我们仍然是在穿越阿隆港往以色列圣地去的路上，我闭上了眼睛，感受到了海浪那温和的波动，我看见了船艏接近海岸时，那黎明时分平整光滑的大海，我听见了那个暗哑的声晋在哼唱着的布鲁斯舞曲。接着孩子便开始出生了，海浪把我直带到我所沉睡的沙滩，而此时伊丽莎白正在一边看着我们的行李。这真是美妙极了。是那么美丽。我痛，但是我听见了海浪的声音，它们把我带走了，我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漂浮着，海滩在太阳出生之时被照得金光闪闪。“呼吸，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助产士的声音在这沙滩的寂静之中奇怪地回响着。我呼吸着，没有叫喊。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浪一波一波地经过我的肚腹。米歇尔生出来了。我被周围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带进来的，我不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我睡了很长时间，就在我终于到达的平整的海滩上。
伊丽莎白
尼斯，1982年夏，寂寞旅馆
伊丽莎白，就是曾经是我母亲那个人，昨天死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将按照她的遗愿，在黄昏时分，当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把她的骨灰撤在她所钟爱的大海之上，只有大坝上钉着不动的那几个渔夫，在夜晚的暑气中几乎是半昏半醒了。我做这一切的时候不会哭，甚至会毫无感觉。然后我就沿着海边的马路走着，这些路的名字里都有个“I”字，比如说Ribottl．Macaranl，Verdi．Alexandre Mari等等等等。在十字路口，能感觉到一阵阵吹过来的，她一直很喜欢的那种海风的气味。
这几个星期以来，甚至这几个月以来，太阳一直燃烧着。火灾在山上蔓延开来，天色奇怪极了，一半是蓝的，一半则被烟熏黑了。每天晚上，海上都会落一阵灰雨。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德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阿根廷人或是阿拉伯人。人们大声说着话，那么响，还有女人，是那么香。有怕冷的同性恋伴侣，有护士，还有希腊的，塞浦路斯的，突尼斯的以及苏联的水手。有日耳曼流浪汉，有米歇尔大街混混，做比萨讲的小白脸，还有拉皮条的。有交易代理人。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退休职工，把头发染得花花绿绿的，心不在焉的女孩子，还有那些吸毒致死的少年。有来游泳的荷兰人，皮肤是那种很有活力的棕红色，有卡比利亚的工人，有退伍军人，理发师，大使，汽车修理工，部长，我还知道些什么呢？
我望着这个世界，我并不熟悉它。我再也认不出来了。这些来来往往的人，过去了，停下了，说话，相抚，这人群，仿佛是沿着淘槽流去的浓浓的渣滓。这脚步声，尤其是这说话声，在马达轰鸣中仍然可辨。在他们那封闭的壳里，人们的目光是那么生冷。遥远，仿佛只是一种反射。
伊丽莎白是1973年走的，那一年爆发了罪孽沙漠战争，也正是在那一年，我嫁给了菲利浦，并在特拉维夫一条喧闹的马路上开了一家儿科诊所，就在阿比玛电影院附近。我怎么会让她走呢？我早该知道她生病了，她一直默不作声地忍着病痛。癌占据了她整个腹部。而我想要活，快速有力地活，不去猜想些什么，也不犹豫。
伊丽莎白走了，穿着黑衣，提着一只小箱子，就是那只她乘船到达此地时拎的箱子，我尽量挽留她，但我知道这是没有用的。我和她说我的职业，说菲利浦，说米歇尔，说米歇尔很需要她。她微笑着．做了个手势，意思叫我不要夸张了。她说：“不会是他想我的，而会是我想他。”她又装出高兴的样子补充道：“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来看我，他喜欢旅行。”在机场，登机前她用一种接近冷酷的平静对我说了一句让我心狂跳不止的话，她说：“你自然知道的，我这一去不会再回来了。我永远走了。”现在我明白过来她为什么要这样说了。
我在这座我不熟悉的城巾中行进着，沿着马路。就是在这里，我的父亲和母亲度过了他们的青春。我看见了我父亲任教的中学，他在里面教史地课。这是一座灰色的封闭之地，奇妙极了，有着小小的墙角塔，还有炮眼，带有矛饰的栅栏。我看见了我们在草坪上种下的那棵矮小的橄榄树，它象征着和平啊。还有一座日规，上面的拉丁文箴言老是让我想起匹克戚克俱乐部的标语我找寻着我父母亲曾经住过的大楼，他们的阳台正好朝着条小河。但是今天河已经被填上了，建成了停车场。竖起了一幢幢钢筋水泥土做的大楼。不远处，有一座老楼，是个旅馆，旅馆的名字我很喜欢，叫做Soladad旅馆，就是寂寞旅馆的意思。我租了一间朝着院子的房间，因为我无法忍受马路的喧嚣。我在狭窄的床上躺下身来，听见了鸽子的咕咕的叫声，还有广播传出的模糊的声音以及孩子的叫喊我仿佛是在随便的一个什么地方，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到处到处。
这些日子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流了过去，在这火灾般的灼热中，每天都会传来有关战争的消息，在黎巴嫩，那些兵火相接的事情，在漠尔山，在艾斯特瑞尔，在瓦山。每天，我都在医院望着我母亲失血消瘦的身体陷在那张狭小的床上。每一天，就这样看着她渐渐隐去，渐渐消失。我听地她的声音，是那么虚弱。那么遥远。我感觉到地的手，在我的手里。她在说从前，说我父亲。她说米歇尔，她谈起了尼斯，安第布，谈起了那些幸福的日子，海边散步，意大利的假日，西耶纳，佛罗伦萨，罗马。她和我说着这切，仿佛我也曾经在那些地方逗留过似的，仿佛我是一个朋友，或丝姐妹，一对夫妇在某处的旅馆或是湖边偶遇的午轻女孩，与他们分享了一瞬的幸福，就像是撬室入窃得来的一样。阿芒蒂亚的饭店，碧蓝碧蓝的大海，在黄昏中往前漂的岬角。我曾经到过那个地方，和她一起，和父亲一起，我曾经吃过那些新鲜的西瓜．喝过这酒，听过这海浪的音乐，还有鸥鸟的啼鸣。当她和我谈起阿芒蒂亚的蜜月，所有的一切都隐去了，我仿佛真的和他们在一起，我看见了他们燃亮着青春光辉的脸庞，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和他们此起彼落的笑声。她说着，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就好像她一定是抓住我父亲的手。当他们乘船出发，在夜晚闪闪发光的大海上滑行时，那海鸥，就在他们身边醉人地呜叫着。
每天每天，伊丽莎白的声音都要衰弱一分，她永不知倦地重复着同样的故事，说着同样的一些名字，同样的城市，比萨，罗马，那不勒斯，还有这阿芒蒂亚，仿佛这是世界上惟一战争不曾波及的地方。在最后的这些日子里，她的声音是那么虚弱，我必须得凄在她的耳边才能感觉到带出这些名字，这些记忆片段的气流。
每天，在暮色中走出医院，我就随意地在街头游荡着，脑子里晕乎乎的，满是这不停回想着的名字，简直是挥之不去：阿芒蒂亚，阿芒蒂亚……报纸上总是登山上着火的消息，火吞噬了绿色的白桦树林，松林，在土伦，费依昂斯，德拉吉尼安，还有塔内隆高原。火灾将贝鲁特烧得精光，这座城市就快灭亡了。
于是夜里，我就走在这滚烫滚烫的街上，找寻着阴影，还有记忆。伊丽莎白的手，握着我的手，她的声音也在我耳边喃喃低语，那是些我不懂的词，是她在阿芒蒂亚的海滩上，紧紧地靠着我父亲的身体，对我父亲说的爱意浓浓的词，是我父亲对她说的词，就像是个秘密，那大海比平时还美，金光闪闪，海浪前赴后继地向岸上涌来。最后几天，她甚至已经没法开口说话了，但是那些词依然在她的心底，它们一直涌到她的唇边，我就这么弯下身去，捕捉她的气息，想要再次听见这些词，这些生命之词。现在是我对她说，因为她不再能说话了，就由我来对她说这一切，西耶纳，罗马，那布勒斯，还有阿芒蒂亚，仿佛我真的在那里过，仿佛是我握着父亲的手躺在海滩上，望着海鸥零零落落地飞过夜晚的天空，听着拇潮奏出的音乐，望着在海平线后相继灭去的灯光。我握着她的手，和她说话，看着她的脸，她在床单下起伏着的胸脯，我紧紧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想要给她一点我的力量。在那座被围的城市里，没有水也没有面包，只有那摇晃不止的火光，大炮的声音．还有在残垣瓦砾中徘徊的孩子。这是8月的最后几天，在圣·马克西姆教堂的上方，群山在燃烧着，都烧光了。
夜里，从医院出来，我走在山上，望着这天边的火光，仿佛是一抹血色黄昏。在瓦尔山，七千公顷都是一片火海，空气中，水中都浸淫着这般烟味，甚至在海上也能闻得见。船只带着人们的财产远离了这座燃为废墟的城市。它们的名字也在我的心里，现在，它们叫做索尔·吉尔吉斯号，阿尔基翁号，索尔·麦里那号，奈洛斯号。它们往塞浦路斯，往亚丁，突尼斯或苏丹港开去。它们在乎整的大海上向前滑去，排出的尾流往海岸涌来，消失在海滩上。海鸥伴着它们飞了很远，在黄昏明净的天宅中，一直到岸上的大楼全都变作了斑白的小点。在错综复杂的街道上，那些脸，那些眼睛都在望着我，询问我。女人，孩子，我看见他们都是鬼魅一般地移动着，在破碎不堪的街上，在难民营的阴沟里，在撤布拉，在查提拉。船只远去了，它们开往世界的另一头，海的另一边，“大西洋号”描着岸堤慢慢地开着，在平整的太海上滑动着，黄昏的热风中，就好像是一座白色的高楼。它往北面开去，希腊的方向，或是意大利。我守望着大海，这灰蒙蒙的，烟波浩渺的大海，仿佛我真的能看见船燃著万盏灯火，排着尾浪，在海鸥的陪伴下出现在平整的大海上，出现在半明半暗的黄昏里。
伊丽莎白是那么虚弱，连睁开眼睛看看我都不能够了。我凄在她耳边和她说话，说很长很长时间，感觉着她的缕缕灰发擦过我的双唇。我试着和她说她所喜欢的那些词，那些名字，那布勒斯，佛罗伦萨，阿芒蒂亚，因为只有这些词还能进入她，和她的血液，她的呼吸交融。护士想叫我走的，但是我一直吊着床前的环，脑袋和她睡在一个枕头上，我在等待，在呼吸，在存在。水通过吊管一滴一滴地滴入她的静脉里，而我的这些词就像是这些水滴，一个个地来了，不知不觉的，很低，很慢，太阳，大海，黑色的岩石，飞翔的小鸟，阿芒蒂亚，阿芒蒂亚……药品，针剂，那些粗鲁，可怕的治疗，伊丽莎白的手会突然在我的手中抽动一下，大约是痛得紧了。词，又是词，为了争取时间，为了能够再停留一会儿，为了不走。太阳，果实，在杯中闪闪发光的葡萄酒，那分散的单桅渔船的影子，在午后的热气中静静沉睡的阿芒蒂亚城，赤裸身躯下清凉的床单，合上的百叶窗蓝色的阴影。我也熟悉这一切，我曾经就在那儿，和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在一块儿，我就在那片阴影下，在那份荫凉里，在果肉里。战争没有来临，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揽扰过大海的平静广阔。
伊丽莎白夜里死了。我走进房间的时候，看见她的尸体躺在担架上，裹着床单，她的脸非常白，非常瘦，带着平静的微笑，仿佛不是真的。痛苦和生命一起在她的内脏里室灭了。我看了她一会儿，然后我就走了。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填好了所有该填的表，一辆出租一车直把我带至火葬中心，在那里举行告别仪式。那八百度的火炉就这样把曾经是我母亲的一个人在几分钟内熔成了灰烬。接着，我们换了钱，人家给我一个圆的旋盖铁皮盒，我把它放在了我的挎包里。我似乎在这座城市已经好些年了，再也走不掉了似的。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都挎着包在这座城市游荡着，在城市周围的火灾余热里。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也许足找寻盖世太保在这座城市里所追捕的那些阴魂，所有那些被他判了死刑的人，还有那些藏在地窖里，假顶层里的人。那些在斯图拉山谷里被抓住的人，被关在火车站附近波哥·圣·达玛左集中营里的人，还有那些被装上车厢，在夜晚穿越尼斯火车站的，再往北继续他们的旅程到德兰西，大硕，甚至更远到奥斯威辛的人呢？我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走着，无数张脸庞从我面前飘过，被路灯的光照亮的脸庞。男人冲我弯下身，在我耳边低声说着些什么。年轻人笑着，相挽着往前走。还有那些被利比埃尔署长判了死刑的，是他对犹太人下了驱逐令。在海滩上，大海的另一头，城市似乎已被完垒摧毁了，难民营里的孩子和女人望着在平整的大海上渐渐远去的船只。而这里，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在街上来来往往，走过光辉耀眼的玻璃橱窗，他们是那么冷漠，那么遥远。他们转过街角，那里吊着殉难的孩子，就套在路灯楣窗上，仿佛是吊在屠夫的钩子上。
伊丽莎白走后的一天就是火葬，我穿过西灭兹山坡，走在被阳光照亮的寂寂的街道上，闻着柏树和海桐树的气味。汽车间，猫在跑来跑去，乌春鸟肆无忌惮地叫着。在别墅的屋顶上，斑鸠在跳舞。火灾的味道已经闻不到了，现在，天空是万里无云。我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想要看见什么。就好像是心里有一道伤口，我想要看见疼痛，想要并明白我失去的是什么，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把我抛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去。我觉得如果我找到了这疼痛的痕迹，我就终于可以离开了，忘掉这一切，重新和米歇尔，和菲利浦，和我爱的这两个男人开始新生活。而我也终于可以再次开始旅行，谈天说地，去发现新的风景和脸庞，在现在这个时空里存在。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找不到这疼痛来自何方，我便丢失了我的生活和真理。我将要继续流浪。
这些日于以来，我一直在走，背着包穿过花园，走过一幢幢豪华的大楼。接着我在座白色的大楼前停了下来，那楼是那么美，那么静，被太阳的余光笼着。我想要看见的就是它。美丽，神圣，仿佛一座宫殿，周围是法式的花园，花园当中有一个池塘，鸽子和乌春鸟时不时地停下来喝水。我怎么会到现在为止居然还没有看到过它呢？这座房子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可以看见的呀。在马路的尽头，在来来往往的人车之上，就是这座白色的房子，庄严，永恒，永远不知疲倦地追随着太阳从大海这一头落向另一头。
我慢慢地走近了它，小心翼翼，仿佛时间从未流逝，仿佛死亡和痛苦仍然在那里，在灰暗的公寓里，在方方正正的公园里，在千金榆树下，在每一座石膏雕像后面。我在公园里慢慢地走着，我听见砂砾在我凉鞋鞋底吱吱嘎嘎地响着，在周围一片寂静之中，这声音仿佛有一种断然生冷的意味，简直含有隐隐的威胁。我想起了昨天在火车站附近看到的艾克塞西奥旅馆，它的花园，它那巴罗克风格的白色墙壁，它那饰有石膏小天使的进口，犹太人就是在这样的门前排队接受盘查的。但是这里，在这大花园的静谧与奢华中，在这座白色房于的窗扇下，虽然斑鸠和乌春鸟在咕咕地叫着，支配着这里的，仍然是静谧与死亡。我走着，耳边回响的依旧是我父亲的声音，在圣·马丁的厨房里，他在说那些地窖，每天那里都有人在受苦，在被杀，那些地窖都在阴暗的大楼底下，晚上便会传出女人挨打时的尖叫，那些被窒死在公园灌木丛里或水塘里的人的叫声，这些叫声。我们永远也不会把它们和乌春鸟的啼鸣混起来，所以也许得塞上耳朵才能够不去理会。我在宫殿的窗扇下往前走着，那些纳粹军官就从这些窗中探出头，用望远镜监视着过城市的街道。我所见父亲说出了房子的名字，退隐庐，因为每天晚上我都听到这个名字，在昏暗的厨房里，那会儿，由于宵禁，窗户都用报纸堵了起来。而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个名字一直留在了我的体内。仿佛一个令人厌�